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银胜:我眼中的杨绛

作者:罗银胜  来源:解放日报  时间:2017年03月30日

    杨绛先生告别尘世快一年了,作为《杨绛传》作者,我和广大读者一样,深深地怀念她。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如果再想进一步了解杨绛先生的生平业绩,当然可以读读相关的传记。杨绛先生是一位跨世纪的历史老人,通过《杨绛传》的写作,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与历史的一次对话。我与杨绛先生之间有着悬殊的年龄差距,人们也许会问,你怎么会认识杨绛先生的呢?

  我觉得与杨绛先生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来往比较平淡。在我眼中,杨绛是个内敛谦虚的知识分子。当我提出写传记的要求时,杨绛一开始是回绝的,她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不值得你写传记,要写还不如写钱锺书先生。”

  记得第一次接触杨绛先生的作品,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的散文《干校六记》一纸风行,倾倒了众多年青学子。后来我在写《顾准传》时赴北京采访、搜集资料,接触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吴先生曾与钱锺书、杨绛等人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也曾与杨绛一起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欧,深入的交往让吴先生对杨绛赞不绝口。吴敬琏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经济学国际会议,颇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慨,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语言,使他大受刺激。第二次出访是1979年6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法国。多亏同行中有杨绛,见多识广,语言功力高强,令吴敬琏大喜:“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

  我之所以写杨绛,源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建议,也是对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呼吁的响应。当年,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一片喝彩声中,唯独听到夏衍先生发出的“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不啻是对杨绛先生的莫大肯定。

  但是杨绛传记很难写,因为关于杨绛的资料很少。等收集到足够资料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写信告诉她想写传记,杨绛劝我不要写。我把传记手稿寄给杨绛,一开始她都压着,半年没有回音,她告诉我:“钱先生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我也不方便向他核实。”后来,书稿改完后,杨绛拎了两个装着书稿的大信封到邮局,将书稿寄回给了我。“小罗啊,你真累人啊!还花了我好多钱呢!”她这样“埋汰”我,为这部书稿,杨绛先生与我有了书信来往。这里,出于对杨绛先生的尊重,信文恕不公开。现在想来,当她提着两大包原稿、书写信封,步履蹒跚地去邮局寄回拙稿,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给杨绛先生添麻烦了!

  在我印象中,杨绛先生是一位具有内秀之美的老人,每当谈到先生钱锺书,她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上。为了《杨绛传》,我偶尔也会打电话到先生家中请教,她身体很好,只有在去世前三四年,因为耳背已听不清电话了,才由保姆吴阿姨代接。我曾去杨绛家中拜访,有时候去北京出差,也会前往杨先生家中看望。她住在三楼,是老房子,没有电梯。虽然很高龄了,杨先生还是会自己下楼梯走走。有一次我去她家,是冬天的一个上午,大概十点多的样子,在家里没找到她,后来在小区碰见了,她穿得很厚,正在遛弯儿呢。最近一次去她家是在2013年,之后,因为听闻杨先生身体变弱了,我就不想打扰她了。

  因为近年不断写作、修善《杨绛传》,对杨绛先生作品及其为人有了了解与研究,我认为,单凭《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这三部作品,杨绛在中国文坛的女性作家中已是非同一般了,更何况还要加上她在翻译上的贡献。可她是那样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生活中甚至会给人远离尘世的感觉。杨绛和钱锺书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更愿意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埋头钻进了学问中,并在其中自得其乐。这种“不问世事”,也是他们专心做学问的一种表现,使他们在低调中走向成功。晚年的杨绛先生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即便是有电话来了,她也只是淡淡地感谢人们的关心,说自己年岁已高不想接受采访了。尽管如此,杨绛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柔弱、但内心强大的老人。你看她,会为自己跟钱先生的手稿即将被拍卖而愤怒,付诸法律为自己讨回个公道。她的理念就是,我不惹事,但是我不怕事。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启发。

    可以说,杨绛先生是为钱先生而活的。我这样说是因为两点,一是,杨绛先生曾说自己是钱先生的“拦路狗”,在钱先生走后,她应该为钱先生谢世、谢客;二是,钱先生过世后,她所做的事情都在围绕着钱先生。很多人包括我大概都会这样认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应该首先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体现自身价值而活,但我尊重杨绛先生的选择。

  在钱锺书走后,年事已高的杨绛毅然坚持整理钱锺书的文稿。钱先生留下来的手稿零散而残破,整理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杨绛的付出和牺牲,克服了她精力和体力上的困难,实属不易。当然,这样的不易也是值得的,毕竟是将钱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造福于后学了。洋洋数十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在杨绛先生去世前全部付梓,后人将永远感念钱锺书与杨绛两位老人家的伟大奉献。去年3月,《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出版座谈会召开,宣布整套手稿集全部出版,北大教授丁宏为有感而发:“这套书系资料室一定要购买,放在那里,每年的新生入学时都去看看,就从它面前走一遍,体会一下,什么叫读书。”化身千万,激励无数学子,杨绛先生的梦圆了。

  杨绛先生这位出生于江苏无锡的江南女性,身上蕴含了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理想化的特征。世人皆知的杨绛先生,大多是作为“钱锺书夫人”面貌呈现的。而杨先生自己也非常中意这个称呼,并未因为自己的文学和翻译成就而要求别人称她“翻译家、散文家杨绛”。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杨先生,那么一定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认为杨绛先生一生最打动人的,是她所具备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沉静之美、内秀之美,还有她的甘做“灶下婢”的奉献精神。从她的本意上,她并不希望我们小辈去写她。对此,我感触良多。大家都称杨绛为“先生”。“先生”这个称呼,放在杨绛身上,有种淡淡的历史沧桑感。这并不奇怪,杨绛先生出生的时候,是清宣统三年,清王朝的尾声;1岁时,是中华民国元年;38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她是历史的见证者。

  去年7月17日,距离杨绛先生去世一个半月之际,为纪念杨绛先生诞辰105周年,我带着新修订的《杨绛传》去无锡参加新书读者见面会,钱锺书的堂侄女钱静汝到现场后再次忆起往事。“杨绛是我大阿姆娘,我比钱瑗小两岁,抗战时期我们逃难到上海都住在一栋楼内……”钱静汝回忆,她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后去北京出差都会抽空去钱锺书家看望,杨绛送她《小癞子》的中译本,送她香港出版的杂志《广角镜》,上面有杨绛写的《干校六记》,“当时国内还没发表,看得我们一家热泪盈眶,后来我又把杂志带回上海,在钱家亲戚中传阅。”

  杨先生走了,但是她的睿智、幽默、坚忍、倔强,还有她的温度,将永远萦绕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