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1942年夏的某一天，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路过云南呈贡，当地组织小学生列队欢迎。第一天，孩子们在烈日下苦等3个小时，领导没有露面；第二天又等，还是没来；到第三天，才算把领导等来了。队伍中有个9岁的小女孩，戴着妈妈为她准备的草帽巴巴等了3天。回来后对母亲抱怨：“爸爸做的事，真叫没意思！天天在文庙读书，没有人理他。这位客人多威风，前两天接不来，今天我们还是来接呢！”

　　小女孩的爸爸叫陈达，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也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创始人。他每天坐在文庙中做的“没意思”的工作，其实是探索用科学方法在中国进行人口普查，虽“没有人搭理”，不如那位内政部领导威风，却被国际上誉为“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

探索中国特色的人口普查之道

　　这是一座破旧的、杂草丛生的文庙，位于呈贡县城东门街，坐北向南。当时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所在。1938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接到聘书，就任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

　　对于这一研究所，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寄予厚望。他说：“国情普查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学术的张本。”在平时和战时同属“切要之举”。他还指出，办这个研究所，并不是想依靠研究所的力量完成中国的人口普查，而是要研究出一种“简洁精当，省费可靠”的普查方法，然后把这种方法交与国家，“供国家实行普查时的参考采择”。可见，这个研究所既是国家的智囊机构，也是国家建设的一片实验田。联系当时政界和知识界“抗战建国”的思潮，可以体会到身处国难的知识分子希图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贡献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良苦用心。

　　陈达选择了云南呈贡县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的人口普查方法的“实验区”。每周四、五、六，他前往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人口问题”和“劳工问题”两门课程，其余时间在文庙处理所务。美国社会学者仰慕陈达对中国人口的出色研究，曾向他发出去美国的邀请，但陈达却执意与自己的国家在一起。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套最适合于在大量且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中进行人口统计的技术。

　　然而，这项工作开展得并不容易。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文庙并非清静之地。军方多次要进文庙驻兵，陈达只能请梅贻琦致函云南警备司令部转寰。但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枪杆子比笔杆子总是要硬气得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更是如此。终于有一天，陆军第五军把骡马数十匹牵了进来。“秀才”们急忙找呈贡县政府反映，县政府的答复有几分官方又有些悲怆：“本府曾据理辩护，并派人领导四出寻找空房庙宇多处，均可驻扎。无奈该军人员表示文庙极为适合驻扎骡马，希望能让与一部房舍”等语。

　　在书生的无奈中，伴随着兵士的骚扰、骡马的嘈杂，陈达的工作蹒跚起步了。人口普查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即便以一个小县城为范围，依然需要一支不小的调查员队伍，那么，谁来当调查员呢？陈达最初希望由昆明的150名小学教员担任。在当时，小学教员是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应该说，这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由于调查所经费有限，每个调查员每天只能领到伙食津贴国币3元，低微的报酬只招来40个人报名。没办法，陈达只好请市政府出面，征调小学教员100人，又从各区镇抽壮丁239人，组建调查员队伍。抽壮丁对政府而言轻车熟路，但这些“壮丁”有商店伙计、工厂工匠、在家休闲的学生，还有保公所的“基层干部”，鱼龙混杂，根本无法胜任调查员的工作。无奈之下，陈达又回到最初的设想，想办法提高调查员待遇，终于调集了全市小学教员参加人口普查工作。

　　到了调查员报到的日子，上午却无一人前来，直到下午一点之后，才有两三人到文庙观望，“有人吸草烟，有人持旱烟管，无一人带铺盖者”。虽然通知中早已说明每人需自备笔墨和铺盖。近代中国人这种懒散、敷衍、多疑的作风，不但令陈达苦恼不已，多年的战乱更让人们对“抽壮丁”极度恐惧。一听说户籍调查，就自然地联想到与抽丁有关，生怕说出真实情况对自己不利，瞒报谎报比比皆是。有一户对调查员说，家有子女4人，长子已经去世，于是调查员拿出死亡登记书作了登记。3天后，户主却跑到保公所对保长说，长子没死，请撤消死亡登记。保长问其缘由，他说：“妻见穿军服者入门，疑是办兵差者。此长子年纪20岁，正值壮丁年龄。俗有迷信，拿活人报作死人，于本人及家中不利，故请改正。”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国民心理中开展工作，陈达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不过，也正是这样的环境，让陈达对在中国开展人口普查之道有了深刻而独到的认识。

