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的昔日《黄花》及其他

作者:吴霖  来源:  北京晚报  时间:2017年02月16日

    对李健吾先生,我无缘识荆。因为1982年他在北京遽归道山时,我还从未到过首都。以后我曾有缘交往过一些文化老人,他们偶尔会在叙述历史的某个节点或事情中,提起李健吾的名字,比如萧乾。与李先生的接近,大约始于90年代寒斋陆续收藏了数种他的旧著。如今,虽然这一藏就费去了二十多年的光阴,但这几种李著在坊间似乎仍不算稀见之书。但值得说一说的是,我庋藏的这几种,书品均佳甚,好到几乎触手如新,仿佛只是时间的不甘心,才稍稍在书页上淡淡地留下了一些痕。比如这一本《黄花》。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3月再版《黄花》书影。

    作为李健吾的朋友,上海作家柯灵对他极熟。柯老曾著文回忆:“李健吾是从抗战开始,才以剧作家身份参加实际话剧运动的。他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创作的剧本却不多,只是在一九三九年写了《黄花》,一九四四年写了《青春》。”

    当年,《黄花》剧本写完后,李健吾即从“孤岛”上海把手稿寄给了远在桂林的巴金,巴金说:“在作者的几个剧本中,我特别喜欢这一本……”

    因为时事艰难,这部三幕话剧《黄花》,直到1944年4月,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重庆出版,为“文季丛书”之十五。抗战胜利后,作为《李健吾戏剧集》中的一种,《黄花》在上海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再次出版。从是书版权页看,《李健吾戏剧集》共有九种。即:《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秋》、《梁允达》、《青春》、《草莽》。这套书初版于1945年12月,1947年3月再版。舍下拥有的,是再版那种。

    1945年版的《黄花》,卷末有作者的《跋》,云:“……要是有人问我:这个小戏的对象是什么,我说:是寂寞,是孤独,是奋斗。我不要勉强人性。我要他平常而又平常。我不要把她做一个言辞激昂的英雄:她儿子的父亲是我们英勇的空军将士就够了。呈现她的形式似乎很对不住她,平而又平,不夸张,也不热闹,一个速写而已。”1944年版的《黄花》未有机缘经眼,不知作者的这篇跋文有无收入,但那一版有着老友兼编者巴金写的后记,是确切的。当时,一个在“孤岛”上海,一个在大后方桂林,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情感,彼此都体会尤深。

    《黄花》是李健吾仅仅用5天时间写出来的,似乎不吐不快,写出后,他却很出人意外地说:“一个小东西,算不得正经货色。”

    故事很简单:一位战死的空军,他的未婚的爱人,已经怀孕,却失去了希望,不得已从大后方经河内到了香港,做了一个舞女。

    在剧本之前,作者特意增加一段叫《一个速写》的文字,引用了《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三段文字,几乎可以认定是作者对剧本人物的导向,其中一句是:“不可按外貌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柯灵曾说李健吾从抗战伊始参加话剧运动,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此言不虚。除了创作了《黄花》等剧本以外,李健吾还改编了一些话剧,而且大多数是改编自外国剧作家的。1943年后,茅盾内弟孔另境曾为上海世界书局主编了五辑《剧本丛刊》,每辑10种,总共50种。其中,李健吾贡献的3种,即《花信风》、《喜相逢》、《风流债》,都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萨尔度(1832-1908)的作品。

    写戏、演戏对热爱话剧的李健吾来说,本来算玩票,他的本职工作还是教书和做学问。上海沦陷后,他失业了,他干脆下了海,做了职业的话剧人。写剧本、改编剧本,做导演、做演员。他曾和陈麟瑞一起撺掇杨绛写剧本,这就是《称心如意》。他不仅把《称心如意》搬上舞台,还热心地请来黄佐临做导演,甚至自己还粉墨登场,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也不是没有机会重返杏坛,主持伪北大的周作人,就曾给李健吾发出邀请,让他回北平做一个系主任。但这时的李健吾非常清醒,他回了一封信,回答很妙,说自己已经在上海做了李龟年了。

