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晓喜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7/2/27
关肇邺（1929年10月4日— ）
关肇邺，192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广东南海人。建筑教育家，建筑设计大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至今。1981年至1982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建筑创作与理论委员会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被授予设计大师称号，并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著有《关肇邺选集1956-2001》《关肇邺选集2002-2010》等。
关肇邺长期致力于文化、教育建筑的设计和研究，重视建筑对人的情绪、观念、品位等的影响，以至人格的塑造；提倡建筑与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和谐，强调建筑设计应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并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提倡建筑应与其功能、性质相适合，反对盲目追求豪华与新奇。由他主持设计的清华大学教学主楼、清华大学新图书馆、北京大学新图书馆、清华大学理学院建筑群、桂林桂湖饭店、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入选建国60年建筑创作大奖；清华大学新图书馆、清华大学医学院获得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其代表性设计作品还有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中国工程院综合楼、海南大学教学建筑群等。
家学渊源
关肇邺，1929年10月4日生于北京。其父关赓麟不仅是我国铁路运输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现代颇有影响的词学家和诗人。关肇邺是家里十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和父亲年龄相差近50岁，自觉与父亲距离太远，思想交流不多。然而，在这样一个父亲主导的家庭中，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对他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影响的来源一方面是他所生活的物质环境。幼时他家是一所有着几进四合院的大宅子，位置就在南池子南口的一条胡同内，与天安门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四合院灰色的墙、灰色的瓦与庭院里的绿树花香形成对比，幽深曲折的胡同与不远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形成尊卑有序的和谐映衬；城市的边界是高起的城墙和巍峨的城楼，街道的节点点缀着秀丽的牌坊——老北京城这种美妙的建筑秩序深深地印在关肇邺童年的记忆里。多年之后，北京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肇邺仍对当年的 “北京印象”记忆犹新，其中的“和谐”之美被他总结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精髓所在，不仅常在课堂上娓娓道来，也充分融汇在他众多的建筑设计作品中。
关家的四合院其实并不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而是在传统院落基础上由当时著名的工程师、留法归来的华南圭先生按欧洲式的“实用”标准改造过的：把前院的一处九间“勾连搭”房中的两排柱子取消，换了大跨结构，成为一个无阻碍的大厅；生活常用的后院的一圈抄手游廊安上了玻璃隔断，使冬天不必出户而来往于正房厢房之间，并且安装了两套新式的卫生间。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很少见的，让年幼的关肇邺切身体会到了建筑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抗战期间，关肇邺全家留在敌占区，因为父亲坚持不做敌伪的事而没了经济来源，就靠出租住房来维持一家生计。这就需要把住宅隔成几个区，每区自成格局，有大门、院子、前厅、住房和厨房、卫生间等。关肇邺在内的孩子们都参与到丈量画图等工作中，关肇邺曾在自传中称“以最少的工程量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实际是个非常有趣的联系实际的建筑设计课题”，而他也“乐在其中，对建筑与生活的关系，开始有了初步体会”。这一工作可视为关肇邺最早接触的建筑实践。
