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时间：2017-05-26
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毕业的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有一段关于图书馆馆长潘光旦的动人回忆：
那时图书馆的地位是很高的，馆长多为知名教授担任。……而潘光旦曾任清华图书馆馆长大约现在很少人知道或记得了。我对此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不记得在什么场合，潘先生在学生集合上讲话，其中说到他抽查了一下图书借出情况，发现最多的是“中文—白话—小说”（他说时每个词都顿一下，加重语气），说明现在的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外文都不看，怎么得了。他讲这段话时很激动。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
资中筠回忆的这件事情，有潘光旦当时发表的一篇短文《读书的自由》（载《观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为证，确凿无疑。《观察》是当时的名刊，一纸风行，在党政军及知识界等多个阶层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青年资中筠想必也是该刊的热心读者之一。只是她不一定读过潘光旦的这篇《读书的自由》，也有可能读过但未留下深刻的印象，否则她就不会有“我没想到，潘先生管图书馆一直管到同学借书”的感叹了。
名教授镇馆确是当时知名大学的惯常做法。推究其用意，大概是想借重名教授渊博的学识、广阔的视野以及在知识界广泛的社会关系。至于图书馆的日常业务管理，因这些名教授多非图书馆专业出身，其本人又有其他繁重的教学研究及写作任务，大概是不必事事过问，躬亲处理的。潘光旦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专业研究领域有许多著述等待着他来完成，作为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他在社会学系每学期都开有一两门课程，还要负责全系的教学研究工作管理。图书馆馆长仅仅是他在社会学系主任之外的第二兼职。图书馆的日常事务管理自有一批长期在这里工作的老馆员主持，毋庸他亲自操劳。“同学借书”属图书馆的图书流通业务，大概是用不上馆长潘光旦“一直管到”的。
那么，潘光旦为什么要抽查学生借书情况呢？这需要从潘光旦作为社会学家的身份说起。我们知道，潘光旦一向关注当时青年、文化、教育、思想与政治等问题，并且从中分析社会思潮的动向。《读书问题》《自由之路》《政学罪言》这三本书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治学取向。这种观察和分析尽管没有产生专深的研究论文，但其中却饱含着他的专业素养和独特的洞见，不宜等闲视之。潘光旦抽查学生借书情况，主要不是图书馆业务管理的需要，而是他借助大学生的阅读状况来分析社会思潮中有哪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潘光旦因职务的便利，抽查了清华大学学生的阅读状况，发现“青年人爱读新书，不爱读旧书，爱读洋装白话文之书，而不爱读线装文言文之书，爱好讨论现实问题与宣传当代思想的书，而不爱读关于人格修养、文化演变、比较通盘而基本的书”，但这点发现不算什么，因为这“是谁都知道的”，不调查图书借阅情况也不难了解一二的。在进一步分析之后，潘光旦认为，所谓青年人没有兴趣其实只是一个“冠冕的说法”，所谓青年人对外文和古文的阅读因训练较少而导致能力不足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阅读现象背后映射出青年人在激进的社会思潮支配之下读书已经很不自由了。
具体而言，在新旧之间，青年人多响应“现代化”或“进步”的要求，对“不现代化”或“不进步”的一路事物或不表示或“反表示”；在中西之间，青年人大体上积极信赖“西”，消极忌讳“中”，又因外文能力的限制，虽好“西”而不能直接读原文，就只好读译本；在左右之间，爱憎则表现得尤为剧烈，甚至有把新旧与中西吞并进去之势，成为“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旧的、中的。
潘光旦认为，在新旧、中西、左右之间所形成的深刻的成见与忌讳，才是青年人爱好阅读“中文—白话—小说”的根本原因，这种现象并不是20世纪40年代末他写《读书的自由》时才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现象，追根溯源，“五四”以来出身做教师的人也未尝没有这种心理。这种由激进的社会思潮支配的“三间”成见与忌讳，深刻地制约了阅读主体的选择自由，它不是一种外在政令限制导致的不自由，而是已经内化到心灵深处的不自由。要摆脱这种内发的不自由，其难度远在向外在环境争取自由之上。
潘光旦从青年人阅读外文古文兴趣不高、能力不足这些表面现象看到的是，其背后必然是受到激进社会思潮的支配，有了一番先在的成见在胸，自然就不愿在培养外文古文的阅读兴趣和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早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呼吁青年人应该重视国文、英文和基本数学之类“工具的学问”。1934年在上海任教时，他在《一封给大学生的公开信》中写道：“无论你的兴趣是在实科方面，或文科方面，我以为你至少应该把中文英文弄一个清通，中文不但要阅读得快，更要写作得流利，英文至少要能不翻字典，也能明白一篇文字的精要。”他认为，“对于文科的学生，工具学问的充实便无异于成功的一半，在目下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全部。”同年9月，潘光旦移家北上，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曾在班上说没有想到你们目前的英文程度与早期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相比有这么大差距，“言下不无失望”。那时班上的一个学生后来在回忆中表示“潘先生对于中国古典经籍的熟悉和旧文修养也是我们后来的学生所万万不及，他尤其对于儒家学说有精辟的理解，……至于诗，他自言不能诗，然而从他时时征引旧诗看来，无论从爱好和趣味来看都不平常。”在当时的一篇访问记里，潘光旦也提到了学生工具知识的训练不够充分，尤其是英文阅读能力比较差，他甚至给出具体的建议；“就是读某一本书，须要把书中所有的字句，都彻底的弄了解。而后把这本书重复的多读几遍，虽然不要可以完全背诵，但至少要记得非常熟，这样功夫多做几次，以后读书，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潘光旦多年来在多个场合恳切地对青年谈及工具学问、外文古文的重要性，甚至拿出具体的要求和建议，但总体上似乎奏效不大。当时人的言论显示，从30年代到40年代，大学生这方面的素质总体上不是提高了，而是越来越趋于降低。这当然与时局动荡导致的教学要求有意无意地放松有直接关系，但如果要探到问题的根本处的话，则不能不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深入到“五四”以来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思潮中去分析。潘光旦于1948年12月发表的《读书的自由》一文，是在30年代观察与思考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他所忧心不已的阅读现象以及它背后所依托的激进社会思潮，在后来的激情澎湃的岁月中变本加厉，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可能是他自己也远远未能料及的吧？
世事别来一番新。今天的读书界，阅读资源的丰富程度和获取手段的便捷程度都远非前人可以想像，外在的环境限制作用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潘光旦近70年前呼吁人们重视的那种“内发的不自由”似乎还没有人提起，新旧之间、中西之间、左右之间的成见和忌讳尽管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但其思维方式的痕迹至今还遗存在我们的读书生活中久久不肯散去。重读《读书的自由》，还可以扩展当代人的想象力，刺激我们思考更为根本更为深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