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漱渝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2016年06月01日

林语堂

《生活的艺术》英文版书影

《林语堂英译诗文选》，林语堂译，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一

　　提到林语堂，我们首先会想起他的很多头衔。他是一位作家；特别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双语作家。在中国懂外语的作家不在少数，但能用外语进行创作并为英语世界认可的作家却寥若晨星，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林语堂。林语堂一生著译甚丰，据粗略统计，多达60种：中文著作11种，英文著作40种，英译中的译著6种，中译英的译著3种（据林太乙：《林语堂传·作品总目》，台湾联经出版社1989年11月初版）。在中国人面前，他又常以“外国通”的面貌出现。他曾把萧伯纳的剧本《卖花女》、罗素夫人的《女子和知识》、勃兰兑斯的《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等译成中文，又把不少古文小品、传奇、寓言译成外文。由于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领域的独特贡献，国际笔会1975年推举他为副会长。同年，他又被列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虽然落选，但仍表明他有相当的国际影响。

　　然而，林语堂的主要贡献却不在翻译，而在于创作。他晚年颇为自信地说：“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还有我对中国看法的几本书，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7本小说，尤其是那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像《京华烟云》三部曲，就都是先发行英文版，后来才译为中文。不过，学术界目前对上述作品的评价尚未臻一致，比如有人认为《吾国与吾民》宣扬了历史循环论,也有人认为《京华烟云》有模仿《红楼梦》之志而乏《红楼梦》作者之才。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林语堂散文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他的小说。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翦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确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用得着。”

　　如上所述，林语堂是一位有突出成就的作家，但也是一位在思想性格、爱好、志趣等方面充满矛盾的作家。他《八十自叙》的第一章标题就叫《一团矛盾》。矛盾之多，多到一团，可见其复杂。长期以来，由于林语堂坚持反共立场，扬言“对法西斯蒂和共产党没有好感”（《八十自叙》），因此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现代文学论著中一度侧重将他作为右翼文人的代表人物予以批判，而对他的功过缺乏细致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估。近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禁区已经突破。林语堂本人的著作和研究论著陆续问世。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女士的《林语堂传》已在大陆出版。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inPeking（《京华烟云》）和TheRedPeony（《红牡丹》）不仅成为书摊上的畅销书，而且台湾拍摄的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也出现在大陆的屏幕。林语堂散文的各种选本也颇受读者欢迎，如《林语堂文选》《林语堂妙语集萃》《林语堂散文选》……英国有位批评家评论拜伦的诗作时说，孤立地读，拜伦的诗也不见得每首都好，但综合阅读全部拜伦诗作，则可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气魄和活跃的生命。对林语堂的散文也可作如是观：孤立阅读，可能感到不足为奇，但通盘审视，则可领略到这位幽默大师的独特风采。

　　除了作家身份，林语堂还是一位语言学博士。他编选的《新开明语堂英语读本》影响广泛，编纂的《当代汉英词典》更是一部用英文解释中文字义的权威性的工具书。他还花费几十年心血，不惜倾家荡产，发明了一台用“上下形检字法”的中文打字机，可运用于收发报机、传真机、翻译机，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他又是一位教育家，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教授，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的中文大学担任过教授，还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担任过校长。

二

　　不过，不论林语堂有多少头衔，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一个来自福建大山的孩子。他最爱山，认为凡是环形的山，山上的树木、花朵、溪流、瀑布，都是一所疗养院，可以疗治一切俗念和心灵的创伤。林语堂认为有三种东西有助于与人之间的情谊，这就是喝酒、抽烟和饮茶。林语堂出生在茶乡，觉得烹茶是一种特殊的乐趣，带给人的快乐不下于品茶，正如同嗑瓜子，咬开壳的快乐和吃瓜子仁的快乐差不多。他强调品茶要有一种好的环境，以三、四人一起喝最有趣，人少了虽然幽静但难免孤寂，五、六人一起喝就有些泛滥。七、八人喝那就成了施茶，而不是品茶了。