另一种来自家庭的财富是书籍。至今，关肇邺家中仍珍藏着一只古老的欧式大皮箱。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关肇邺正是从这只阁楼上尘封多年的古怪皮箱中，发现了近百本装帧精美的欧美城市建筑图册，其中壮观精美的都市风光、宫室建筑令人叹为观止，从而大大引发了他对城市建筑的兴趣。这些书籍是其父1905年随戴鸿慈出使欧美九国考察带回的“宝物”。由此，关肇邺养成了对照地图与照片神游建筑、城市的习惯和兴趣。在关肇邺真正从事建筑设计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国家正处在封闭、隔绝的年代，中国建筑师没有机会出国考察。然而通过读图，关肇邺对于众多外国城市竟如“身临其境”般熟悉。改革开放之后，他多次出访欧美诸国，初到一个城市时，他凭着对那些街道、广场、建筑的了解，常做同行者的导游，令人误以为他早已来过了。虽然二维的读图不能完全取代对建筑的实地体验，然而读图在先、体验在后的认识方式，往往能令人更宏观、更理性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意义，这也是关肇邺对城市、建筑的看法总能高人一筹的诀窍之一。
求学经历
1947年，关肇邺从美国教会办的北京育英中学毕业，考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学习。育英中学与燕大的英语授课，为关肇邺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
燕大校园的湖光塔影令人心旷神怡。然而更令他着迷的是1948年梁思成到燕大做的一次讲座，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建筑的特征》。关肇邺被讲坛上梁思成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学者风度所折服，又专程到清华看了建筑系（当时清华建筑系建系仅两年）的校庆展览。1948年9月关肇邺放弃了燕京大学一年的学历，正式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年级学习。
那时建筑系学生总数不过几十人，教学方式使学生和大师们有着众多亲密接触的机会。特别是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爱憎分明，对关肇邺以及当时的建筑系学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求学期间，关肇邺就以设计中的睿智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重视。记得一次设计作业命题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原太庙）内建设一座小型剧场。当时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几乎所有同学的设计方案都采用了现代主义方盒子的造型。而关肇邺从小在太庙附近长大，出于对环境的敏感，他的设计方案在现代功能之外，穿上了古典建筑的外衣。曲翘的坡屋顶、金色的琉璃瓦与基地上原有的苍松翠柏、宫墙古刹和谐地融为一体。这份与众不同的设计作业得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高度肯定。1950年，关肇邺还是二年级的学生，就被梁思成选中作为设计助手，参与了任弼时墓的设计。梁思成先生还带关肇邺一起向任弼时夫人汇报方案。梁先生能如此平等地对待一个初学建筑的学生，也令关肇邺记忆深刻，为他后来作为师长的平易近人埋下了种子。
1952年毕业后，关肇邺本被分配到沈阳东北工学院建筑系，但通过教育部被临时借调，协助已经病重不能起身的林徽因先生完成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装饰浮雕的设计。他的主要工作是按林徽因先生的吩咐去图书馆找资料，在她的指导下画图、改图、放大做细节等等，而工作地点就在梁林二师家里。由此关肇邺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梁林二师面授机宜，也经常能见到前来探望并坐下来茶叙的众多文化大师们——金岳霖、周培源、张奚若、陈家康等先生都是常客。他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谈话，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虽然不能完全领会他们的意思，也可说是难得的经历。后来，东北工学院放弃了这个迟迟不来报到的新助教，关肇邺便留在清华做了青年教师，两年后又兼任了清华基建会设计科的工作。
设计思想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国家的建筑方针是“实用、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美观”，特别强调经济上的节俭，而美观被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对于建筑师来说，艺术发挥的余地不大。但国家百废待兴，年轻的建筑师有机会参与重大项目的实践。1956年，关肇邺27岁，就主持了清华大学主楼的规划设计工作。
