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宏安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6年09月21日

    《李健吾文集》终于在北岳文艺出版社印行了，时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套书出得不容易，11卷书，550万字，耗费了编者和出版者难以想象的精力。我作为李健吾先生的学生，面对这套书，不由得产生了一则以惊，一则以喜，一则以愧的感情。所以惊者，是因为李先生居然写下了这么多美轮美奂的文字；所以喜者，是从此以后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他对文学的贡献了；所以愧者，是因为我对于这套书几乎没有出力，对于李先生在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方面的创作、批评和研究的贡献了解得实在太少。李健吾先生是文学大师，然而，在看到《李健吾文集》之前，除了他的批评观之外，我居然对他说不出什么。对于他在中国文学方面的创作，我无缘置喙；对于他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方面的成就，诸如翻译、研究和评论，我也所知不多，难以遽下论断。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先生太过低调了，我与先生接触的三、四年间，他从未谈起过他的工作。他由于身体不好，从未给我们上过课，只是反复地说，要多看书，看各种书，看各个流派的书，至于他写过什么东西，哪怕是最近的，他不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咀华集》和《咀华二集》，我是偶然间得到的，而且不是从他的手中或口中，私淑而已。他送给我一本《福楼拜评传》，只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本”，再也没有多说什么。看到《李健吾文集》之后，情况稍有不同，中国文学方面一如既往，可以说的话不多，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自觉还有话要说。文集的最后五卷是文论部分，外国文学部分占了三卷，其中多为法国文学的论述，可以见出他在法国文学方面的造诣，由此我想到了李健吾与法国文学研究的关系，想到了将“李健吾与法国文学研究”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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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吾先生是法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以实在的研究成果为法国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天地、展现了新的远景。这片新的天地是对于全部法国文学的来龙去脉进行探索和研究，在这片天地之中，当然有中国读者进行欣赏体验的乐趣；这个新的远景是中国文学从法国文学的演化中寻找弃取的源泉和根据，在这个新的远景中，自然有中国作家拿来借鉴对比的动机和动力。法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大致始于上个世纪初前后，盛于三、四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又迎来了新的高潮，这期间有一个翻译向研究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李健吾先生无疑是一个先行者，1935年出版的《福楼拜评传》就是明证。1933年至1935年，他在法国留学，断定当时的中国更需要现实主义，于是有《福楼拜评传》的写作与出版。《福楼拜评传》出自一个年方29岁的年轻人之手，这是一部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冷静紧密结合的作品。书后近百种参考书目，见出作者学问的广博、功力的深厚与劳作的辛勤。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一部80年前的著作还能稳稳地站在一流的位置上。《福楼拜评传》是一本有吸引力的书。它的吸引力表现在：它是一本有科学性的学术著作，它是一本有判断力的批评著作，它还是一本有艺术感染力的创造性著作。以这本思辨与描述并重的书为基础和中心，李健吾先生翻译了《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圣安东的诱惑》《情感教育》等，写作了专题论文《拉杂说福楼拜》《科学对法兰西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三故事〉译者序》《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译本序》《福楼拜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小议》等，这样，翻译、研究和批评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却坚实的整体。此前，中国对于法国文学的介绍多在于翻译，文章则大多是对作者和作品的介绍，少有深入的研究，更少有部头稍大的专著，这是情理中的事。《福楼拜评传》的出版使事情有了变化，它为法国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试想，如果有若干个大作家的评传出版，作为基础，辅以作品的翻译，例如翻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加上作品的专论，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等，再加上深入的个案的研究，例如《激情与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等，那样，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该是呈现了何等壮观的景象啊！李健吾先生本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除了研究福楼拜的论著之外，还写下了一些关于斯丹达尔的文章，尤其是他写了大量的论述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创作思想的著作，大大小小的论文有十七篇之多。1975年9月，他曾给巴金写信：“我现在正在写《〈红与黑〉的关键问题》，可能在年前写好。以后写些有关巴尔扎克的论文，每年写个两三篇，将来出一本论文集。以前拟写的《人间喜剧》不搞了。因为那太死，把我拘住了。”1975年，那是什么年代？看来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并没有浇灭他胸中燃烧的从事文学研究的烈火。那17篇论文已经很可观了，足够出一本论文集了，可以看出，李健吾先生的心中还孕育着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可惜，由于国势的动荡，生活的艰难，身体的多病，不惟他本人不能坚持，更重要的是后来人不肯、不愿或不能继续耕耘，因此，这片田地虽然可称肥沃，至今却仍不见繁盛的作物。新的天地，等待着后来者大展拳脚；新的远景，吸引着后来者踽踽前行。