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谢维和
谢维和是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研究院院长，著名教育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和青少年研究等多个方面。先后主持并完成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以及世界银行等各种研究项目10余项，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期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本，翻译学术著作若干本，以及研究报告若干篇。多次参与教育部组织的重要政策法规的研讨和制定、参与专业、学科的调整与规划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和青少年研究等。
我自己几十年来学习、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历程是迷惘的、曲折的，也是愉快的、幸福的。做教育，包括从事教育教学、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研究以及承担教育教学的管理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也是我比较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生命的核心，其乐无穷，我乐此不疲，也取得了些许的成绩。但我同时是惶恐的，因为，我内心始终存在着隐隐的担忧：自己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读书、思考和写作而逐渐积累和发表的数百万文字，其中有多少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研究者，提出的关于教育教学改革的理论和观点，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自己多年来作为一个教师，是否真正对得起在不同院校几十年的讲课和教学所面对的数以万计的学生，以及亲手指导的几十位硕士生和博士生，还有那些在不同场合的接受教育培训的学员们？做教育真难呀！
一、生命的痒处
做教育的这种难，首先是我们究竟应该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般的知识中，选择什么样的知识、能力和品质进行学习，并且教给我们的学生。因为在今天信息化的社会中，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往往并不是知识资源太少，而是太多，以至于在其中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我们学习本身的目的，或者是把那些并非十分重要的知识给了我们的学生。做教育的这种难，也表现在教育既要培养人的社会认同，使儿童和青少年能够融入社会，理解社会的规范和基本的价值与道德标准，适应社会的一般要求；同时，教育还必须培养和发展儿童和青少年的自我认同，帮助他们发展和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生存方式，包括他们自己的形象和价值选择，以及在不同场合中的个人风格。教育既要展现出一种对儿童和青少年学生的爱，使他们感受到世界和社会的温暖，同时也要防止过于放纵或溺爱；既要用心对他们进行引导和帮助，又要避免束缚了儿童和青少年的激情。这些不同取向的价值和要求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在教育中表现得最明显。
做教育的这种难，还表现为教育的 “门槛”太低，许多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教育没有什么专业性，只要读过书、带过孩子的人，都有资格评论教育，都可以对教育指手画脚，以至于关于教育专业化的声音不仅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噪声中，而且时常被指责为 “不接地气”；学校的改革与教师的权威也常常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挑战，从而无法对教育实施真正有效的指导。
做教育的这种难，与教育本身的学科特点也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教育学科不像一般知识性的学科那样具有本身非常内在一贯的逻辑系统，而是一种与环境、海洋学科相类似的领域性的学科。它以教育作为一个领域，集中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形成了一种多学科知识的汇合。由于这种领域性学科没有一个可以覆盖整体的单一的核心概念，因而在评价上往往出现一种多元化的标准，进而带来了缺乏权威的局面。这也常常使得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与实践难以一以贯之，而总是出现众口难调、摇摆不定的现象，很难给出一个高度认同的观点。
能够真正进入人的灵魂或核心，并且能够与这种灵魂、核心与精神相结合才是教育最高的目标，也才具有教育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才是教育最核心的真谛。人们学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能够成人，获得生存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要求，延续种族的繁衍，等等。但是，能否真正实现这样一些目的，最关键的却在于他能否客观真实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痒处 （核心），把握自身的灵魂，展示人生中最得意的方面。这是人们对教育的内在诉求，也应该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同时，能否学会认识自己，特别是认识自己的真正优势、短处与潜力，进而自觉地握自己的学习方向、方法与目标，是教育和学习理论与实践中的根本问题，是个人发展中的最难。这也就是教育应该努力追求的境界，是真正的教育之难。
二、自我的寻觅
这种对自身生命之核心 （痒处）的发现、认识与把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伴随着人的一生，甚至是一个弯弯曲曲、坎坎坷坷的历程，是一个充满风险、挑战与机遇的故事。在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可以有多种的选择，在年轻的时候，也可以有多次的改变和调整，但如何能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和领域，的确是个人学习和职业发展，尤其是学术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的根本问题。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 “性近习远”，讲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时，除非病变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禀赋是差不多的。而一生的发展更主要地取决于一个人后天的学习。其中，一个人在学习中所选择的方向和领域在这种后天的发展中，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和任务，不仅是认识外部世界和社会，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认识，特别是对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专业领域的认识，对自己内心所发出的发展诉求进行呼应。所以，这个发现和认识自己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生命的展开。