清华大学主楼总体上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段，总建筑面积83000m2，东西两端总长近400米，在当时是国内最大的教育建筑之一。按照当时清华校长蒋南翔的指示，建筑风格学习苏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形式庄严宏大，但应尽量俭省。为了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好的效果，关肇邺在设计中动了不少脑筋。由于社会变动等因素，工程进度时断时续。1966年受“文革”影响，中部建筑削减了二层，临时封顶，开始使用。直到上世纪末，顶楼部分才经重新设计、完全建成。这一作品从形式到风格影响了其后国内众多大学的主楼设计。尽管诞生于困难时期，经济上十分节省，但清华大学主教学楼总体格局却有着很强的前瞻性。直至今天，其内部连续的公共空间等仍能完全胜任清华大学接待国外元首、国际学术大师的需求。2009年这一作品入选中国建筑学会评出的“建国60周年优秀建筑创作300项”。
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期间，全国建筑量锐减，中国建筑师几乎没有实践的机会，学校也停止了正常教学，改招工农兵学员。当时学校不让讲“封资修”的东西，“美观”问题很敏感，一般不能讲。但关肇邺没有放弃对建筑“美”的追求和传播。教学中他曾形象地将建筑的线脚装饰比喻为“双眼皮”，虽然在当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却令学生们至今记忆犹新。即便是单纯出于教学目的的“假题假作”，关肇邺也都认真对待，借以训练自己的设计思维和手头功夫。
1974年，关肇邺带领十余位解放军战士学员接受了北京地铁“东四十条”站（当时名为“工人体育馆”站）站台设计的任务。这是北京环线地铁十多个站台中的最后一项设计，要求不能与已设计的站台雷同，但结构、空间却完全一样。关肇邺在反复思考后提出一个以奥林匹克五环旗的变形为主题的设计。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很多人尚不知何为奥林匹克，更不要说“五环旗”了。个别领导也怕涉外惹来麻烦而表示犹豫。经关肇邺的努力说服，“东四十条”终于建成，后被评选为“北京市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关肇邺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考察各地建筑，并在经济条件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省出经费购买了大量图书，拍摄了数千张彩色幻灯片。美国社会对个性的尊重给他带来启迪，美国校园迥异于苏联模式的空间情趣也深深打动了他。回国之后，关肇邺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设了《建筑评论》课，把他在美国考察的优秀建筑实例剖析归纳，结合世界的建筑理论动向讲授给学生们。《建筑评论》课如今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的经典课程。
1983年，关肇邺开始了他最重要的建筑作品——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的设计。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位于清华大学核心区，大礼堂之东北，分两期建成。1919年首期由美国建筑师享利·墨菲设计，1931年由杨廷宝先生设计了第二期。二期扩建与第一期风格一致，浑然一体，对校园的核心建筑大礼堂形成衬托之势，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中的一项杰作。新馆即第三期，面积22000m2，约为前两期建筑面积之和的三倍，在当时的清华校园中必是第一庞然大物，如何处理新老建筑的关系是突出的难题。关肇邺的设计是将新馆五层的高大体量退到后面，而把与老馆相同的二层部分放在前面，继续加强了对礼堂的衬托作用；主要入口没有按一般做法置于明显突出的位置，而是隐退到庭院之内，以避免对老馆入口形成抢夺或压倒的态势；外观采用与清华园老区统一协调的红砖灰瓦，门窗形式根据结构经济和阅览室家具模数做了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取消了挑檐下复杂的牛腿等装饰；几个主要入口处采用了大面积玻璃和砖拱形符号。这样，新馆就在空间、尺度、色彩和风格上保持了清华园原有的建筑特色，富于历史的连续性，但又不拘泥于原有的建筑形式，透出一派时代气息。正是这样一个“争当配角”的设计为关肇邺赢来了诸多好评。清华大学图书馆三期获得了“国家工程设计金奖”、“北京市八十年代十大建筑”、“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教育部优秀设计一等奖”等荣誉。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批评图书馆扩建缺少新意。关肇邺在《建筑学报》上撰文《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再次阐明了他的设计理念。从此，“得体”成为关肇邺设计的一个核心原则——没有不变的个人风格，只有“得体”的适合建筑自身地位及周边环境要求的设计才是最好的。