我猜想，在李健吾先生的心中，法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批评应该是这副模样的：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奋勇当先，朝着那个风光无限的山顶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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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吾先生用力最勤的是法国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失去了对于福楼拜的热情，不过他是“越来越不再那样爱戴他，但是他的优点自属优点，我的心愿仍是心愿”。爱戴还是爱戴，只不过是“不再那样”地爱戴了。他把他的热情转向了莫里哀，转向了斯丹达尔，尤其是转向了巴尔扎克。其实，他的心中装了整个的法国文学，他想写一部法国文学史，将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及批评，全部纳入其中。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担此重任的，但是，必须有如此的眼光、如此的胸襟，才能既有扎实的具体研究，又有宏阔的学术视野，这样的研究才是跃动着生命活力的创造性的事业。李健吾先生想写文学史不仅仅是一种设想或愿望，他还切切实实地做了一番努力，他写了两篇长文：《罗朗歌》（今译《罗兰之歌》）和《法兰西的演义诗》（演义诗今译为武功歌），这是在他任职孔德研究所时的事情，抗战胜利后就放弃了。其实，他研究法国文学开始就有全面完整的想法，早在1935年，他就写了《克莱武福晋》（今译《克莱芙王妃》），介绍法国十七世纪的心理小说的开山之作。他写的《老板上流人》（后来他本人译作《贵人迷》），这是他翻译研究莫里哀的滥觞之作。此后，他写了《费嘉乐的结婚》（今译《费加罗的婚姻》）、《胜利后法国现代戏剧》、乔治·桑以及一系列关于法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与评论文章。他的研究横惯了中世纪、十七世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其中唯独少了十六世纪，可是，十六世纪的两大作家，蒙田和拉伯雷，却是他作评论时经常引用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学蒙田最像的人，他把蒙田的“跑题”做成了自己的风格的一部分。其他如布瓦洛、圣伯夫、法郎士、布吕纳介、古尔蒙、蒂博代等是经常出现在他笔下的常客。对于这些作家，他不仅仅是介绍而已，有些还是深入的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例如对于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我的硕士论文是《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完成于1981年。我记得答辩会是在李健吾先生的家里举行的，答辩的评语中有许多溢美之词，记得其中有“我国首次对波德莱尔给予了公正而全面的评价”“文采斐然”之类，我只当做是李先生对学生的鼓励，没有在意，当然心中也不免有些得意。但是我读了他在1939年1月发表的《鲍德莱耳》、1980年发表的《〈辞海〉中有关波德莱尔的评价问题》以后，不禁脸红了：李健吾先生在1939年就已经指出：“他不用别人做例，他自己是最好也最亲切的实例，所以他的现实是深入的，广博的，精致的，无微不在而又感动人的。”在1980年发表的文章中，他借法国当代文学史保尔·亚当的话指出：波德莱尔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幻觉的现实主义”。我很高兴，我无意中和我的导师所见略同：我在我的论文中指出了《恶之花》的现实主义成分。当然，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李健吾先生的身体实在不好，不仅不能给我们上课，就是我在拜访他的时候，也很少谈论法国文学的问题。我在做论文的时候，正是他发表论文之时，他不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我少了亲耳聆听教诲的机会！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最忌讳心有褒贬，对他不喜欢的作家给予不公正的评价。李健吾先生不然，他往往在他不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可以欣赏的东西，例如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李健吾先生的法国文学研究表现出来的气势和胸怀，正是我们所有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应该追求的境界，起码我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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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大多把李健吾先生的批评称为“印象的”“印象主义的”“中国化的印象主义的”，等等，其来源是法国的文学批评，例如阿纳托尔·朗松和儒勒·勒麦特。其实，“印象”并非贬义词，印象所以遭到非议，是因为止步于印象，倘若向上一步，以印象为基础，形成若干规则，则印象乃是一切批评不可少的最初一步。例如，朗松在文学研究中为印象主义保留了适当的位置。他指出：“清除主观成分的工作也不能做得太彻底”，因为“真正的印象式批评可以让人看出一个心灵对一本书的反应，这样的批评我们是接受的，对我们是有用的”。应该加以排斥的，是那种越出“它的定义所规定的范围”的印象主义。李健吾先生对法郎士的名言有独特的理解，他说：“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有经验，而且还要综合自己的观察和体会”，他“也不应当尽用自己来解释”，还应当“比照人类遗忘所有的杰作”。因此，他喜欢并且善于在批评中运用想象，将朦胧的感受化为鲜活生动的比喻。比喻与印象有天然的联系，比喻是印象的深化，他的印象式批评由于有了比喻而比他所借鉴的法国印象主义更近了一步，成为一种理性的印象主义批评。同时，李健吾先生也是一个用学问加以范围的印象主义批评家，知道怎样控制感情，调整情绪，所以他既是热情的，又是清醒的，能够写下这样的话：“加入自我是印象主义批评的指南，如若风格是自我的旗帜，我们就可以说，犹如自我，风格有时帮助批评，有时妨害批评。”雷米·德·古尔蒙给了他这样的建议：“一个忠实的人，用全副力量，把他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另外，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也有印象主义的成分，其中优秀者可以称为“把独有的印象形成条例”。李健吾先生古典文学的修养世所周知，不容我在这里饶舌。可以说，一条中国古代诗文评的传统，一条西方的以印象主义为基础的审美的批评传统，这两条线的交汇造就了李健吾先生的批评，一种解脱了种种束缚的“自由的批评”，一种在众多的批评方式中卓然不群的值得提倡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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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批评生理学》（1930年）中将文学批评分为三类：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1983年，瑞士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认为蒂博代的分类还没有过时，谈到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时说：“今日的大问题是及时的批评不堪重负因为批评家的收入常常是很菲薄的，唯有通过电视传播的反响似乎还对出版家有些重要性。