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洲
一代学人谢国桢去世三十二年后，凝聚其毕生心力的《谢国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终得出版。《全集》煌煌十巨册，四百九十万字，涉及史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学、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不仅集中展示了谢国桢一生的学术成就，反映了其学术的深度与广度，更以其扎实的朴学功底，为以释古为精髓的“清华学派”，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
谢国桢的学术起步于清华园，而梁启超之于他的影响尤为关键。在《我的治学经历》等文中，谢氏谈到了梁启超先生对他的关爱和引导。近百年后的今天，追溯并拼接他们之间的这段师生情缘，依然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也启人深思。
谢国桢, 字刚主，1901年生于河南安阳。十八岁时到北京，投考北大，三年未中。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以优秀成绩毕业，毕业论文是《清代学术史征》。谢国桢“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仅在私塾中念过几年书，不过是‘子曰’‘学而’那一套陈腐的东西”（《我的治学经历》）。进入清华国学院，是他步入学术殿堂的开始。他在《自述》中说：“终于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而且侥幸名列榜首，承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先生的教诲和指导，从事研究历史，尤其是明清史和目录学，得以稍入门径。从这时起，直到今天，这是五十多年来一直遵循的道路。”
在清华期间，谢国桢与梁先生的具体交往细节，除了梁任公为其论文指导老师外，没有更多的资料可资考证。但国学院师生间融洽的关系，见于学生回忆录中的片段则所在多有。蓝文徵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中，对此有一段深情的描述，可助我们了解当日师生之间的情谊。他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和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因同学分研中国文、史、哲诸学，故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孙敦恒所著《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一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特辟一章《师生情谊》，对国学院的师生之情、同学之情，加以细致勾勒，洵为高明之举。
谢国桢与梁任公的师生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曾馆于天津“饮冰室”，担任梁家的“家庭教师”，教梁先生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我们无从考知，梁启超为什么单选中谢国桢到家中承担此事，是因为谢氏的为人，还是他第一名的成绩，抑或毕业后的没着落？据吴荔明教授《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所记，梁启超游历欧洲后，自身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事业的重点转向对国民的基础教育，着重办学办报、到各地演讲，对子女直接教诲的时间不多，其时梁思达等正上初中，为了充实他们在国学、史学等方面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在家补课。作为他们的家庭教师，谢国桢教思达、思懿等读《论语》、《左传》及唐诗等，并指导他们临摹碑帖，练习书法。
在“饮冰室”期间，谢国桢除了教思达、思懿诸人读书习字外，随梁先生从事研究，努力深造，也是重要的内容。他回忆道：“当时我还年轻，要教育儿童，从事科研编纂的工作，真是栗栗畏惧，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可是梁先生性情豪爽，对待学生如子侄一般，和易近人。茶余饭后，他最喜欢谈天，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听了忘倦。”（《我的治学经历》）“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笔记之。”（《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后记》）从这些记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日“饮冰室”中他们师生朝夕相处，情同父子，相与论学的怡然之情。那篇著名的《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一文，即缘于梁先生的一次即兴谈天。谢国桢记述云：“还记得这年夏天（按：指1927年），一次吃过晚饭之后，在院中乘凉，在楼前的林荫当中，呈现了一钩小月，清风徐来，先生兴致怡然。在座的有同学吴其昌、梁廷灿诸君，我率然而问他戊戌政变的经过，梁先生非常高兴，他从容地为我们讲他少年时在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先生读书，由戊戌政变一直讲到蔡锷在云南起义，一口气讲完，望眼东方已现出鱼肚白了。我稍睡片刻，醒来后就写了一篇《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登在《益世报》上。”（《我的治学经历》）
在梁先生讲授和指导下，谢国桢开始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并搜罗相关资料，动笔撰写《晚明史籍考》一书。是书八十馀万言，1931年出版后，即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柳亚子称赞此书“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谢国桢也由此奠定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
谢国桢在梁家教馆不过一年时间，第二年夏天，梁启超先生把子女送到南开中学上学，并把谢国桢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不久，又让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临行，梁先生将他收藏的影印本《淳化阁帖》送给他，并题字留念。谢国桢之后邃于版本目录之学，并以之名世，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这段经历也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谢国桢的学术之路，是在梁任公先生的悉心引导下走出来的。
谢国桢与梁启超的师生情谊，不过是国学院师生情的一个缩影，受惠于任公先生的非止一人。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说道：“梁对学生很关心，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的，梁了解到我们生活有困难，就让我们给松坡图书馆编目录。……谢刚主、刘节、王力等人都参加过编目工作。”（《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对梁思成说道：“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他热爱、关心子女，并倾注了其全部心血，一生给子女的信自1911年至1928年就有400多封（见林洙《梁启超家书·后记》）。梁启超将舐犊之情移于自己的学生，对待他们也一如自己的儿女一样，从各方面关心国学院众弟子的成长。有这样的老师，对包括谢国桢在内的清华学生而言，确是人生之大幸。
梁启超对学生呵护备至，学生自然也对其敬爱有加。毕业后，星散各地的学生无时无地不在牵挂着自己挚爱的老师。1928年12月1日，徐中舒、程憬、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国学院学生，得知梁病重住医院，即联名致书，恳切慰问：“任师夫子大人钧鉴：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恙大减，则粲然色喜；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暑假中得刚主信，称师座近况佳善，息影著书，私心窃喜，以为稍养数月，或能痊愈矣。今为时不过三月，乃报忽载病重入协和医院之说。诚然此信非虚。惟此间同门所急欲知者，即师座病为旧疾复发耶？抑新恙乍添耶？饮食行动尚能如常否？尚祈师座有以示之。师座以一身关系国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虽较黯淡，而全国学术待师座之整理，全国学子待师座之指导者极多。……尚望师座节忧寡虑，清心静养，留得梁木，为他日用。”（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恳切慰问之情、仰望祷祝之意，跃然纸上，今日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著名教育家夏丏尊曾说过：“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就是一种“爱”的事业，需要役于斯者全身心的投入。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初入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学业上，十分需要有先行者加以指导。如当下体制中的一些所谓的“导师”，或被迫或自愿，汲汲于课题、项目、核心期刊，整天忙于做“空中飞人”、媒体明星、会议专业户，而少有心思在学生身上。很难想象，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什么的人才，更无从赢得学生及社会的尊重。
陈平原教授在《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中云：“谈及国学院的贡献，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作为教育机构，一所大学回馈社会的“成果”或曰“产品”就是其毕业生，学生的成就与学校的声誉息息相关，没有芬芳的桃李，再优秀的园丁也只能徒有其表。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实际存在不过短短的四年，然而，她之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中国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实在是至深至远，余响不绝。国学研究院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具有古代书院色彩的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想必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清华国学院远去了，但它的背影很长，留给后人的思考，也很多很多。
（原载《文史知识》，2018年第3期。发表时篇幅所限，最后两段未刊登，今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