同样的设计理念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扩建设计中就以截然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大图书馆位于燕园中心区。周围都是大屋顶的传统式建筑。原有图书馆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实用主义的方盒子、平屋顶，在燕园的整体环境中突兀矗立。图书馆扩建的地段是整个区域的核心位置、轴线对景处，在关肇邺看来，新建筑应对整体环境起到统领作用，采用大屋顶形式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设计竞赛进行的1995年，北京刚刚取消了“夺回古都风貌”的长官指令，那之前的若干年间北京的每栋新建筑都被带上古典屋顶，否则不予批准建设。建筑界对此怨声载道。此时建筑界算是出了一口长气，因此在北大图书馆扩建的竞标中，竟只有关肇邺一人的方案做了古典大屋顶的处理。关肇邺敢于“顶风”设计大屋顶，不为别的，只因为这个地点需要这样一座统领全局的建筑。
关肇邺的建筑观是“总体环境重于个体建筑，个体建筑重于建筑师”。可以说环境是他设计的决定要素。古人云“穷而后工”。在设计中，关肇邺喜欢严格的限制条件。他说，“只有当条件具体而苛刻了，包括要和特定环境紧密联系这一条件，才容易出来有特色的设计。人们很重视‘创新’，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不应总是千篇一律，没有发展变化，但‘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奇、异想天开，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恰当地解决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是创造性最好的表现之一。”越是看似苛刻的环境要求，越能激发出他的灵感。除了被福布斯评为全球最美校园的清华园中的图书馆、理学院、医学院等建筑外，关肇邺的重要设计作品还包括海南大学教学办公建筑群；西安欧亚学院图书馆、教学楼、办公楼；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馆；北京德胜门外的中国工程院办公楼等等……出于对不同环境条件的应对，这些建筑虽然大多内容相近，都属于文化教育类，但各自形象均有较大距离，初看上去很难判断是出自一人之手。当然，如果细读关肇邺的每件作品，建筑师的精神气质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其中——那是一种讲究文雅却并不奢华的气质。“文如其人”，建筑也如其建筑师，是建筑师思想、意识、价值观的写照。
为人与教学
如果仅用建筑作品来体现关肇邺大师的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在关肇邺自己看来，他首先是一名教师，之后才是一名建筑师。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资深教授，教学工作实际占用了他大量的创作时间，也使其建筑创作的类型、规模、深度等受到极大的限制。然而，关肇邺对此却很坦然。
1984年关肇邺晋升教授，开始培养研究生。为了对每个学生都能全面充分地指导，他三十多年来作为研究生导师招收的研究生总数不过三十几人。每年最多只收一名硕士生、一名博士生，同时在读的不超过5人。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弟子当中，若干人已经成为中国建筑界新一代的领军人物，蜚声国际。
在清华建筑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学生们称呼成就高、修养高的老师为“先生”。从前有“梁先生”、“林先生”，而今大家念得最多的是“关先生”。关先生出现在公共场合，总是腰杆笔直，衣着得体，连头发也一丝不苟；关先生站在讲台上总是神采奕奕，语言生动幽默，内容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这是清华建筑学院的学生们所神往、所骄傲的一道风景。
其实，关先生并不像外表看来那么严肃。他为人谦虚、低调，对待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但与他亲近的学生都知道，先生是个开朗、随和的人，喜欢讲笑话、开玩笑，说话直截了当，有时候调侃人也不留情面。这源于他一贯乐观豁达的性格。如同当初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给他的深厚影响，关肇邺的思想、品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关肇邺要求自己以及学生们能够跳出建筑学的小圈子，站在文化和社会高度看待建筑。关肇邺曾借用《画论》的分级法来谈建筑，将建筑分为四等：产品、作品、精品、神品。“产品”是简单为了完成任务，敷衍塞责之作，应该杜绝以这种态度来做设计，它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作品”是真正当作一回事，有兴趣、有追求而做的。“精品”是背负着责任感、尽最大努力的创作，从全局至细部都反复推敲、精益求精。每位建筑学生、建筑师都应树立精品意识，只要认真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神品”，那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欲达到这样的水平，只是努力学习建筑还不够，还有赖于多种外围文化的熏陶滋养，以及思想、品格、情感、胸襟等的全面提高。正如“神品”之画，不止在于画家的眼和手，还有赖于其思想境界，诗中的“神品”亦不止在作者吟诗之技能本身，而“功夫在诗外”一样。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①关肇邺1997年在北大图书馆屋顶上指导工人。