　　1941年2月，第一次全国统计会议召开。陈达和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提出的人口普查提案获得通过。会议决议，从1941年起各县试办人口普查，自1943年起各省试办人口普查，自1947年起，全国试办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呈贡的经验也提醒陈达，在中国，公事有时还得私办。开会之余，陈达利用自己的“清华关系网”，同各省统计人员详谈人口问题，希望能在这些省份率先推开人口普查。福建统计长杜俊东、广西统计长阳明炤、四川统计长李景清曾在清华上过陈达的课，江西统计主任刘治乾是陈达在清华的师弟，这几位当即同意回省后推行。

　　1944年，陈达以呈贡的工作为主要数据，用英文写成《现代中国人口》，全文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1946年7月号上，这在美国学术期刊上是极为罕见的。随即，该书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外学者评价说，“这是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讨论中国的书”。在这本书中，陈达总结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规律，并根据呈贡人口普查积累的经验提出，中国的人口普查应从一县到一省再到全国，逐步推开。应充分考虑国情和习俗，把农历新年定为普查日，因为这一天人口流动最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学家的学术追求与家国情怀的高度契合。陈达在书中明确说，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基础”。

　　可惜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走得并不顺畅，全国人口普查真正实现，已经是1953年的事了。更令人叹息的是，当时中国已经没有社会学系，陈达乃至他的学生辈社会学家星散四方。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是由苏联专家主持的，这位中国人口普查的开创者被抛之脑后，只有个别人员就一些调查方法私下里向陈达请教。

晴天十八个日头，雨天十八个钵头

　　陈达的老家在浙江余杭，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小老乡。幼年就读于余杭县高等小学堂。1911年，19岁的陈达考上游美预备班。1916年，赴美留学。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在清华任教。

　　抗战时期，陈达随清华南迁，来到昆明。一家人原住在县城三台小学，后搬到文庙的崇圣祠居住。崇圣祠的房子不要房租，但条件一般，光线不足，下雨还漏。陈达夫妇利用寒假时间，请瓦匠加以整修，但情况依然不妙。陈达在日记中记录了雨天的窘迫：“余用饭碗接漏，灶上共摆五碗，各碗很容易漏满，余忙于倒水，辗转倒换，周而复始，此外有一漏甚大，另用铝饭锅接之，如是者一小时半，雨渐小，……厨房长10步宽7步，今日有漏14处。”触景生情，令他想起余杭老家形容穷人屋子的俗语：“晴天十八个日头，雨天十八个钵头”，“我们的厨房离此标准已不远”。

　　云南的老鼠个头大，善爬墙，也给陈达造成很大困扰。在三台小学楼上居住时，晚上经常能听到老鼠在扶梯上下，陈达有时候起床将其活捉。“某次见大鼠上蚊帐，由蚊帐爬上粗绳，余用手杖击之，中头部堕地死”。还有一次，陈达用手杖打死一只，重半斤多。厨房的老鼠就更多了，用打鼠机打之，半小时内就抓获5只之多。

　　平时，陈达除读书写作，就是上课或外出调查，仅有的休闲是种菜和钓鱼。他在崇圣祠前开了两片菜地，种上各色蔬菜。西红柿收成不错，可惜常被松鼠偷吃。一天陈达站在树旁，看见一大西红柿从树上坠落，“举首尚见一松鼠隐藏于枝叶中”。除了松鼠，与教授作对的还有喜吃南瓜的毛虫，这些家伙“先吃花，后吃初生的瓜，后吃叶，最后吃藤”，把陈达辛辛苦苦种下的南瓜吃了个干净。教授先生痛定思痛，总结“种菜经”：“毛虫初生时必须大规模地烧死，否则任其蔓延后，为祸必烈。”

　　除了种菜，还有钓鱼。陈达十分喜欢钓鱼，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钓鱼的“战绩”。住昆明青云街169寓所时，后门有一个小湖，陈达在寓所后门小花园挖蚯蚓下作饵，下午4点在湖里下“滚钩”，第二天早上6点收钩，战果辉煌。搬到北门街45号后，无处钓鱼，让陈达技痒不已。到呈贡之后，他四处寻找下钩之所，最后选定羊落堡老龙潭作为根据地。老龙潭长约四丈，宽约三丈，水深处约一丈，与其他潭子相比，老龙潭的妙处在于水不干涸，鱼儿繁多。到老龙潭钓鱼是陈达星期日的例行公事。1942年9月14日的日记记载：陈达早上8点半出门，到下午5点已斩获鲫鱼35尾、肉花鱼4尾、鳝鱼1条。