恢复高考后，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６年 １ 月，我在江西大学任教。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十年的哲学学涯，已经让我初步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和神圣。然而，当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哲学博士以后，尽管我的论文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赞赏，包括几位哲学界老前辈的认可，也非常有幸地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我才比较自觉地考问自己的选择了。我究竟是否具有从事哲学研究的素质？或者说，我的经历和条件是否真正符合哲学研究的要求？这是让我忐忑不安的一块心病。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学问必须进入人的生命或灵魂的核心处才算是真正的学问，但我内心的确一直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责问自己：我是一块做哲学的料吗？坦率地说，我并不害怕与他人的竞争，真正忧心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抽象形态真的就是自己生命和灵魂的栖居地吗？虽然我在哲学领域中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十年，从本科到博士，在思辨的海洋里游得也还算比较畅快，但实事求是地说，当初在高考时填报的专业志愿中，第一选择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业，第二选择是厦门大学的考古与中文专业，第三选择是武汉大学的图书馆专业，而并没有选择哲学。尽管我对命运的安排并不抱怨，甚至感到一种幸运，况且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是一个非常 “高大上”的学术平台，但在面对职业的选择时，我不得不重新考问自己：我究竟适合干什么呢？这应该算得上自己探索和发现生命之核心的一次非常关键的挑战。
也许世界上真的有鬼使神差和命运的安排，虽然１９７８年我未能如愿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但就在１９９２年，由于贵人的襄助与各种偶然的原因，我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而且一待就是十年（１９９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其间，我既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从事教学、科研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又先后任校长助理、副校长，从事了一定的学校管理工作。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工作，包括教学、研究和管理，进一步坚定了对自己学术方向和研究领域的信心和执着。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学术发展的机会，得到许多大师与专家的指点，也能够与一批高水平学生进行交流；正是在这里，通过现实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以及职称评聘的仪式，我比较正式地完成了自己学术轨迹的转换，从一名哲学博士转变为一位教育学教授，进而获得了一种学术生涯的蜕变；也正是在这里，我对自己生命的核心又获得了一次新的认识，即正式将教育基本理论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栖居地。
教育学作为一个如此恢宏的学术王国，其中究竟哪一小部分能够更加垂青于我呢？这不能不又是一个让我揪心的事。虽然我是作为教育学原理的团队成员加入教育系的，但仍然需要在庞大的教育学原理中选择自己的专攻方向。也许是由于在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从事青少年研究的经历和背景，以及少许学术基础，我在必然与偶然中又进一步将教育社会学作为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与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于２０００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教育社会学的专著 《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该书还被作为大学教材，以 《教育社会学》为名，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同时，我也开始在这个领域中就一些非常专业化的学术问题，与国内外、境内外的学者进行交流和切磋，等等。应该承认，这些进展的确让我感到高兴和激励，但更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自己真的喜欢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和教学，感到自己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术方向和领域。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矢志不移地走上了教育社会学的学术道路。
可以认为，个体在学习生涯中能否真正发现和找到自己生命的核心或者 “痒处”，能否找到那个学术方向或领域与自己生命核心最恰到好处的交会点，真的是接受教育和学习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地方，当然，它也是教育在培养学生中最需要发力的地方，是一个高水平教师应该赋予自己的崇高责任。
三、主体的艰辛
要让自己能够真正地发现、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把握自己的灵魂，并由此展开自己的人生旅程和职业生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体会与研究，这种教育之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之生命的本质与核心常常是被遮蔽的。由于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诱惑，包括各种假象和迷局，人常常会不知所措。所以，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金钱的诱惑，会有权力的刺激，以及某种名利的挑逗，等等，诱导人偏离正确的路径和方向。有些也很可能是非常善意的帮助和提携。而人内心各种天生的自然本性，往往具有某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甚至就像 《浮士德》中的魔鬼 “靡菲斯特”那样，不断地引诱人由此去满足自身的怠惰与冲动，不断地放大自身的弱点，成为人发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内在障碍。况且，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本能的自然欲望，然而，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一些遗憾与迷局，反而会促使人们在克服众多诱惑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弱点，走出迷局，朝认识自己的更高境界前进。