②2008年关肇邺院士陪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视察中国工程院新办公楼（该建筑为关肇邺院士所设计）。
③关肇邺于1957年主楼西区建成之际留影。
关先生二三事
■姜娓娓
1999年9月1日，是我攻读博士、正式拜师入门的日子，2014年10月4日迎来了关先生70岁的生日庆贺。新入门的我和关先生、师母、师兄师姐们一行乘坐4辆白车，排成车队，到延庆探望老乡，吃蛋糕，爬长城。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刚刚入门，我就感受到了这个集体如家般温暖的氛围。
关先生待我是学生也是孩子，他用深厚的人文修养、得体的设计思想、儒雅的建筑作品、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引领我进入了建筑的艺术殿堂。
关先生在设计中最喜欢用手绘表达他的设计构思，他鼓励我们用手绘进行设计和表达，它让脑和手之间更加畅通，让设计更加人性。他的设计手稿有完整的水彩作品，更有在教导过程中随手画的。这些我都非常珍惜地保存着。
为了鼓励他的弟子们手绘，关先生送给每个学生一个德国施德罗的高级绘图板，这在当时是价格不菲的。他仔细为我们讲解手绘技巧，并亲自做设计示范。在关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我手绘设计了徐州汉画像石馆的那些叠涩空间、柱子的细节、不规则斜面的屋顶。尤其是明器和汉阙等建筑装饰，都是在关先生送的小图板上完成的。至今我还记得关先生看到我手绘作业时高兴的样子，通过徐州汉画像石馆，我的手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这个项目也成为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设计作品。
后来，在关先生的指导下，我用手绘方法设计了清华医学院大厅的装饰墙面等，此项目获得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有人说上帝存在细节之中，关先生的教导充满了他对细节的控制和把握的重要领悟。记得我当时做台州图书馆的设计，很多细节尺寸不知如何把握，关先生要我画一个足尺比例的图挂墙研究，不断推敲，逐步确认。最终的建筑细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关先生对建筑设计充满了热爱和无比的投入。清华医学院二期项目建成后，由于种种原因，门厅的设计不尽如人意，已经85岁高龄的关先生去现场看了好多次，有的时候是去校医院看完病后，有时候是师母搀扶着。在工地现场，两位老人一丝不苟地讨论着建筑艺术的情景，让我深深感动，至今难忘。
关先生在门厅施工好后，居然亲自去联想桥南的花卉市场挑选花木，当时是7月份，北京最热的那几天，关先生在闷热潮湿的花草之间，和我讲述关于植物搭配的想法和塑造的人文意境以及与此相关的红楼梦的文学精神。现在的门厅，在绿植的映衬下，成为师生们的必经之处和最喜欢的空间。
关先生说过，他先是一名教师，再是一名建筑师。他孜孜不倦培养人才，让清华建筑学院“薪火相传”。
记得2002年11月，为了让从未出过国的我增加见识、开阔视野，他积极鼓励我去意大利参加国际设计交流，并予以资助。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家里，拿出多年前珍藏的地图交给我，叮嘱我临行前的事项和考察要点。当我踏上意大利的土地，看到米兰大教堂的那一刻，内心无比激动。为期14天的意大利之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城市与建筑的魅力和精神，至今难忘。
在关先生带领下的弟子们，每个人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每一年的中秋前后，关先生都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大家一起围坐在八角形的地毯旁，一边吃着美味的月饼，一边听关先生讲述建筑艺术的话题或者时下的先锋现象。大家对各种观点畅所欲言。这种非正式的沙龙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让每个学生受益匪浅。
于我，关先生如父般慈祥，如友般无间。
2014年10月4日，是关先生的85岁大寿。不知不觉，从师已经15个年头。记得第一次关先生教我穿正装参加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晚宴，第一次坐卧铺和关先生一起去山东出差路上的趣事，结婚的时候关先生和师母送的结婚小礼物，生子后送的玉兔挂坠……
在此，衷心祝愿关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
（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综合设计三所工作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