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祥
我的名字叫陈书祥，是爷爷陈仲芳给起的，书祥是“书香”的谐音。由此可见爷爷对孙子女的期望。从爷爷开始走入清华，我家几代人承清华之泽，终于从农村走入城市，满身的煤烟味淡去，增添了几缕书香。这百余年中，我的家史也是很多人生活历程的写照吧！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成长也须臾没有离开过清华园！
1917：爷爷成为清华学校的员工
爷爷的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在城营村。1952年全国行政区划归北京市。爷爷出生于1893年，家境极为贫寒。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爷爷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贫困如洗，地还是没有一垄，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在又黑又累的摇煤中无意之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爷爷就只身一人前往清华学校。
这一年是1917年，当时爷爷23岁。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诚实、肯干，技术好，还真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那时的烧锅炉全部是体力劳动。每年的11月15日开始至来年3月15日整整四个月的供暖期，爷爷同自己的工友们两个人抬一个大筐。这个筐能盛煤200多斤。全凭肩膀把煤抬到锅炉前，然后用铁锨根据火候一铲一铲地扔到锅炉里。煤烧透后变成的煤渣再装进大筐，一筐一筐地抬出去。一天下来浑身上下全是煤灰，眉毛上、胡子上、鼻孔里、耳朵眼，甚至嘴里全是煤灰。其它的时间相对固定在一个锅炉房，专职烧小茶炉。总之一年四季爷爷就是跟锅炉、煤、水打交道。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被迫迁往云南。爷爷也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民族气节。爷爷和奶奶带着爸爸回原籍种地，因为爷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不给日本人干活！这是爷爷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讲过的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也表达了他离开清华大学8年的原因。正是这发自内心的信念支撑着他的行为。爷爷回到原籍后的第二年，翻建了原来的两间半土坯房，盖成了灰砖到顶的砖房。房顶也不再是花秸泥，染成了青灰顶，又置了十几亩土地。
清华让爷爷从一个穷困没有土地的无产者日子殷实了。这竟也埋下爸爸惨剧的一个重要诱因。当时，爷爷在爸爸的身上继续下功夫，还是让他上学念书。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清华大学又重新迁回北京。这一年的冬季，爷爷也奉召又一次返回清华园，重新做锅炉工。
爷爷长期在清华大学工作，虽说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但在校园内科学文化的氛围熏陶下，总希望自己的儿孙辈们也能成为一个文化人。
1951年暑假，爷爷只把我一个人从原籍带到清华大学，报名上清华附小一年级。我们在前门老火车站下的车，刚一出站台，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爷爷怕我被雨淋着，雇了一辆三轮车。一直到了清华园。
在我上小学念书的最初几年，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每晚必定在我旁边看我的作业，不看别的，只看“√”和“×”。“√”多爷爷就高兴，还会说几句鼓励的话。什么再努力呀！要听老师的话呀！等等，脸上一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作业上有“×”，爷爷一定会不高兴，但从来不会打我，会说以后可不能再有“×”啦！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督促我做作业，坐在床边看着我把作业做完。
1952：爷爷把家搬入清华园
1952年夏，清华大学分给爷爷三区50号两间平房，从此结束了爷爷和我都吃住在锅炉房的游击生活，总算有了一个家。这一年的冬天，爷爷把奶奶、爸爸、妈妈也一起接来，三代人同住三区50号。从此在清华园扎了根。
我是1951年9月1日上的清华附小，开始我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同其他同学比显得土里土气的。三年级时，我被选为中队长。左胳膊上戴着“两道杠”，可神气了。我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被批准直接保送清华附中。
清华园给了我无忧无虑的儿时生活。孩童时期，清华园对我就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几乎无所不去，无处不钻。如上树摘桑椹，摘海棠，打核桃，上房摘鸟窝，用弹弓打鸟，下河摸鱼，为了拍三角可以跑遍清华园各个楼捡烟盒，用来叠三角，为了玩撬棍也会跑遍清华园大小道路捡冰棍棍儿。
1957：我在清华附中读初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爷爷到了退休年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退休人员，当时清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退休人员都要搬出现有住宅，到校外去租房住。终于有一天，爷爷对他们大声嚷道：我搬！我明天就搬！我离开清华，我让我儿子也离开清华！接着又指指我，摸摸我的头，并把我拉到他身边，当着房管科的人员又大声说道：这是我的大孙子，总有一天他会回到清华大学的。可见爷爷嘴虽然很硬，但内心对清华有一种割舍不断的亲情。当时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心里也暗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留在清华园。不久我家仅凭人抬肩扛把家搬到了当时蓝旗营108号。
1957年9月1日我上了清华附中，校址就在现在的附小。当时附中、附小都在一个地方，附小在后面的平房，附中在前面的两座二层小楼。我们这年级共有四个班，分甲、乙、丙、丁，我是丁班的。我今天仍记得我们这个班共有54个人，我的学号是初57446。校长是孔祥瑛老师，第一任班主任是王蒂瀓老师，那时的初中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一些人、一些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开学之后要交各种费用，学费是最大的一笔。我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找到了校长办公室，敲开门，只见校长孔祥瑛老师微笑着，叫我坐下，轻声地问我什么事？我原原本本地，一五一十地把家中的情况说了，孔校长又微笑地摸了摸我的头说：免你的学杂费。只见她拿起桌旁的笔和纸，写道：郑德漪老师：陈书祥家庭生活困难，同意免除学杂费。请办。祥瑛 1957.8.31.
