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进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7年05月15日
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之健全，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代学人从不同的学术向度与王国维相遇，体现出学术之火的薪尽火传，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的宝贵。
画家杭鸣时粉画《王国维先生像》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清华园的知识分子无不悲痛。《吴宓日记》记载，黄节先生闻之，“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代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身。”黄先生的担忧颇为契合陈寅恪的“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种不限于一时一地的文化观念，几乎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两年之后，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再次从文化的视角定位王国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除了那些特殊的岁月，王国维并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时时走进我们的视野。十几年前，我的一位老师说他最喜欢王国维：“那个保皇党，那个保守派，那个死要面子的人，那个临死一文不名的人……”是的，多少年来，文化人只要谈到王国维，无不心有戚戚。
对于王国维，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学问“三境界说”。《人间词话》标举“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当代学人中，陈平原的回应可谓悲壮：“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断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忘记‘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陈平原从学术史的角度感受到学术研究之悲壮，还有学者从纯粹的学术人格上对王国维的学术精神进行阐发，同样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容我再引陈寅恪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了耳。”陈寅恪于此着意点出，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之健全，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代学人从不同的学术向度与王国维相遇，体现出学术之火的薪尽火传，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的宝贵。
曾记得，十几年前的课堂上，我的一位老师半开玩笑地说，他对学生有一个基本要求，如果有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他首先就要学生背陈寅恪的这段话，背不出来就不要来读他的研究生。老师的这番看似无心甚或有点开玩笑性质的话，其实大有深意。做学问的人，首先要培养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有宽广的学术关怀。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这种起码的学术精神，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两脚书橱。我的老师由此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对我们的学术要求，只是当时愚昧如我等在听课时只觉得好玩，没能往更深处去想，过后思之，每每惭愧不已。
王国维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体现在学术领域就是价值观念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到整个价值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个时期经过转移、整合、断裂，向新的价值观念转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这成为那个时代的理想、信仰，或者说是学术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人，只要他存活着，就要有精神上的追求，这是每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所不能逃避的。古往今来，始终有一些哲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满意的答案。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天朝崩溃，西潮涌入，以科学、民主、自由为代表的新观念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在五四一代人“矫枉”务要“过正”的努力下，传统被阻断、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名词新概念。诚然，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痛感中国的积弱而采取的一剂猛药，并希望由此把中国带入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从较近的意义上看，这种“全盘西化”确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生气。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还是军事上，中国都迅速甩掉了传统的东西，大步跟上了世界潮流。仅在文学上，现代西方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等，几乎是同一时期涌入中国。有人说，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文学几个世纪的路程。而中国学者在接受这不同时期的思潮时似乎并不觉得困难。虽然这一切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还是要明白：转型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功利性。在一个功利性的社会环境中，要如何保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在二十世纪，可以说王国维是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追求的人。面对天崩地裂的大转变，他率先提出了终极价值问题，即如何摆脱实利的社会去获得纯粹的精神追求，拥有一个神性的精神空间。
本·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论及时间观念转变时曾认为，西方近代与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转型极为重要（在他是用十八世纪小说与报纸的结构为例论证它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就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新的想象形式。这一转型是天翻地覆的。想想吧，千百年来的世界观忽然改变了，眼前的世界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了。这是一种很大的震动，说它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不为过。同样，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好像换了一个样子，科学技术发展名目繁多，显然这种发展是有些混乱的：一个旧的世界被砸碎了，而一个新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这又使人想到鲁迅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好好一间铁屋子，如果不把它打破，里面的人可能会“昏睡入死灭”，而如果打破了，则醒过来的人又无路可走，最终也仍是毁灭。对鲁迅自己而言，他掀掉了“铁屋子”，但一时又难以找到新的精神家园，所以只能是“过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历史中间，在明暗中间，在冰与火之间，一个痛苦的灵魂在希望的虚无中抵抗着绝望的侵袭 。这姿态里有一种焦虑，实际上，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普遍性的信仰或精神上的缺失：传统的东西被丢弃掉了，对新的或西方的思想还处于一个适应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因此，转型期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信仰。
王国维对人类的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在接受西方哲学、美学理念的同时，又展开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检视，先后写出了《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等重要论文，为二十世纪中西哲学、美学的整合与融通，构建新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开创了先河。另一方面，他还梳理了从孔孟到宋明理学以来的文化路径，认为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政教化到礼教化的过程，即从孔子的“美育”核心到程、朱的“理学”核心的转变。这是一个异化的过程，而王国维的目标就是要回到美育的源头。《论语·先进》里曾点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春日里带着学生到郊外踏青春游之事，是多么和谐美好的一幅教育教学图啊。这种在游玩中学习的习俗，历代相沿不衰，特别到了唐宋，更是盛行。后来，又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那不正是最传统最精华的教育教学方法么？
王国维没有把学问看作是经国之大业，而是看作神圣的事业。经国之大业是功利的，不是精神的，只有精神的才是神圣的，“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当于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而已”，他的眼光同时还超出了一家一国的界限，看到了整个天下（世界）：“真理者，天下万物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家）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国一时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
静夜独坐，依稀仿佛见到王国维的身影，恰在灯火阑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