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6年07月13日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杨绛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锺书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35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这种“灶下婢”精神可敬可爱，正如钱锺书在《围城》序言中所写的：“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杨绛为《围城》这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著的成功问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她也分享了“闺房之乐”：“每天晚上，他把写好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钱锺书的《围城》家喻户晓，历经数十载，读者如云。这部作品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出版。至八十年代，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多次翻印，供不应求。

　　著名文学家李健吾当初接手钱锺书的书稿时，惊喜交加，没完没了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难怪，钱锺书在听了人们纷纷盛赞杨绛的剧本时，无不骄傲地说：

　　“你们只会恭维季康的剧本，却不能知道钱锺书《围城》——锺书在抗战中所写的小说——的好处。”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环境恶劣，杨绛和钱锺书的生活虽清苦粗安，但他们不改其乐。他们创作不辍，并与旧友新朋相得甚欢，这里头包括傅雷、王辛笛、刘大杰、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陈西禾、张芝联、唐弢、柯灵、徐森玉、蒋慰堂、沈仲章、卢焚、徐调孚、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等人，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之事，也是口腹的享受。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要杨绛在他办的《观察》上写文章。她正在阅读哥尔德斯密斯的散文《世界公民》，随便翻译了其中一小段，自己加个题：《随铁大少回家》。这就是博得傅雷称赏的译文。她未留底稿，如今译文无处可寻了。

　　后来杨绛又翻译过一个小册子：《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英国文化丛书》之一）。

　　1945年12月17日下午，杨绛与钱锺书一起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大会。据赵景琛事后记叙，钱氏夫妇在赵的记忆的屏幕里，“像白朗宁和罗赛谛那样，都是文艺上的双璧，一对理想伴侣”，他们在一块欣赏演出了昆曲等剧目。在沉闷的日子里，与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排遣忧愁，不失为苦度日子的一个办法。

　　其间，杨绛还会见过胡适。有一次，她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1890—1976年，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用半上海话对杨绛说：

　　“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

　　确实，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曾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上过课，时在1905年。

　　杨绛在《怀念陈衡哲》中说：“我初识陈衡哲先生是1949年在储安平先生家。储安平知道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要到上海定居，准备在家里请客，为他们夫妇接风。他已离婚，家无女主，预先邀我做陪客，为他招待女宾。锺书已代我应允。”

　　在杨绛的印象中，陈衡哲的眼镜后面有一双秀美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到，对此，她记忆犹新。散席后，杨绛搭乘陈衡哲的车子回家。那是蔷薇盛开的春季。

　　后来抗战胜利后，钱锺书在中央图书馆任英文总纂，编辑《书林季刊》，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他要请任鸿隽先生为《英国文化丛书》翻译一本相关专业的小册子，特到他家去拜访。杨绛跟钱锺书同去，感谢他们用汽车送回家。过两天他们夫妇就到杨家回访。杨家那时住蒲石路蒲园，附近是一家有名的点心铺。那家的鸡肉包子尤其走俏，因为皮暄、汁多、馅细，调味也好。杨家就让阿姨买来待客，任鸿隽吃了非常欣赏。不多久陈衡哲又邀杨绛夫妇去吃茶。

　　其时，陈衡哲家住贝当路贝当公寓。两家相去不远，交通尤其方便。杨绛特地带了两条厚毛巾，在附近的点心铺买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用双重毛巾一裹，到任家，包子还热着。任鸿隽对鸡肉包子仍旧欣赏不已。

　　那时候，杨绛的女儿已经病愈上学，家有阿姨，杨绛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两三门课，日子过得很轻松。可是她过去几年，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习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疾。每天午后三四点总有几分低烧，体重每个月掉一磅，只觉得疲乏，医院却检查不出病因。

　　杨绛原是个闲不住的人，最闲的时候，就总是一面看书，一面织毛衣。她的双手已练成“自动化的机器”。可是她天天低烧，就病恹恹的，连看书打毛衣都没了精神。父亲已经去世，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在父亲身边和姊妹们相聚说笑。

　　那时陈衡哲家用一个男仆，她称为“我们的工人”。在杨绛印象中，这位“工人”大约对女主人不大管用，需要他的时候常不在家。陈衡哲请人吃茶或吃饭，就常邀杨绛“早一点来，帮帮我”。有一次她认真地嘱咐杨绛早一点去。可是她要杨绛帮忙的，不过是把三个热水瓶从地下搬到桌上。热水瓶不是盛五磅水的大号，只是盛三磅水的中号。而陈衡哲身体弱，双手都捧不动盛三磅水的中号。