1958年的暑假，我们班在大学生辅导员的组织和策划下开展真正的夏令营活动。当时借来了两顶帐篷，又从大学食堂借来了两口大锅，带上其它的锅碗瓢勺等，全班同学硬是通过肩背、背扛，又带着米、面、油、盐、酱、醋，一路上大家又说又笑，走到了夏令营的目的地——香山脚下一个半山腰的地方。白天我们满山遍野地去抓蜻蜓，逮蝴蝶；中午和晚上，我们用捡来的柴火烧水做饭，有时捞米饭，有时做烙饼，有时抻面条，我们还包了两顿饺子。虽然没有什么色香味的讲究，但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晚上男女生分别住在两个帐篷里。夜间我们还排了值班的，负责站岗放哨，在帐篷附近巡逻。这次夏令营一共十天，我们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无论学校搞什么样的评比和竞赛，我们班都是响当当的第一名。
1958年，学校与海淀大队大石桥生产队合作，由生产队出地，出技术指导，学校出劳动力。生产队划出了附中南墙外，也就是现在西南楼这片地。生产队派了两位农民担任队长，学校安排每周每天有一个班停课劳动。这块地原本是旱地，高低不平，同学们仅靠一双手，和简单工具生生把这地给整平了，变成了菜地。生产队还在这块地的西侧打了一口土井，安上了辘轳，可以把井水汲上来，用来浇地。我们班被安排每个周五的全天劳动。种的菜品种可多啦，有油菜、小红萝卜、豇豆、架豆、西红柿、大椒、小辣椒、茄子、黄瓜、大白菜、小白菜。收获的时候由生产队用马车拉走，有时也低价卖给老师和同学们。
我们班不仅在周五这一天把生产队的地种好管好，还单独在学校西边一条沟的旁边也开出一片仅属于我们班的“自留地”。边上有一条水沟，沟里常年有水，但是不深。我们班愣是在沟边平整出一块地来，大约有半亩地。所得收入归班费，用来搞班级活动或者补助给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同学。
1958年全国各地的各行各业都掀起了一股大跃进的狂潮。当时学校停课，我们跑遍清华园，到处捡砖头，就在教室前面的小操场上挖坑，砌砖垒成炼钢的小高炉。我们还到处捡废旧钢铁。有的同学还把家里旧锅、铁勺等也拿来了。又到处捡劈柴、木棍放在高炉引燃，等火着旺后再把废旧钢铁扔到小高炉里，用铁杵不停顿地捅小高炉里的劈柴和废旧钢铁，火小了就加柴。如此反复，几个小时后火灭了，已融化了的废旧钢铁在小高炉的底部结成铁疙瘩。完全冷却之后拿出来，据说这就是钢。就这样不知道反复折腾了多少天。有一天，全校师生集合，排好队，由校长和老师带队，把铁疙瘩放在一个盘子里，上面盖着红布，一个同学把它放在胸前，有时敲锣有时打鼓，浩浩荡荡地朝工字厅走去，向党委报喜：初中生用小高炉也能炼出钢来，为1070万吨钢做出了贡献。回过头来，想想这场闹剧是多么可笑和无知！
1958年，当时把麻雀和苍蝇、蚊子、臭虫并列为四害，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除四害。开始时一人一个苍蝇拍，打到苍蝇，还要把打死的苍蝇装到玻璃瓶里，拿到学校，老师亲自数一数，把全班同学打死的苍蝇做一统计，记录下来，以便上报。再挖坑埋掉。后来发展到停课消灭麻雀。我们班被分配到1-8公寓一带，两三个人一组，手里拿着锣或家里带来的搪瓷脸盆，一个劲儿地不停地敲打，或不停地叫喊，总之就是要到处有响动，使麻雀不停地飞，不让它们吃食，不让它们歇息，通过这种全民运动的天罗地网让它们饿死、累死。我就亲眼看见过有的麻雀飞着飞着，“噗嗤”一声突然掉在地上，死了！在当时就有的专家、学者经过解剖指出：麻雀虽吃粮食，但更多的是吃害虫，所以是益鸟。但科学家说的话没有用。
我还参与了挖清华西湖游泳池。那时没有大型机械，只靠人工，大学动员全校教职工、大学生乃至中小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工具也就是铁锹、钉耙、四齿镐、和扁担加竹篮等简易的工具。前后大约挖了两年，我们参加义务劳动的次数可多了，不仅白天去，有时晚上也去。那时的人也邪了，咋就不知道累呢？由于附中学生参加了挖游泳池，在游泳池建成的最初几年，对中学生是免费开放的，也算是对我们当初义务劳动的一种奖励和回报吧！
奶奶1958年年初就去世了，享年65岁。1959年年初，爷爷也去世了。爷爷的逝世对家里的影响太大了：第一，家里的主心骨没了。第二，家庭少了一个人固定收入。俗话说，祸不单行，爷爷奶奶去世是对我家沉重的打击，接着又来了一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灾难。
1959年的春末夏初时节，一个星期五的上午9：00左右，北京轮胎厂（位置大概在现在的蓝旗营工商银行北边一点）着火了。东西方向20间民房，南北约200米的范围内成了一片火海。我家是正距轮胎厂的第二家。消防队赶到了，但附近没有水源，火一直到下午才被扑灭。我家仅抢出两条被子。后来在理赔时赔偿我家180元。班主任张葆霖老师，学校负责总务的郑德漪老师代表学校还专门看望我家。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几天下来给我家送来很多衣服、被子、锅、碗、瓢、勺等日常用品，还亲手交给我妈380多元。这些钱都是同学们一分、二分、一角、两角……凑上来的，在当时来讲，无论是180元，还是380元，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不仅解决了我家的燃眉之急，而且还添置了一些日常用品。大火无情人有情，我爱我的老师，爱我的同学，更爱我的学校，深深地感受到到处充满了人间真情。