至于纯学院的批评，则要保持距离。也许两者之间的余地倒有可图，即教授或作家肯冒某种风险撰写随笔，形成一种自由的批评。”1985年，他又说：“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背弃对语言的明晰和美的忠诚。最后，此其时矣，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李健吾先生的批评就是这种“自由的批评”。他以刘西渭为笔名出版的《咀华集》（1936年）和《咀华二集》（1942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他的批评观念是否在法国文学的研究和批评上延续了刘西渭的风采呢？《咀华二集》的初版本中收入了《巴尔扎克的欧也妮·格朗代》等短文，刘西渭的风格一仍其旧，在他转为以法国文学研究为主业的情况下，刘西渭的风格是否有变化？且以他在1957年发表在《文艺研究》上的一篇长达3万字的长文为例。这篇文章题为《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为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而作。这篇文章考察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对文学和艺术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小说艺术的影响。这篇文章随即遭到了批判，说李健吾在学术上没有抛弃“资产阶级学者老一套的错误”，“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还没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平时的学习，也只停留在字句的表面，没有深入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最后这篇文章认为李健吾“宣扬自然主义”、犯了“世界观与立场”的错误。今天看来，这样的批判显然不能令人信服。《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小说艺术的影响》是一篇条分缕析、丝丝入扣的分析文章，全文围绕着观察、回忆、想象、感受、道德、反映、心、风格、方法、虚像、传奇、升华、描写、对话等概念，用科学来统领，具体地阐释其含义，最后回到全书的结论：“科学到底还是科学，而艺术吸收科学的成果，仍必须回到自己的实践道路。”逻辑无懈可击，论述清晰完整，辨析精微准确。今天看来，这场是非很清楚，论述科学对于小说艺术的影响完全被“阶级斗争”淹没了，科学没有了，艺术没有了，只有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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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学术论文被要求符合学术规范，例如关键词、参考文献、注释等，有人开玩笑说，看一篇学术论文，不必看内容，只要看其注释和参考书目就行了。至于说语言风格，那就根本没有位置，不在考虑之列。当然，学术论文必须有规范，不可能写一篇没有注释、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除非你的论文完全独创，空谷足音，振聋发聩，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论文我的肉眼凡胎还没有发现。但是，凡事一经强调，就易走极端。现在的论文很少有不规范者，但是有特点，所谓“写得好”的论文也很少。为什么？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很少谈论如何“写得好”的问题了。具体地说，文体的多样化，批评文体的多样化，似乎已被规范化的论文赶到爪哇国去了，其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生硬、呆板、四平八稳的文章和善于制造这种文章的人，这大概只对职称晋升、评奖有用，而对于渴望看到一篇好的批评文章的读者来说，就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人们习惯地称李健吾先生的批评为“随笔体的批评”，不过，与西于方说理的随笔和中国古代的“细、情、真”的随笔相比，他的随笔恐怕还是来源与西方更多一些。李健吾先生的批评充分地表现了“批评之美”，体现了“科学与诗”的结合，个人与世界相互渗透，风格的明晰与美的表达，让·斯塔罗宾斯基说：“此其时矣，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李健吾先生的批评再度引起一些人的重视，承认他的文章是“作品”，这是“此其时”吗？《咀华集》甫一问世，就遭到一些人的攻击，其中之一是作者“只顾到雕琢文章的美丽”。今天，在很少有人关心汉语的语言之美了，“套话”“概念”“术语”等等大行其道，汉语的现状及其命运实在堪忧。在这种情况下，李健吾式的批评是否可以重现其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吗？李健吾先生的文章的风采非有才气者不办，但是动笔之时想到“明白、亲切、平等”，想到读者，这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我们也可以破除一些禁忌，如学术论文不可运用“比喻”，不可使用“口语”等等，如此则我们的学术论文可以少一些正襟危坐的呆板之气。我们要切记：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特别是文学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单单给专家看的。论文多一些生活气息，少一些学究习气，这是李健吾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启示。

　　李健吾先生是一位大师，是文学的大师，是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大师，他主张批评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他重视在文章中实现风格的表达，他的批评既有艺术性，又有科学性，是典型的职业批评与大师批评的结合。瑞士思想家德尼·德·鲁日蒙谈到让·斯塔罗比斯基时，说他“无论处理什么题材，首先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首先考虑风格、匀称、句子的节奏”。李健吾先生与此相似，只是天不假年，令他早逝，其风格，如灵动如风、激情如火、明白如话、清澈如水、富有节奏性的句子等，未能得到全面完整持续的发展。但是，李健吾先生的批评已然是成熟的批评，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李健吾的批评是一种以个人的体验为基础，以普遍的人性为旨归，以渊博的学识为范围的潇洒的自由的批评。他的批评与研究的文章理应成为批评园地的一枝风姿傲然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