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陈达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代宗师，但或许由于他性喜独处，很少看到他与学生交往的记录，从他出版的日记中，可查到的一条记录是：1945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袁方等几个学生到崇圣祠贺年，大家煮了汤圆吃。

　　袁方比陈达小26岁，1942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那一年，连袁方在内，一共有13名学生毕业，陈达认真阅读了其中10人的毕业论文，并在日记中作了摘录和点评。陈达的学术眼光和标准很高。10篇论文中，只有袁方的论文得到了老师的赞许。袁方的论文名为《昆明市之都市化》。陈达认为，这篇文章对手工业行会的调查和分析下了功夫，并从手工业者改行的观点研究都市化的进程。对于昆明市吸引乡村人口的问题，也有相当的分析。

　　平心而论，其他学生的文章，以今日本科毕业论文的标准来看，大都也是小处着眼的好选题。但被陈达这把近乎严酷的社会学标准尺一量，却都有不足之处。比如，胡庆钧写的是《中国旧节之初步分析》。陈达说，这篇论文“从书本上搜集材料，仿佛是史学家的工作。至于社会学者所应注意之点，仅偶尔提到”。游凌霄的《昆明妇女消闲生活之调查》、徐泽物的《空袭与昆明社会》，虽搜集了大量材料，却似乎是“新闻记者的工作”，也就是说缺乏社会学的学科意识。

　　周颜玉采用访谈法，通过访谈昆明市内外80名“使女”，写成毕业论文。陈达认为，访谈人数虽不少，但每次谈话所记太少，长的700字，短的只有150字。社会学研究方法应根据研究对象而定。研究“使女”，不应注重访问的次数和人数，而应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识的程度，相识越久，就越能得到亲密的材料。问卷调查也是社会学的常用方法。张征东和邝文宝以问卷调查为基础，分别写成《大学男生的婚姻生活研究》和《妇女婚姻生活调查》。陈达却不因有数据就视之为“科学”。相反，他认为，社会调查中，问题并非多多益善，两人设计了60道题，很多并不重要，反而影响了对重要问题的分析和解释。

　　从目前留下的史料看，陈达似乎没系统讲过：一个社会学家应有怎样的学术怀抱？社会学研究又应如何做？但从他对学生论文的点评以及他自己的研究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在陈达看来，作一个社会学家，首先应眼睛向下，以身边的现实问题为题，注重材料的积累，像他推崇的王静安先生那样，注重搜集资料。1943年，陈达所在的社会学系共有12名学生毕业，论文全部以云南或昆明乃至校园中的现实社会问题为选题，内容涉及商业同业公会、职业公会、救济事业、离婚案件等，充分体现了陈达以“社会”为学问根基的学术旨趣。同时，社会学家还应抬头望天，对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理作出系统、有条理的阐释，并使研究心得贡献于现代国家建设。早在1915年，还是清华学生的陈达就在文章中写道，吾人为学之志愿，非为窃取学者虚名而已。而是“将以究国家兴废之理，中外俗尚之判，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造福于人”。25年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知识阶级是对于民族富强进步最有关系的阶级之一。“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如自然环境的克服、机械的发明、学术的进步等，俱有赖于学问家的努力”。但是，“我国自兴新学以来，知识阶级尚无基本的学术贡献。自然科学者无重要的发明，应用科学者无有益于国家或人民的基本技术改革；社会科学者对于社会制度并无根本的改善办法。一般的文化人，在学校里当教书匠，在研究机关里做高等流氓。他们各人连我自己当引此为奇耻大辱，对于国家与社会，说不上有何等贡献”。痛心之状，溢于言表。

　　时光流逝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作为一个学科失去了独立建制。陈达几经辗转，落脚到了中央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陈达在人口问题上接近马尔萨斯，倡导节制生育；在劳工问题上又宣传“劳资协调”。于是，他毫无悬念地成为“右派”。1975年，陈达心脏病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