1960：我成了清华附中第一批高中生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我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成为清华附中第一届高中生。共6个班，我是604班，学号是高60416。
扩建后的清华附中，大学党委和附中领导勾勒出一幅美好的蓝图。蓝图是美的，令人十分向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定于1960年9月1日启用的教学楼被迫停工。高高的脚手架依然支在那儿，却不见建筑工人的踪迹。一拖再拖直至1961年9月1日交付使用。这时我们已经是高二了。
高一这一年，我们上课的地点不断地变换，今天在南面附中上课，明天也可能到三院去上课，后天也可能在二院上。当时有人戏称我们是清华园里的游击队员。后来大学把西大厅附近的部分小宿舍改造成临时教室，我们的上课地点才变得相对稳定下来。
一上高中，我担任了高604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的内容不仅多，而且范围很广。班上的具体事务要管，学校面上的事也要协助。当学校有较重大活动时还要跑前跑后。当学生干部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锻炼。如果说我还有一些工作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我学生时代长期担任干部有很大关系。热心肠、责任心也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我家的实际情况学校非常清楚，很快学校就批准我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生活费落实了，并免交学费。
高中三年很多同学都患有浮肿病，我也不例外。两条腿，特别是靠近腿腕子的部分，一摁一个坑，半天恢复不了原来的样子。很多同学晚自习后回到宿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开水冲一点酱油喝到嘴里，以缓和一点饥饿感。
宿舍就安排在西大饭厅附近的小宿舍。一间大教室里冬天只有两个大花盆煤球炉，分别放在教室的两头。有时劈柴有点湿，生火时我们半天引不着煤，弄得宿舍楼道弥漫着煤烟，呛死人了。
1963：高中毕业我留在清华工作了
1963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了1960年以前的水平。这一年的4月14日，我妈妈又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弟弟。
7月份我放弃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我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清华大学。实际上是留清华附中，做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我成了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的第一人。
我从7月份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开始，就首先从照澜院买一瓶玻璃瓶装的纯奶粉和一瓶糕干粉，再由妈妈掺白面搅合在一起打成糊糊，一口一口地喂两个小弟弟，然后将工资全数交给妈妈，直到我结婚后有了孩子依然是这样。从此我成了我家唯一有正式工作，又有固定收入的人，是全家人的依靠。
从1963年7月到1966年8月，我们家虽然经济上仍很困难，但还是平静的。实事求是的说我家的经济状况全校老师们，20多年老师们支援我的粮票有上万斤之多。我要感谢是他们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无私地把自己的粮票给了我，才保证我们一家老小吃饱。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有时他们是冒着“同情狗崽子”、“拉拢腐蚀青年教师”的罪名，仍想方设法递到我的手里。她们是我们家的恩人呀！