    李健吾在上海“孤岛”时期,对被中共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出力尤多,但后来发现,他至多算个同路人,知道真相的李健吾,心中的悲凉可想而知。就像1949年以后,他尽力想融入新社会,但似乎始终被“革命”的当权派另眼相看。如果这是“果”,然而“因”又是什么呢?这一切与他一贯的口直心快的性格固然不无关系,或许被有着汉奸面貌的丈人和妻弟所牵绊,也应该是不明不白的原因之一。

李健吾故居,上海陕西北路华业大楼

    1949年1月,周二先生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老虎桥监狱出来,被他当年的学生尤炳圻接到上海横浜桥的家中,按照知堂老人自己的说法,他在福德里尤家“白吃白住”了198天。到了8月,又是这位尤炳圻,亲自把周作人送到了北京。

    这位尤先生,正是李健吾妻子尤淑芬的胞弟。而此时李健吾自己的家也在横浜桥,门牌号码为东宝兴路173弄9号。我曾经在某年暮春特地去踏访,著名的横浜桥犹在,但福德里早已在新造城运动中烟飞灰灭。原地长起的一座大楼,大约为了“凭吊”,起了个名字叫:福德大楼。李健吾的故居,也了无踪迹,估计应该是福德里外围沿东宝兴路的建筑。据说,李健吾当年常在与朋友小聚微醺后,坐黄包车回家,说去火葬场……按,火葬场在西宝兴路,相距横浜桥的李家,实在有点距离。此说或恐是世说。

    最后也八卦一下,尤淑芬、尤炳圻是姐弟,也是清华的同届同学,他们的父亲尤乙照,为尤袤(1127-1202)之后。尤乙照的父亲尤桐(1868-1938)是近代无锡著名的文化人,尤桐有四个儿子,即尤乙照、尤寅照、尤巽照、尤箕照。李健吾的丈人尤乙照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又求学于美国匹兹堡大学,曾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尤寅照的女儿尤淑圻嫁给另一个无锡世家子唐翔千。上世纪50年代很知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尤嘉,饰演过《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一角,原名尤锡圻,是尤箕照的女儿。尤桐身前官职不大,著作甚多,1936年还曾纂修过无锡遂初堂《尤氏宗谱》30卷。

    前几年的拍场上,曾出现周作人给李健吾写的一副对联:“呼儿买烧酒,留客吃苦茶。”不知写于何时、何地。据我的推测,或写于1949年。

    周作人和李健吾是熟人,熟到周二先生还曾是李、尤当年的主婚人。李健吾南下上海后,一直对滞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很关心,虽然李健吾拒绝了周落水后邀请他回北平任职的聘约,但情感上的牵绊总还是有的。所以,当周作人住进尤家,他们之间恢复走动、沟通自难避免。有些朋友转赠周二的钱款,也有是通过李健吾的。这些钱款不会多,但对彼时的周作人,无异于雪中送炭。当时,正处于改朝换代的年月,何况周二当时是为别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在李健吾的家人和老朋友的眼里,李健吾有着“单纯、胸无城府”的特质,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这是一个艺术家可贵的品质。跌宕人生,到了老年,他仍是一个“老小孩”,诚如晚年巴金所言,李健吾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就像在病房不眠的夜里,巴金曾一直不断地念着他所敬爱的名字:“健吾!”

    也许,先去世的人有朋友们的悼念终究算是幸福的。如今,不仅昔人已逝,连同与他同时代情谊深厚的友人、萍水相逢的路人,甚至睚眦必报的仇人。但书比人长寿,诚哉斯言,留下那些著作,给后来的岁月,留下了智力探寻的可能。于我,这一本已成昔日黄花的《黄花》,让我看了一些书、费了一些时间,写下了几千字的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