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档案馆 钱丹红
王国维先生遗书
王国维先生遗照
1927年6月2日上午，距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王国维看完学生试卷后，独自离开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人们在他的内衣口袋中发现了一封遗书，背面写有：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注：王贞明是王国维三子），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次世变，义无再辱。……”一代国学大师，在新旧制度变革和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中，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了结此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王国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的第一位导师，在他短短五十载人生里，其中，1925年—1927年是王国维在国学院执教的两年，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
国学奇才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国桢，字静安（庵），又字伯隅，号礼堂、人间、永观、东海愚公、观堂等。清光绪三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1896年与莫氏（其名不详）成婚，有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莫氏离世后，王国维于1908年，和继室潘丽正完婚，有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王东明、王松明。共有6男2女，其中长子早逝，2子（三子、四子）和2女4人去了台湾，另三子（次子、五子、六子）留居大陆。
王家是当地书香世家。早在少年时代，王国维就是赫赫有名的“海宁四才子”之一。王国维7岁就读于邻塾潘紫贵先生处， 16岁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的成绩中得秀才，入州学后，学习前四史和骈散文。21岁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22岁到上海，23岁由罗振玉资助，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高中学习，24岁回国。期间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学习了日、英、德等外国文字，一开始沉迷于科学，而后醉心于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并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学说颇有研究。30岁后，研究文学，对唐宋诗词和宋元戏曲非常精通。中年后，专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钟鼎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曾历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教育世界》编辑，还先后在通州师范学堂和江苏师范学堂任教。1925年，清华委任吴宓筹办国学研究院，经胡适推荐，在征得溥仪同意后，王国维受聘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与后来的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世人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国维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史学、古文字学、哲学、文学、考古学，以及教育学和美学诸方面均有重要建树，郭沫若曾说：“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在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在学术界声望极高，新学旧派对他都极力推崇。据说，胡适由衷敬佩的一流学者中首推王国维，因此在得知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之际，胡适力荐王国维担任导师。身为国学院同事的梁启超也认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
清园执教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大学部的同时，又增设了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与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并列为清华学校三大部之一，是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原定计划研究院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待后续经费跟上后再添设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科目。但实际上，研究院始终只有国学一科，因此，习惯上又称研究院为国学研究院（注：后来因王国维和梁启超的离开以及其他原因，国学研究院于1929年被撤销）。1925年2月12日，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清华非常重视延聘优秀师资，当时的曹云祥校长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等，积极物色国内著名的学者来校任教。经胡适推荐，1925年2月13日，吴宓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来到北京城内织染局10号，恭请王国维先生出山。吴宓对王国维的礼遇，让王觉得清华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尊重。因此，他答应考虑清华国学院的邀请。在应允来清华任教前，他还特地赴天津请示逊帝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最终决定来清华任教。所以，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学校曾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王以无意行政事务坚辞，最后只任专职教授。此后直至去世，王国维人生最后的时光均工作、生活于清华园。后来，国学院又陆续聘请了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三人。在国学院短短两年里，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一道，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也在中国国学史上镌刻下令后人仰望的高度。
王国维接受国学研究院的职务后，于1925年4月18日携家人一起搬入清华西院16号和18号（1933年西院扩建后，旧西院16号、18号调整为西院42号、43号，沿用至今），据说这是学校的特殊照顾。两套住宅皆为独立小院，两院紧邻，坐北朝南，朱漆门窗与廊柱，灰色瓦顶，为典型的北方四合院。
据王国维之子回忆，家人饮食起居都在18号院，16号院正房西屋为书房。三面墙壁都是高及屋顶的书架，放满了线装书，内间小室也放满了书。书房南面窗下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落座。藤质躺椅一只置于书架间空地，疲乏时或思考时备用。“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而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做学问上。除了去琉璃厂看书购书外，他极少进城。他的爱好就是读书。父亲每天上午去研究院，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消磨在书房中读书和写作。常见学生们三五成群前来，就教于他，也常有国内学者友人来访。”中央客厅仅有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东间为塾师授课家中子女处，内放几张小木书桌和老师的床铺，曾聘清华的一位陈老师（罗振玉四子之内弟）做教习。为不打扰先生研究，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王国维的夫人侍弄花木，满院生香。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生学业分为普通讲演、专题研究两项，王国维讲授与指导研究生主要是在上古史、中国史学、小学、经学等方向，主讲《古史新证》、《说文》、《尚书》等课程。学生眼中的静安先生，学问笃实，但拙于言词，截然不同于梁启超、赵元任两位导师授课新活奔放的风格。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他的学生、史学家姜亮夫回忆，他授课之专深，“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
在清华经历的人生最后两年，是王国维精力充沛、学术研究成熟，著作彪炳之际。在国学院的两年内，他的学术研究，由《耶律文正年谱》（耶律文正即元初名臣耶律楚材）转入《蒙古史》和《西北地理》，致力于四裔（四方边远之地）金石文献之考证；先后完成《西辽都城虎斡耳朵考》、《月氏未西徒大夏时故地考》、《孟鼎铭文考释》、《克鼎铭文考释》、《蜀石经残拓本跋》、《宋代之金石学》、《金界壕考》、《鞑靼考》、《萌古考》、《黑车子室韦考》等近四十篇著述。这些著述后来大都分别收入《观堂集林》、《别集补遗》等书中。由于教学上的需要，他曾把1917年前后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殷商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文整理成《古史新证》一书。1926年，还将《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圣武亲征校注》合为一书，书名为《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此书由清华国学研究院印行。
教育创见
在中国教育史上，王国维第一次开创性地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完全之人物”的教育思想，这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年代，不亚于一声春雷。
根据1903年8月《教育世界》所载，王国维提出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完全之人物”，就要对其进行“心育”和“体育”的培养。 “智育”是对智力的培养，“德育”是对意志情操的培养，“体育”是对身体的训练，“美育”是对情感和审美的培养，对于“完全之人物”而言，此“四育”不可或缺。
德育 王国维指出，德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中心。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是以道德为先，道德重于知识，所以古今中外的教育是以道德为中心。 “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的福社，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只有知识缺乏道德修养，人是不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也不会安宁。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智育 王国维认为，知识的广度应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他又将知识分为理论和实际两类，并提出实际知识先于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产生后，又成为指导实际知识的根本。这其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两次飞跃”理论高度类似，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王国维还创造性地提出，理论知识是人天性所要求的，实际知识是人为了适应社会必需的。
体育 王国维很重视体育，把体育列为完全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视为实施心育的物质前提。他提出，体育对人有三大利好，一是锻炼身体，提高生活质量；二是可以训练道德修养；三是增长知识。我国古人向来看中读书，而如此重视体育的学者实属不多。
美育 在那个年代，我国对美学美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而王国维先知先觉，他提出美育具有独立的超功利性，其价值也存在于美之本身，而不在其外。这种美育观来自康德的美育思想。他认为艺术在道德上唯一的功效，是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把人的精神提升到更高的纯洁完善之境。因此，美育一方面可以丰富人的情操，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德育和智育的手段。
王国维认为，德、智、体、美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将德、智、美育并行，再加上身体的训练之体育，才可以培养出“完全之人物”。这一教育思想后来被蔡元培发展成为“完全之人格”的教育思想。
在王国维去世前，国学研究院有两届毕业生；在他去世后，又办了两年，毕业生共计60多人，大部分人后来奋斗在教育战线，他们中的很多人均是德才兼备的学术名家。王国维的教育理念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教育界的先锋，其在清华园里影响深远，并广为流传。
（原文刊载于《中国档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