作者：杨建民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5年04月29日
胡适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启蒙者之一。在“五四”之时以及以后的岁月，他是怎样过这一天的？
一
“五四”发生的当日，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并不在场。
大约因为教学、写作甚忙，该年前数月，胡适并没有日记或其它杂记留下来。好在他是名人，活动的情况，报刊或其他友人处，还是有记载的。因为在美国时的老师杜威要到中国讲学，作为弟子的胡适便于1919年4月底赶到上海迎接。5月2日，他还在江苏教育会上演讲，介绍杜威的思想梗概。“五四”当日，胡适是在上海度过。“五四”现场情景，还是陈独秀写信简要告知他的。胡适赶回北京后，却十分注意当日活动的记载，搜集了《每周评论》等报刊相关文字。此后多年，一有纪念“五四”的机会，他的描述总是最为细致确切，这都有赖于当时留心收存的这些资料。
二
“五四”之后的一年，学生运动几乎一直没有停息，这叫有识之人有些耽念了。第二年（1920年）的5月4日，胡适参加了北京女子学界联合会召开的“五四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当天的《晨报副刊》，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了一篇胡适后来长期坚持基本观点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此文肯定了青年学生运动的贡献，但他还是认为：“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故这种运动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的。”“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的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在胡适看来，常常的学生运动，可能对青年的精神产生一些不良影响。譬如忘记个人承担任务；养成不事学习习惯；养成随大流行为习惯……他希望学生从这些运动中汲取教训，获得各种，包括“学术的团体生活”“社交的团体生活”“组织的团体生活”等等能力；使将来的各种活动，是有“动议”，有“法定人数”，“发言顺序”，“表决的方法”以及有“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人人要负责任”精神的有益活动。
此后数年的5月4日，社会并不见什么纪念活动，胡适读书写作上课，也似无对此日特别提及。这应当反映了“五四”意义还未充分显现的实况。
三
经过了1927年的繁复的斗争和搏杀，党派之间，军队之间，寻找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似乎显得重要起来。到了1928年的5月4日，纪念或回顾当年“五四”的活动，出乎意料地活跃起来。作为“五四”精神的象征性人物，胡适很短时间“转战”数十里，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两处发表演讲。光华大学演讲题目为《五四运动纪念》。介绍“五四运动”背景和发生情况，占去了很大部分。最后部分，是“五四运动之影响”。影响胡适也分为两部分：直接影响；间接影响。间接影响主要有：一、“五四运动”引起全国学生注意社会及政策的事业。以前的学生，不管闲事，只顾读书，政治之好坏，皆与他们无涉。运动之后，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二、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并且皆用白话。这是先前胡适等提倡新文学的影响显现。三、“五四运动”对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为了让更多民众关心政事，各学校在“五四”后，都创立了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利用晚上时间，由学生义务讲课。结果，平民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四、劳工运动也随“五四运动”到处发生。五、妇女地位也因为“五四运动”的原因，增高许多。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
演讲最后，胡适又回到了先前讲到的一个观点：“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到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这种看法，倘不偏颇去看，的确是正常合适的。结语里，胡适仍高度赞赏了中国的青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
四
接下来一直到1935年，这位“五四”先驱又再次提笔，纪念这次愈来愈显示其意义的运动。4月28日晚，胡适开笔作文，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才完成。他在日记中记述：“今天写《纪念五四》一文，至晨三时始成，凡六千五百字。”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杂志。5月1日看校样时，他还送一份给正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请其转载，可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纪念“五四”》考证了“五四运动”这个词的出处，概况了这次运动有“三种真精神”：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在胡适看来：“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接下来胡适较多地回叙了当年“五四”之前的各种文化思想准备。文章最后，他以这样坚定的话作结：“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由胡适这几篇文章看去，“五四运动”的意义价值，是逐渐显现，通过逐渐认识越来越清晰的。
1937年的5月4日，胡适正在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北京大学同学会在“老万全”欢迎蔡元培先生，同时纪念“五四运动”十八周年。到会者有200余人。胡适在演讲中，情绪激动，“最后竟哽咽不能说完。”（见《胡适日记》）
五
1938年，为争取国际对中国支持，胡适正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活动。5月4日这一天，胡适还在纽约国际饭店发表了40分钟演讲。演讲以1935年写的《纪念“五四”》为基础，为适合外国人了解，题目改为《五四的故事及其意义》。
当年，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此后数年为争取国际，尤其美国的援助，做出了巨大努力。几年间，在国外的他没有时机关注“五四”了。一直到1942年，他在华盛顿对国内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讲《纪念“五四”》。此时此刻来纪念“五四”，胡适当然激动：“我在这整整五年里，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文字，没有发表过一篇国语的演说。今天有这机会向全国广播，我感到十分高兴。”
胡适真是一个善于演讲之人。他最后用简洁而富有鼓动的文字说：“这廿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了的。但是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重新建树起来的。……全国的青年，全国的同胞，不要忘了我们的朋友罗大总统（按：罗斯福）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在这辛苦血汗的抗战期间，都应该想想我们国家民族在将来的世界上可以负担的责任。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
虽然中国在战后途径走向发生重新择选，但胡适的这篇演讲，对鼓舞国人士气，无疑有重要作用。
六
1947年时，胡适已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当年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为纪念“五四”举行晚会。胡适出席并发表《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的演讲。5月4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的文章。文章基本复述了前几次纪念文章的内容，只是特别强调：“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
第二年（1948），国共之间开战。胡适此时对“五四”的态度有发展。5月4日当天，他在南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虽仍然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的运动”但却以为后来政治性“格外加强了”；并认为“政治化的运动未免过早”。“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潮的基础上。”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5月4日时，胡适还在美国活动。此时此刻，他也许没有了谈论“五四”的心情。之后很长时间在美国，胡适简淡地生活着，一边进行着《水经注》的学术研究。在1952年5月4日的日记上，他黏贴了一页剪报：《愤慨和感慨》，作者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罗家伦。此外无一言。另有数年的日记，5月4日那一天总是空白。是无物可记，还是有意回避？就不可知了。
一直到1958年，已经67岁的胡适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到了5月4日，他出席了北京大学同学会的纪念集会，还发表演讲，讲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过了几天，他读到了女作家苏雪林的一篇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章，写一信回复认为：“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了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胡适的最后几年中，他仍然有机会参与“五四运动”的纪念。1960年，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之邀，用与记者对谈的方式，发表了颇长的一篇谈话《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当记者问：“‘五四运动’有人比作‘文艺复兴运动’”时，胡适用了很大篇幅讨论叙述了白话文的兴起，他认为五四运动充分运用白话文，这是“它”帮助了“文艺复兴”的地方。“但是，‘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什么原故呢？……因为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所以从此之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就变质了，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
之后到1962年胡适逝世，这位“五四运动”的先驱，没有机会发表他对这次运动的理解和新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