留校后学校对我特别信任。附中首届毕业生一炮打响，升学率87.5%，以万邦儒为首的校领导当然高兴。按照他们的蓝图，清华附中要在九年的时间实现三级跳，达到全国一流、世界有影响的学校。1963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是第一跳，可惜由于文革的爆发，清华附中仅跳了一跳。但仅这一跳，就足以说明清华附中在过去的三年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改革是成功的，是行之有效的，清华附中确实在德智体美方面取得了全面的丰收。如1965年清华附中包揽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全部四项冠军；由王玉田老师编导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也称“小东方红”，在全市各大影剧院演出上百场。以后还在文坛上出现了史铁生等一批中青年作家。
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协助赵晓东老师修教学楼前的操场。但当时教学楼前的空地并未平整，既堆物堆料，又高低不平。到了1963年暑假，学校决定把楼前的空地平整成有400米跑道的操场。全校同学也参加义务劳动。同赵老师一起拉线，划跑道、大小足球场。整整忙活了一暑假。楼前的操场也有了雏形。从此结束了附中无操场的历史，也为附中后来体育的腾飞打下了场地基础。
我同时还担任很多工作：团委委员，少先队总辅导员，学生宿舍管理员。初644班的政治课。这一时期我还提出了入党申请。正在我满怀信心和激情朝人生目标不断完善自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29—1966：爸爸的一生
我的爸爸陈彦荣，1929年出生于清华大学东边的一个小村落——西柳村，即现在清华园内的设备厂附近。6岁时开始在西柳村小学念书。爸爸有一个好身体，身宽体壮，身高达1米80左右，平时就一种发型——平头。听老一辈爸爸的同事们说：爸爸可以把装有200斤的大筐从地面扛到地下室的锅炉房，可见爸爸的身体确实很好、肯干、从不惜力。
1946年在爷爷回到清华大学时把他带来了，当了一名抬煤工。后来烧锅炉。
我爸爸所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粗活，什么抬煤、抬煤渣，钻进刚刚熄火的锅炉内清膛，搬运角铁等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爸爸从来也不叫苦叫累。
爸爸一生生活非常简朴，从蓝旗营到北京钢铁学院乘31路公交车，单程仅0.07元，但爸爸也舍不得花，宁肯上下班步行。
爸爸会抽烟，也会喝酒，但抽的是旱烟，很少买卷烟。平时从不喝酒，只有年节或家中来客人时才陪着喝一点。
“文革”中我爸爸出事后，爸爸同事说：“你爸爸那样若一直在清华大学干下去，不仅肯定会转正，这样的事也不会出了。”红卫兵们狂热地上街扫“四旧”并没有扫到清华园来。可见这也是惨案的诱因之一。
爸爸短暂的一生，老老实实、清清白白，竟连骨灰也没有留下，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他诚实、诚恳、厚道、简朴，还有一种骨气，宁折不弯，我永远惦念他！
1993：我拿到了大专文凭
爷爷的书香之梦做了一辈子，我也始终牢记在心。在几十年命运的颠沛中，人生的坐标依然鼓舞着我。从1988年开始，在教学教育任务都很繁重的情况下，我依然报名参加了“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学习，走上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自学之路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道路，更是对一个人意志和毅力的考验。为不影响工作，每周三小时的听课时间我都选择周日上午9:00——12:00，骑自行车往返劳动人民文化宫，要3个小时。这期间既有丰收后的喜悦，更有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酸甜苦辣。
大家都知道，自学高考是难度和信度都很高的国家级考试，对于学生来讲必须全面把握教材，任何侥幸的心理都是无济于事的。
总之，经过四年的拼搏，我克服了工作重、课程多、难度高、年龄大、记忆力差等许许多多困难，1993年我整整50岁，也正值爷爷诞辰100周年这一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我获得了由北京大学、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的毕业证书。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奋斗后的成功是最美好的享受。”当我接过毕业证书时，仿佛闻到了书的芳香。“书香”的芳香味儿也飘起来了。我想如果我的爷爷九泉之下有知，他老人家也一定闻到了。
这百年清华之泽绵绵，爷爷的书香之梦终于实现了。
2014年夏于清华园
（原文刊载于《校友文稿资料》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