　　这样，渐渐地别人也知道杨绛和陈衡哲的交情。那时上海有个妇女会，会员全是大学毕业生。妇女会要请陈衡哲讲西洋史。会长特地找杨绛去邀请。

　　胡适那年到上海来，人没到，任家客厅里已挂上了胡适的近照。照片放得很大，还配着镜框，胡适二字的旁边还竖着一道杠杠（名字的符号）。陈衡哲带着三分恼火对杨绛说：“有人索性打电话来问我，适之到了没有。”问的人确也有点唐突。她的心情，杨绛是能领会的。

　　不久，钱锺书对杨绛说：“我见过胡适了。”钱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家图书馆去。钱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为他们介绍的。钱锺书告诉杨绛，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一次陈衡哲对杨绛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杨绛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杨绛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杨绛，她当然很开心，因为她也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

　　安排停当后，杨绛和钱锺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他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钱锺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杨绛，随即告诉她说：

　　“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杨绛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小。杨绛带的包子不多，她们都不吃。杨绛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杨绛则在旁边帮忙。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

　　晚上回家时，杨绛对钱锺书说：

　　“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锺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

　　故而杨绛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钱锺书为杨绛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她爸爸决不会不过，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锺书与傅雷一家的交往。对此，请看杨绛如下的回忆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不过，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锺书与傅雷一家的交往。对此，请看杨绛如下的回忆：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有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挺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恢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傅雷（1908—1966），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与杨绛、钱锺书可以说先后是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当时家住上海重庆南路的巴黎新村，杨绛、钱锺书一家先住在辣斐德路，后搬至蒲石路（今长乐路），均在霞飞路附近，因此杨绛在上述引文中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

　　1946年起，钱锺书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杨绛则受聘担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夫妇双双作育英才。40年代，杨绛还写过不少散文，其理趣、文笔十分见好。我们打开一篇《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目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像丁尼生诗里的“夏洛特女郎”，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又如《喝茶》，广征博引，充满了书卷气息：

　　曾听人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吃了咋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个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轻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和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峤《饮茶诗》：“沾牙旧姓余甘氏，破睡当封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而四肢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余甘”，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

　　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冽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同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叶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治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甘腴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辨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

　　杨绛作于这时的散文作品还有《风》《听话的艺术》等，这些文章多写生命的感触，显得纯真自然，雅俗共赏。她的文章没受到当时散文创作当中虚夸、浮躁、雕饰等种种流弊的影响，而以截然不同的风骨出现，若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毫无疑义是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在晚年，杨绛对自己这段生活，有过追忆，她告诉我们：“1948年夏，锺书的爷爷百岁冥寿，分散各地的一家人，都回无锡老家聚会。这时锺书、圆圆都不生病了，我心情愉快，随上海钱家人一起回到七尺场老家。

　　“我结婚后只在那里住过十天上下。这次再去，那间房子堆满了烂东西，都走不进人了。我房间里原先的家具：大床，镜台，书桌等，早给人全部卖掉了。我们夫妇和女儿在七尺场钱家只住了一夜，住在小叔叔新盖的楼上。

　　“这次家人相聚，我公公意外发现了他从未放在心上的‘女孙健汝’，得意非凡。

　　“自从1945年抗战胜利，锺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的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围城》出版后，朋友中又增添了《围城》爱好者。我们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

　　“胜利后我们接触到各式各等的人。每次宴会归来，我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我们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读通’许多人、许多事，长了不少学问。

　　“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锺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

　　“锺书的第一个拜门弟子常请老师为他买书。不论什么书，全由老师选择。其实，这是无限制地供老师肆意买书。书上都有锺书写的‘借痴斋藏书’并盖有‘借痴斋’图章。因为学生并不读，专供老师借阅的，不是‘借痴’吗？锺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锺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郑振铎先生、吴晗同志，都曾劝我们安心等待解放，共产党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但我们也明白，对国家有用的是科学家，我们却是没用的知识分子。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本文摘自《杨绛传（追思纪念版）》，罗银胜著，天地出版社2016年6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