我有一个让自己耿耿于怀的往事，那就是２００４年年初我主动辞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而以普通大学教授的身份调入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重大的变化，也是一次触及自己生命深处的调整，甚至是一次综合代价比较大的自我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比较深刻的认识。我不能不承认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做法的确有些鲁莽，甚至是冲动。现在可以说，当初的辞职并非我犯了什么错误，那时的我甚至还是一个被颇为看好的 “年轻”干部；同时，当时的辞职也不是坊间传说的所谓领导之间的矛盾所致，可以说，我与首都师范大学领导班子的同事们至今仍然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友谊。实事求是地说，当初的选择和决定，只是自己内心由衷地觉得做管理工作可能真的不是自己生命的核心或 “痒处”，不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愉悦。当然，这种选择和决定是有点自私的，以至于到今天，我仍然感到对首都师范大学的难以消解的内疚和深深的歉意。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我是虚伪的，因为我调入清华大学以后，仍然从事了一定的管理工作，并且一干就是１１年，历任校长助理、副校长、党委常委。我必须接受这种批评。但我也可以告慰自己的是，一方面，我一直是以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从事着清华文科的建设与管理，以至于将大学的管理定义为管 “理”，即将 “理”管好；另一方面，我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以至于我的学术产出在数量和质量上丝毫不亚于全职的教授。当然， 2015年9月由于年龄的缘故而卸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职务，真正地让我感到了一种轻松和本性的回归。
实事求是地说，每一次这样的转换腾挪，都伴随着犹豫和彷徨，都有过选择中的不知所措，也都是一次心灵激荡和精神洗礼。我并非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坚强，也曾经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也正是在经历了这些选择与转换的痛苦和激荡之后，我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生命的核心。
第二，一个人自身的这种生命的核心和 “痒处”，往往自己难以认识到，它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以及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反思，才能逐渐地接近。因为，人作为宇宙中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是一种非位置性的存在。这种所谓的人的 “非位置性存在”，指的是当每个人要去反思他自己时，这个被反思的对象并非是他的整体，而总是有一个作为反思主体的 “我”，存在于作为反思对象的 “我”之外，所以，被自己反思的 “我”，始终是不完整的。而且，这个过程是无限的。想要超越人的这种“非位置性”，必须依靠他人。换句话说，只有在他人的审视中，“我”才能作为一个 “位置性”的存在，成为认识的一个完整的对象。但是，这只能是他人对 “我”的认识，而并非自己对自我的认识。如果 “我”希望将他人对 “我”的认识占为己有，这种他人对 “我”的认识又会由于 “我”的主观摄取，以及这个过程中的主体建构而发生变形。这就是非常著名的 “主体际性”的自我困境。由此可见教育和教师的难处。
在我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中，这种自我的 “非位置性”以及 “主体际性”和认识自我的难处，常常转化为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是否能够让学生清楚地认识我自己？我自己是否能够清楚地认识我的学生？这两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成为时时悬在我头顶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断督促自己改进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不断反思和提醒自己的教师身份是否合格。
其实，这就是教育教学的内在矛盾，也是教育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一方面，教学活动的阶层性制约了教师与学生的相互认识；另一方面，教学活动的目的性又要求两者之间的充分展示。这种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阶层性关系与教育本身所要求的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实现，则成为了一种教育的内在矛盾与张力。
第三，能否真正地发现、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把握自己的灵魂，实质是一种个体成长中的自我认同。而现代社会规范体系的变化及其新特征，却使得人们往往难以真正地认清和回答这个“我是谁”的问题。
所谓的自我认同，或者说，这种 “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个体的一种自我定位。这是教育的重要话题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教育要帮助学生们认识世界和社会，了解外部的环境，更要帮助学生认识他自己，引导他真正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在传统社会中，这种自我认同的过程往往是在外部的监督下，个体通过一定的仪式而实现的，包括各种各样的程序和规训等。这种传统社会的个体自我认同的实现机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它包括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体系，相对一致和协调的社会价值系统与评价标准，以及能够基本认同和实践社会规范的成人群体。在这种比较清晰的社会脉络和体系中，儿童和青少年认识自己的各种尝试能够得到比较一致的反馈与评价，因而也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自己自我认同的参照系，在心理与性格特征的宽广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进而知道自己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