　　林语堂嗜烟，跟鲁迅一样。鲁迅抽纸烟，而林语堂欣赏抽烟斗。他觉得叼烟斗有利于谈话，显得真诚、亲切、坦率。特别是下班之后，脱掉硬领衬衫，躺在地毯上抽烟，更加舒服惬意。有一次他劝一位女士让自己的丈夫用烟斗，理由是：“如果丈夫跟你吵架，你就把烟斗塞进他嘴里。”不料这位女士模仿林语堂的幽默口吻反驳：“那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头敲我的脑袋呢？”林语堂竟一时语塞。

　　林语堂更是一位有爱心的人。他近人情，达事理，最富人情味。因为爱“人”，写文章时常潸然泪下。因为爱“人”，所以特别喜欢人情味丰富的艺术家。他在奥地利时到作曲家莫扎特墓前吊唁，同样潸然泪下，就是因为莫扎特的作品细腻缠绵，笑中含泪，有丰富的人情味。他爱民族，非常鄙薄周作人，因为周作人在北平沦陷期间听到日本人毒打中国学生竟无动于衷。他爱祖国，客居美国30年，决不加入美国籍。1951年11月，美国参议院策划建立台湾共和国，林语堂等10名旅美学者严正抗议，坚决反对台独。他爱故乡，觉得故乡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高山峻岭，毓秀钟灵，走遍天下，没有一条柏油路比家乡的崎岖山路过瘾，没有一座高楼比故乡的高山巍峨。

　　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立足于人世，享受人间的生活。林语堂虽然长期生活在西方，但不相信基督教，不信鬼魂和天使。他觉得人生就像一首诗，有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人如果活到七十岁，那能够享受的生活，能够获得的智慧，是十分丰富的。所以，林语堂提倡一种“生活的艺术”，亦即享受一种“闲适”的生活，生活的范围广阔无垠，既有自身，也有家庭，还有大自然。他认为人既然属于这尘世，就应该让这个寄托我们身心的尘世让人依恋，而让人依恋的办法之一就是过好业余生活，因为一个人的业余生活，往往比职业生涯更有趣。比如听朋友弹奏乐器，乐趣不亚于听音乐会；父母看子女表演，乐趣不亚于到剧场看戏。他希望人们的业务生活要丰富，涌现出更多的业余摄影家、业余音乐家、业余魔术家、业余诗人……这就是他提倡的“业余主义”。

　　业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书。在林语堂眼中，一本书有如一幅人生的图画，或都市的风景。读书是一种高尚的心灵活动，而不是牟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读书必须出自兴味，不可勉强。所谓头悬梁、锥刺股一类的“苦学”都是笨办法。因为凡事只能顺势，不能逆势。兴味到时，拿起书本就读，这才叫真正的读书。凡读书有成的人，都只感到乐，而没有苦。读书贵能通古今中外。但都要鉴别是非，既不能变成古董，也不要中洋毒。读书重在思考。宁少学也要多思，人云亦云毫不足取。读书还要接触人生，因为“宇宙一大书本，人生一大学堂”（《写作的艺术》）。总之读书是让人活得明白，而不可读得没有主见，昏头昏脑。

　　林语堂有一些独特的读书经验。比如，他认为要研究某位作家，应该先从批评他、反对他的书看起，再看正面的书。又比如，一般人的书架，都是按书籍的内容分类放置，林语堂也承认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是他更强调不分类是一种艺术。如果把诗集放在科学著作的上面，旁边再摆一些侦探小说或生活类的读物，就会让人看起来天花乱坠，觉得书架的主人搜罗广博，这就是一种艺术，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认为人类文化最高理想就是“近情”，即合乎人情。他说，凡不近人情的宗教、政治、艺术等等都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牲的生活。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写道：“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同理，“近情”也是文化的生命。

三

　　林语堂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入研究。他自传中有一句联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可以说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有一位评论家说林语堂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对此表示认可。

　　由于广采博览，学贯中西，林语堂形成了他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儒、释、道。儒家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中心思想，人生观比较积极。跟儒家的入世态度相反，道家思想主张消极遁世，重返自然。这是人生失败之后的镇痛剂、麻醉药，相当于吗啡。林语堂承认自己的人生态度倾向于道家。儒家精神跟道家精神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两极，经过调和就成为了一种中庸哲学。这种哲学造成了懦弱萎顿的根性，优柔寡断的性格，敷衍塞责的态度，跟西方文明中励进奋斗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庸人之道。佛教原本是一种异国思想，宣扬仁爱、和平、忍耐、慈悲，在中国影响深远，既是哲学，又是宗教。

