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前段时间，有缘淘到一位老清华人的几份史料，让我读到了一段耐人思考的人生。
史料的主人名叫谌亚选。我收藏的史料中，有一份他手写的简历。他把自己的一生以“参加革命”为界标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清华大学肄业，学物理，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一些工作”，“于1938年经重庆新华日报介绍去延安”。后一段，在陕北公学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中有一句格外引人注目“在鲁艺时，参加过洗星海所有在延安的作品的演出活动”，暗示着音乐构成了谌亚选延安生涯的主旋律。
谌亚选手写简历照片（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查清华校史，1934年清华在北平、上海、武汉、广州设了四处考场招录新生，报名者3500余人，录取数约为报名人数十分之一。谌亚选是南昌人，我目前未能查到他在哪一处考场参加的入学考试，但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三年度入学考试录取学生名单》中60名一年级“备取生”里可以看到谌亚选的名字。在清华校史上，这一年录取的学生称为“第十级”。同级生中，有历史学家何炳棣，还有后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姚依林。
谌亚选（左）在制氢（图片取自《从延安走向北京 1935-2001》，P133，由作者提供）
彼时，日寇侵我东三省，狼视华北，山河变色。朱自清先生为本年入学的新生所写“级歌”，便有“举步荆榛，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之句。身逢乱世的谌亚选们，本应在1938年毕业，但1937年清华就南迁了。“第十级”清华人中多有中途肄业、投笔从戎者，据后来统计，全级二百八十余人真在1938年毕业的不过百余。谌亚选应该就在这股从军大潮中离开学校，去了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和化学家陈康白、屈伯川等人一起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1940年9月1日，自然科学院正式开学，设大学部、预科和补习班，谌亚选在物理系任教。谌亚选的物理教得怎么样，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记载。但据学生回忆，这位老师经常教他们音乐，还指挥他们唱整部的《黄河大合唱》和一些苏联歌曲。
冼星海1939年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图片来源于网络）
实际上，现在物理老师、当年的物理系学生谌亚选最热爱的事业正是音乐。追溯起来，他的音乐教育得自于库普卡（Kupka），这位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音乐家曾担任清华乐队的指挥，并教授学生西洋音乐及乐器，从清华走出来的多位音乐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姚依林的姐姐姚锦新便为其中之一。我猜想，到延安后，谌亚选给自己规划的人生也是在音乐方面得到发展。正因为如此，经过陕公分校短期学习后，他就转入了鲁艺音乐系四班当了学员，时间约在1939年前后。毕业后，又被后来担任中国音协第一届主席的吕骥相中，与梁寒光、李凌等一起进入高级班继续深造。在这里，他们亲炙洗星海等音乐大家，艺术更加长进。
对于谌亚选来说，这段岁月的意义还在于促使他反思在清华受到的西式音乐教育，影响极为深刻。我藏有一封上世纪80年代谌亚选写给评弹艺术家吴宗锡先生的信。在信中，他自陈，“早年是个洋音乐的盲目崇拜者，后来到了延安，接受了冼星海的音乐教育，……比较注意民族音乐特点和规律的学习”。借鉴西洋音乐，推动民族音乐发展的思路，也成是谌亚选一生的主张。到了晚年，他又致力于曲艺，希望从中发现民族音乐的奥秘。他不辞辛苦，南下苏州、上海，实地考察，与苏州评弹研究会及曲艺艺术家广泛交游。80年代中期，他撰文提出，中国新歌剧创作应向说书人“问路”。因为，在中国的戏曲和 曲艺中, 尤其是在北方大鼓 、单弦、南方弹词、清音等富于音乐性的说书艺术中 , 有新歌剧取之不尽、用之不蝎的可供参考运用的材料，主要是各种各样的说书调。其实，早在1947年，谌亚选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庆祝管弦乐团成立》一文，这也是目前我能找到的他公开发表的最早文字。在文中，谌亚选提出，要采用和接受欧美乐器的发展成果，把中国的民歌变成生动有力的管弦乐曲，使之更适合群众的需要。
1946年7月，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成立时合影，中坐者左三是徐特立，左四是朱德，左六是李伯钊，左八是张贞黻（图片来源于国家大剧院官网）
写作这篇文章，又与谌亚选在延安的另一次音乐际遇有关。那是在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到延安，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举办了一次欢迎晚会。《黄河大合唱》的指挥金紫光借此向周恩来建议正式成立中央管弦乐团，并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46年7月17日，也是聂耳逝世十一周年之际，乐团在延安杨家岭正式成立。朱德在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新社会人民得到解放，就需要欢乐的歌声”。乐团团长贺绿汀，管乐队队长即谌亚选。从乐团发布的“招考启事”可知管乐队的名额定为25人，这些就是谌亚选的“兵”了。
1946年延安气象台工作人员合影，右四为谌亚选（图片取自《从延安走向北京 1935-2001》，P133，由作者提供）
不过，命运永远不是一条直线，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尤其如此。谌亚选的延安岁月也并非全是音符，还有一段与他的本行物理有关的插曲。那是在1946年前后，他被调去协助清华学长张乃召创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气象台——八路军总部延安气象台。这个气象台是在抗战期间美军观察组气象台基础上组建的。负责人张乃召毕业于清华，学的是气象，比谌亚选高一级。当时，组织上把谌亚选是作为专业人才选调来协助张乃召工作，他懂得电工学和无线电技术，便于气象台更好地掌握无线电测风和无线电探空设备，而这些设备在当时都属于先进的气象探测设备。同时，谌亚选还负责给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讲授物理和无线电课程，以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我在一些回忆上看到，张乃召、谌亚选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为数不多。而一个初创的气象台竟配了两名清华学生，在当时的国统区也不多见。不过，和张乃召后来一直耕耘在气象领域不同，谌亚选很快又回到了音乐的轨道上。50年代以后，他先后在北京人艺、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中国音协等单位供职，尤其在冼星海研究方面厥功甚伟。1984年7月，眼疾严重，离去世不足半年时光的谌亚选仍在呼吁有计划地整理与上演冼星海的作品……
谌亚选已于30多年前作古。这位教音乐的物理老师，他的故事，连同我收集的这一堆发黄的纸张，以及更多相信早已散失不存的纸张，都已成了历史。何兆武先生在约莫二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通常我们所说的“历史”，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一是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历史，后者是历史学。人们爱把历史比作舞台，如果沿用这个比方，历史学就好比一束追光。大部分时候，追光打在了舞台最重要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又是追光的存在，才让它照射的地方显得重要。因了这个缘故，历史追光之外的世界，其实也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应该说，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十级生中，谌亚选的名字并不显赫。不过，当我们的眼睛不被追光迷惑，许多丰富的人生就可能浮现在眼前，而且，一个故事可以带出另一个故事，一段人生也会牵出另一段人生。世界也将因此而丰盈起来，连同我们的精神。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原文刊载于《科技日报》201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