人的内心常常是比较软弱的，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要想能够拨开各种遮蔽本性的迷雾，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与刺激；要想克服主体际性的矛盾和窘境，以及现代社会自我认同的挑战，矢志不渝地努力探索自己生命的核心，坚守自己的志向，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需要人帮助的和指导的。而这正是教育和教师的责任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之难，实际上也就是教师之难。
四、师道的内蕴
教师的崇高责任以及他们的价值，在于他们能帮助学生去发现和认识自身生命的核心或灵魂。这也应该是所谓 “传道、授业、解惑”的最高境界。因此，如果能在人生的求学经历中遇到几位优秀的老师，真的是人生中最大的福气，是老天爷对人的一种最大的恩赐。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非常幸运的。
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母亲刘懋燮。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她的言传身教，对我的人生取向是决定性的。可以说，我对自己生命核心的认识，包括对人生志向和职业的选择，基本上是从她那里起步和定向的。母亲曾长期在江西大学化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担任过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她是一名真正的教师，并且将教育和做教师当作最神圣的事业。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我孩童时代，她就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告诫我，相比于社会中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教师是人世间真正受到人们发自内心尊重的职业。
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的是，我的母亲甚至以她人生最后的学术努力，使我从生命的深处体会到教师的崇高。那是在 １９９２ 年的初春，我母亲由于医院的误诊而带着已经晚期的癌症，仍然坚持工作。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时期，学校人事部门又转来一批待审的材料。为了不耽误年轻人的晋升，我母亲拖着已经病入膏肓的疲惫身躯，夜以继日地阅读那些材料，甚至让我那与她专业领域相近的弟弟，帮助她验证某些数据和理论。当我力劝她马虎一点时，她却全然不听，以至于在大年初二的晚上，由于癌细胞侵入骨头而引起骨折，进而直接导致了病情的恶化而去世。这件刻骨铭心的事让我深深地敬佩我的母亲，同时也惊叹生命的核心竟然有这种超越自然肉体功能的神奇。我现在逐渐地明白，一位优秀的教师是能够以一种亲情的方式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亲情的遗传因素，我几乎是从步入大学知识的神圣殿堂的那一刻始，就萌发了终身从事教育的打算，立定了自己生命的基本方向。
我也非常清晰地记得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澄清教授。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在厦门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中间是有口皆碑的。她在讲台上那种娓娓道来的形态，我至今仍然是历历在目。我在她的讲台上看不到厚厚的讲义，也看不到一摞摞大部头的教科书，而只看到她拿在手头上的一张小小的纸条。但她带着我们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小河，走到了１９世纪德国康德散步的小径。我当时更多的只是敬佩她对西方哲学的熟稔，而在自己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而逐渐成为一名略有经验的教师以后，才能够体会到那张小纸条中蕴含的自信与从容，以及一种在驾驭知识与理论过程中能够承载的骄傲与得意。那是一种何等珍贵的奖赏啊！我很难想象那些繁重的教学任务，会对她是一种负担；我甚至可以想象出她在上课时的那种幸福。其实，就在她的课堂上，我已经憧憬了我未来在大学课堂上的形象。当然，也就在她的课堂上，我那生命的核心已经被她慢慢地发掘出来了。
由此，我也慢慢地知道，一名优秀的教师完全可以通过一种从容的自信，以及自己的教学形象和态度中所蕴含的那种魅力，发掘和激发学生去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我还应该由衷地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玖兴研究员。他对我的信任、支持和栽培，以及那种待人宽厚与对学问的执着认真，特别是对学术研究的耐心与从容，让我终生难忘。
１９８５年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王玖兴老师并没有一下子端给我一大摞必读书，也没有指定我去听多少的课程，甚至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我参与他的任何项目与课题，而是充分尊重我自己的意见和选择，希望我自己决定三年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种学术上的自由与宽松，反而让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和规定，我倒是愈发觉得一种恐慌和紧张。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从地方城市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学术文化中心的新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虽然当时我并没有非常清醒地自觉到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机遇，但三年完全自主的学习和研究，包括自己选择研究的课题，参与各种调研，阅读不同的著作，甚至是非自身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的确使我渐渐地增强了对自己的信心，并且在比较中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长处和优势，逐渐地接近自己生命的核心。坦率地说，三年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对我学术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很大程度上与王老师给我提供的这种自由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