　　林语堂认为中国文化的融合力十分惊人，并且以文化为凝聚多民族的基本要素。但中华文化也有弊端，经过五千年“叩头请安揖让跪拜”的等级专制文化的熏染，中国人变得麻木、圆滑和追求实利主义。

　　林语堂认为，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庭制度，而中国的家族制度最讲等级：儿子要对父亲忍让，媳妇要对婆婆忍让，姐姐要对弟弟忍让（男尊女卑），弟弟要对哥哥忍让（长子为大），妯娌之间也要互相忍让，这样才能维持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这种“忍”的结果必然泯灭人的个性，就连婚姻都成为了家庭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事情。在家庭中忍，对社会上的事，如暴政、动荡、腐败，也都能容忍。而容忍如果超过了一定限度，就变成了一种容纳罪恶的病态。比如，面对列强的侵略瓜分，中国人忍辱含垢，唾面自干，采取忍耐不抵抗的态度，这就会沦为亡国奴。又比如当时四川当局预征三十年的税收，而老百姓居然逆来顺受，这就无异于纵恶。唐高宗问张公艺：你们家几代同堂有何秘诀。张公艺在纸上连写了一百个“忍”字作为回答。所以这种忍耐和稳重使中国只适合养殖缩头乌龟，而不适合长颈鹿生存。

　　林语堂说，中国的儒家鼓吹“仁政”，把每一位执政的人都视为“仁人君子”，用人不疑。老百姓觉得无须监督政府，结果政府成为了世界上最腐败的政府之一。法家思想则不然。他们把执政者都假设成无赖、骗子、窃贼，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监狱。结果，把官员假设为“仁人君子”，十分之九的官员变成了无赖、骗子和窃贼；反之，把官员假设成无赖、骗子、窃贼，其中十分之九的人成为了值得老百姓信任的“仁人君子”，政府也成为了廉洁政府。

　　对于西方的文化的弊端，林语堂也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他说，1920年以前，他对西方文化非常崇敬，因为它创造了法制和人权的观念，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但是，他后来出国，在西方文化的发祥地，看到自由和人权都可以被蹂躏的状况，也就破除了这种迷信（《生活的艺术》）。

　　在林语堂看来，中西文化既有差异性，又有融合性。差异性表现在：中国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西方文化尚刚，中国文化尚柔。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人情，西方重逻辑。中国哲学重安身立命，西方重了解剖析。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方人重求知，要探寻客观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林语堂不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西方的臭虫比中国大，在这点上，他跟胡适有所不同。在《月亮与臭虫》一文中，他甚至讽刺过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是，林语堂也指出，两种文化一旦发生碰撞，那强势的一方会输出得比较多，弱势的一方会接受得比较多。这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一种规律，值得警醒。

四

　　“文化”这个词中的“文”泛指一切知识；“化”就是教化，也就是教育。林语堂强调，教育和文化的目标是在培养人的鉴别力和良好行为。有的人学富五车，却不能鉴别善恶；满肚子都是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但对历史的见解和态度则完全是错误的，他们的见地可笑而又可怜。林语堂认为这就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我认为林语堂的见解十分深刻，在学界，我就碰见过这类有史料而无史识的当红人物。

　　林语堂提倡一种趣味教育。他说，“名、利、色、权”是人生之大欲，但人的行为动机除开这四字之外，还应该讲一个“趣”字。人有人趣，物有物趣，自然景物有天趣，“趣”也是一种“痴迷”，一种嗜好，“趣”可以刺激人的灵机，灵机一动，趣味就来了。按钟点被动读书是无奈之举，造就不了人材。出于兴趣读书就能废寝忘食，而后有成。学校教育应该以人为主体，不应以书为主体；特别是大学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得到主动发展。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是学校应当像一个丛林，学生们就像那些活泼灵动的猴子，可以在树之间随意荡来荡去，随便采摘自己爱吃的坚果，而不是只听摇铃指挥，早、中、晚除了念书还是念书，而毫无社会经验和阅历。这种学生对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许能知道一些概念，但回答不出离开公鸡母鸡能否下蛋这类问题？

