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传胜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6年10月26日
储皖峰
笔者新近在1932年10月22日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08期上看到一篇署名“推仔”的短文《琴画室漫录：（四）胡适慰病函》，全文如下：
我于民国十八年春天到上海滩上教书，暑假期间也在暑期学校里担任些功课，因为过于劳碌一点，加之食物不清洁，马上得到肠窒弗司的病症，不得已住到吴淞海滨疗养院。胡先生除每星期一到校上课必来看我外，还不时的来信安慰我。兹录一函如下：
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
荆公此诗，我最爱颂。知道人生如梦，故无所营求，也无所贪恋。但人生只有这一次做梦的机会，岂可轻易错过？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痛痛快快的梦？□□（按：原文如此）病中试读此诗，先须受用前二行，可以安心养病，病也是梦中的一境，只能安心顺受。英文“病人”叫作Patient，译言“忍耐”。你能耐过这一境，方才能做下文更甜蜜愉快的梦。
适之。十八，八，廿七。二一，十，二十，录于浙大。
显然，这是作者“推仔”抄录的胡适1929年8月27日写给他的“慰病函”。此信尽管并不完整，但由于各种胡适文集、书信集与研究资料都未见收录或提及，所以当系胡适的一封佚简。胡适于此函中援引的是王安石的七绝《梦》。是年5月13日，在《人生有何意义（答某君书）》之二的《为人写扇子的话》里，胡适同样引用了这首诗，认为人生如梦幻泡影，故无所求，“但无所求不是无为”，要在无意义中寻得意义，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问题来了，这位“推仔”是何人呢？所幸的是，作者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并非只留下了一篇文字，而是以“推仔”“玉山”等笔名先后发表了十八篇《琴画室漫录》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或论“诗歌的衍化”，或对友人的诗作进行评价。其中一篇《琴画室漫录：（九）陈三学曼殊》（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33年2月18日第122期），透露了作者曾有吊苏曼殊诗，曰“荒林落日藏山鬼，瞻吊临风有泪痕”。随着这一线索，便可以确定“推仔”系民国文史学者储皖峰，因储氏曾作《西湖抒怀诗六首》，上述两句诗便出自第四首。
储皖峰（1896—1942），字逸庵，生于安徽潜山。1917年考入位于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夏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负笈北京，1927年肄业于南方大学，又入北大为旁听生，问学于胡适门下，后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据《清华校友通讯》1934年第1卷第5、6期合刊所载储皖峰的《我之近况》云，他从清华毕业后，于1929年春应胡适之聘，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1930年秋兼任复旦大学与国立浙江大学课务。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专任浙江大学讲师。1933年8月，到北平辅仁大学任副教授。《琴画室漫录》系列文章结尾皆标明“录于浙大”，显然是储氏执鞭浙大期间所写。“琴画室”应是储皖峰的室名，其妻陈漱琴即有一号名“琴画室主”。陈是女子书店的编辑，1932年曾编译《诗经情诗今译》，以“琴画室丛书”之一刊行（实际上该丛书并无后续图书问世）。除《琴画室漫录》系列文章外，1934至1936年，储皖峰在北平辅仁大学细流社社刊《细流》上还以本名发表了多篇《琴画室小记》。
早在1924年秋，储皖峰便加入了北大国文系学生陆侃如、游国恩等创办的爱智学会国学部。1926年6月6日，与陆侃如、谢国桢、姚名达等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国学团体——述学社，编印《国学月报》。储氏治学文史，述作颇勤，文章散见于《国学论丛》《文理》《国学季刊》《清华周刊》《辅仁学志》等刊物上，有《中国文学史》《陶渊明述酒诗补注》等书传世。可惜，他英年早逝，1942年不幸病殁于北京。据储向前《储皖峰生平及其著述》（载《安庆文史资料第2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称，1947年2月6日，清华研究院《经世日报》曾出版《储皖峰教授纪念专刊》，胡适、侯堮、游国恩等师友皆有专文悼念。
在胡适的众多学生弟子中，储皖峰并非名气最大，关于两人生平交往的文献材料亦谈不上丰富。两人首先是安徽同乡，又有师生之谊，过从甚欢，亦师亦友。储皖峰曾将胡适的话集成联句，深得胡适嘉赏，特意在日记中记录。在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中，影印收录了储皖峰写给胡适的7通书信。这些信最早一通始于1930年7月24日，讨论《红楼梦》一书的考证；最晚一封写于1937年3月4日，储皖峰当时准备与罗根泽、陆侃如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史研究会，故函请胡适担任会长。其他各通主要都是探讨学问，亦旁涉个人生活、人事琐杂等内容。虽然胡适仅长储皖峰五岁，但储于信首皆称“先生”，信末则署“学生储皖峰”，由此可窥他对老师胡适的尊敬与崇仰。除了上述7通信函，之前不曾发现过胡适致储皖峰的书札。笔者披露的此信，尽管从思想文化与学术意义上来看无关宏旨，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领略和体认胡适豁达、清醒的人生观，他对于病中的储皖峰的殷勤宽慰与鼓励，无疑是诚挚、恳切的。文史研究界近年来十分重视书信等文献的研究，正是因为信札具有高度私密性，所以往往能够还原历史的微观与细节，传达出当事人最为真实、可信的内心世界，从而与其他材料相互补充，呈现、构筑出历史人物丰满而立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