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2015年12月10日

    《历史教学》创刊于1951年1月，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刊最早的历史学刊物，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历史教学类杂志。自创刊起，得到一大批学者的支持，郭沫若、范文澜、陈垣、吕振羽、侯外庐、季羡林、翦伯赞、罗尔纲、雷海宗、郑天挺、周一良、齐世荣等著名学者都为杂志撰写过稿件。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从1953年开始，他的文物研究工作渐有起色，并开始频繁发表相关文章。

　　资料草目

　　沈从文在1953年3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为图案系（艺术院校的一个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

　　就目前所知，这是他为别人提供研究资料草目最早的文字记录。沈从文这类文章至少有数百篇，因随写随送，多不留底稿，确切总量无从查考。《沈从文全集》中只收入各类型资料草目共18篇，均未发表过。那么，沈从文发表过的这类短章有哪些呢？

　　笔者读1954年的《历史研究》杂志，发现其9、10、11、12四期刊物中，有沈从文以“补白”形式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这种情况延续到1955年上半年的该刊6期刊物之中，共计有10篇。这些文章以简短的说明文方式，体现着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文物的研究心得。

    “补白”作者

　　《历史教学》杂志社方面本着普及文物知识的目的，只将沈从文的文章以“补白”的方式刊印出来，所以目录页上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文章刊印的位置也不固定。

　　比如1954年9月首先发表的《封面图案说明》一文，刊于当期刊物封底，是对封面所印汉代青铜戈戟所刻鸟兽纹图案的解说。而10月刊的说明文章则刊印于刊物正文第2页，11月刊印于刊物正文第55页，12月又刊印于正文第18页……纯属“补白”性质。

　　虽然明知是“补白”文章，沈从文却很珍惜这样的发表机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尽可能在文章中提供缜密细致的历史考证与文化总结。每一篇“补白”文章，都展现着沈从文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

　　刊载于1955年4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从一片唐代锦缎花纹谈起，溯至汉代锦类生产历史，又将这一纹饰与汉墓石刻花纹、唐代铜镜花纹相联系，体现了其缜密精湛的文物研究心得。最后一段“文化总结”，却又体现了他的“与时俱进”。他这样总结道：“我们对于唐代丝织物的认识，花纹美术固然十分重要，但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现在人都知道唐代艺术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复杂色彩，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不是凭空而至的，也不是三五帝王将相可以作成的，主要还是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的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万千人民劳动的结果，出自万千人民手中……”

　　1955年5月刊的《封面图案说明》，沈从文从新近出土的河南白沙宋墓壁画中，解读出了阶级压迫的“微言大义”。他这样分析说：“历史进入北宋阶段，在生产上的发展……无一不得到普遍而显著的提高。但是，劳动生产者依然忍受着严重的剥削，过着极为痛苦的生活。例如这个墓主‘赵大翁’，大致就是一个宗室地主，墓中除奏乐壁画外，还有作亲戚送礼的，作佃户样子送礼的。总之是反映宋代这种不劳而食的特权阶级，生前以剥削人民劳动生产果实为生，死后还得消费他的佃户一大笔财产。”

　　沈从文试图从史学研究角度融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虽是“补白”文章，但已尽可能开始使用与当年时代特征相符的措辞与史观了。

    工作转变

　　然而，沈从文“补白”作者的待遇也并不长久。

　　1955年下半年的《历史教学》杂志，不再采用一期一换的文物图片作封面图案，而采用统一的纹饰，每期相同，仅以颜色差异来区分期数。从此，沈从文不必再做《封面图案说明》这样的文章，他的“补白”作者待遇也因之取消。但他的文物研究工作，还是得到了基本认可。

　　1955年，沈从文与人合编的文物图案集《明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对他个人而言，已经算是一个莫大的认可了。次年1至2月间，他还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7月9日，应《人民日报》约稿，沈从文在副刊发表《天安门前》一文。11月，他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视察团赴湖南，并到湘西。返京后，他撰写了《新湘行记》，被《旅行家》杂志发表。同年，他还受聘为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的兼职顾问。

　　在为《历史教学》做“补白”期间，沈从文完成了从文字工作者到文物工作者的转变。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