但是，王玖兴老师的这种宽容和给予我的自主性，绝不是一种放纵和不负责任。相反，他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和认真，则是一丝不苟的，并一直成为我内心的学术标杆。在我参与他主持的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奇 《理性的毁灭》一书的翻译工作时，由于我的外文水平以及对卢卡奇思想的理解程度有限，我负责的那些章节的翻译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王老师在修改我的译稿时，几乎是重新翻译了一遍，在那种大稿纸的宽边上写满了他的修改部分。但是仍然署上了我的名字，让我感动不已。每每看到该书时，我就会想起王老师蜷着腰身、趴伏在书桌上写作的神态，浮现出那些译稿上王老师仔细认真的笔迹。
由此，我才心有感触地领悟到，真正有本事的老师并不需要通过时时抓住学生，而完全可以凭借着个人的精神与水平，为学生提供一个恢宏的发展空间，以自身的楷模引导学生去体悟自己生命中的核心。
这里，我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王策三教授。王策三老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和教学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虽然没有亲自教过我，但无论在资历、辈分，还是在学术造诣上，都完全可以算是我的老师。王老师对年轻人从来是倍加推崇和提携的。就在我刚刚从国外回到学校，被推荐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助理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我仅仅是一位普通教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的时间也不算长，猛然成为校长助理的人选，无疑引起了一些议论。但王老师毫无保留地支持我承担这个职务，并且积极地鼓励我做好工作。他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去做这个官，人不要变，身体不要坏，学问不要丢。可以说，我始终记得王老师对我的这 “三不”的谆谆告诫，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
直到今天，我还始终相信，老师对学生的鼓励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时刻老师的提醒与告诫也是最难忘的。这种鼓励和提醒也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掌握自身生命之核心的强大后盾与基础。
除了上述几位老师之外，我还遇到了其他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是我人生中的高人，不时地给我指点；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不断地给我帮助；他们更是我的朋友，不仅给予我理智上的引导，而且为我提供了深厚的情感支持。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发现、认识和展开自己生命的核心。
五、人性的牵引
帮助和引导儿童和青少年学生去发现、寻找、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的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它是一件充满了风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非常可能失败的事情。但是，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易、风险与代价，它也真正成就了教育的意义，凸显了教师的价值。
发现、认识和把握生命之核心，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人性的探讨与展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是难的，也是教育最有意义的地方。换句话说，认识和了解人性，乃是教育最根本的基础，也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这种人性，就具体的每一个人来说，即是他的本性；而就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则是这个国家的国民性。离开了这种本性和国民性的教育，将不成其为教育；缺乏对这种本性和国民性的探索与追寻的教育，也不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而一种高品质的教育，正是在于它充分地展示和高扬了人的本性和国家的国民性。
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分化和专业性，各个领域的知识发展越来越细致和专门化。从知识的角度说，这种分化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也代表了知识与科学的进步。然而，这种知识的进步却在另一个方面导致了知识的蜕化和最大的不合理性。因为，在教育体系中，知识的这种分化和专门化则使得不同学科、领域和形态之间仿佛筑起了一道道的篱笆，彼此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它不仅使不同的知识相互分离，更要命的是，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与生命的隔离、习惯与智慧的对立，以及体魄与灵魂的分解，使人丧失了本性，成为了知识的奴隶，由此也酿成了许多知识的悲剧。教育的意义就是要克服这种困难，冲破这种阻隔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篱笆，就是要将知识与人的生命结合起来，进而成就人的本性。它并非否定知识的进步与发展，而是力图将它们紧密结合起来。它甚至将人所走过的弯路统合起来，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它还要把各种各样的诱惑与迷局加以包容，使得人性更加丰富多彩，由此也使得教育的光芒更加耀眼夺目。人的生命之核心正是在这种 “贯通”中才能够得以透彻的显现。如同 “搔到痒处”能够带来全身的舒畅和快感一样。
教师从自己的已知回到一种新的无知，并且与学生一起探索适合他们的通向 “罗马”的道路，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教师可以以自己通向 “罗马”的道路为参考，但不能让学生模仿和重走自己的道路，而必须发现和引导学生走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在帮助和引导学生去发现、认识和把握自己生命的核心。而这当然也是一项最有价值的事。学生生命的 “罗马” （核心）只能通过自己的道路才能达到，也只有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并由此奔向目的地，才能真正体会通向 “罗马”的喜悦。这才是一位真正的教师，这才是教师真正的价值。如果我们的教师，以及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够这样去体会自己工作的价值，由此去定位自己的职业，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对待学生，那教师就真正是天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原文刊载于《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3月第37卷第３期；本文转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公众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