　　文化的滋润对象是人。人创造了文化，又受到文化的熏陶感染。作为人，都有其个性，比如有人怕猫，有人怕狗……个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如体格、神经、理智、情感、学问、见解、经验、阅历、好恶、癖嗜，极其错综复杂。人的个性形成既取决于先天因素，也受后天影响。林语堂提倡“性灵”，就是要抒展个性，做一个无拘无束的精神流浪汉。林语堂以孔子为例，认为孔子本是一个有笑、有怒、有喜、有憎、好乐、好歌，甚至好哭的活灵活现的性情中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后来被宋儒曲解，就成为了一个缺少人之常情的圣人，失去其本来面具。林语堂呼吁：“假面具不拆下，魑魅魍魉必横行于世。”上述看法，无论对于文艺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不失其指导意义。

　　林语堂说，在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当中，最为复杂的是婚姻问题。人类没有完美的天性，因而也没有完美的婚姻。所谓美满的婚姻好比一双旧鞋，穿起来比较合脚而已，决不是只有甜味没有苦味。但实际上的婚姻，是让两个性别、年龄、个性、兴趣原本不同的人去过一种共同生活，这就难免互相干扰，产生矛盾。这种矛盾连圣人也解决不了，所以孟夫子要“出妻”，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要出家。苏格拉底有大智慧，但也被老婆折腾得无比痛苦，老婆骂他，把他轰出家门，他准备跨门槛时又泼了他一身脏水。苏格拉底无奈，只好替自己解嘲，说：“雷声轰鸣之后，必然会下一场暴雨。”

　　在西方，夫妻生活不和谐就去找情人，或离婚。在旧中国，男人对老婆不满意就去纳妾。辜鸿铭虽然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但却为中国的一夫多妻制辩护，说“只能一个茶壶配四只杯，没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林语堂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金瓶梅》里的潘金莲说得好：“一只碗里放两把勺，哪能不冲撞。”夫妻之间要想和睦相处，有一个办法，就是互相都不要不合理地控制对方，像监狱里的看守看管犯人一样。林语堂说：“你要明白，没有犯人会爱上看守的。”

五

　　林语堂主张文学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他认为艺术有真假之别，凡真艺术都是反映人生的。文学革命的目标，就是要使人的思想跟人生接近。为了阐述以上观点，他有一个幽默的表述。他说，如果发现了一个极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而这个人又把时间浪费在社交或写政治论文上，那培养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关进监狱，让他接触人生。周文王正是关在监牢里才写出了充满人生智慧的《周易》，司马迁正是关在监牢里才写出了千古不朽的《史记》。他劝文人先不要在技巧上下功夫，而应该专在心灵上下功夫，使自己有思想，有个性，然后根据自己的领会，将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的事情纵笔直书，这就是文学，就是“个人笔调”。他认为作品应该跟读者接近，而跟读者沟通心灵的最佳文体就是小品，随笔，亦可译为“闲谈体”、“娓语体”。林语堂希望文人学习普通人的语言。他把书面语言比喻为老矿，把群众语言比喻为新矿，认为只有第一流的艺术家才会从新矿中去挖宝。

　　作为文人，林语堂前期属于“《语丝》派”，写过《祝土匪》这类杂文，厌恶貌似平和公正的正人君子。对于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他发表过许多精辟的看法。他强调人应该有言论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表面上那种说话自由，而是“喊痛的自由”，即能够纵情抒发出自己内心的痛苦，以谋社会的改进。遗憾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有关言论自由的思想。对于批评文章，他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因为眼光有高低，见解有深浅，理论有疏密，气量有宽狭，格调有雅俗，动机有诚伪。林语堂反对用“骂人”二字轻易否定批评文章，反而认为这种文章难能可贵，因为只有思想敏感的人，才能发现可骂之人的该骂之处，并且感受到骂人的神圣感。凡有艺术性的骂人文章，比那种了无生气的批评文章效果大得多。林语堂对背负着“骂人”恶名的鲁迅有以下评价：“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头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话形也。”（《鲁迅之死》）

　　总之，在我看来，林语堂虽然不是一位思想家，但他的思想广博而且有闪光之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的思想在西方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比如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在美国至少已出了45版，还有英、德、法、意、丹麦、瑞典、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译本，畅销70余年而不衰。因此，对于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

　　（节自作者5月4日在福建林语堂纪念馆所作讲演《漫议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