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实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2015年10月22日

郑振铎

郑振铎致蒋复璁函（民国30年2月26日）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硝烟虽已散去，但腥风血雨留下的伤痛依旧刻骨铭心。我们不会忘记日寇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不会忘记那艰苦卓绝异常惨烈的抗战，多少将士铁骨铮铮、战死沙场，多少同胞同仇敌忾、前赴后继。

　　在文化战线上，同样是殊死的较量和惊心动魄的抗争，“文献保存同志会”的主将郑振铎就是一位“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的勇士。

　　1937年8月13日，日寇的铁蹄直逼上海，连日的炮火和轮番的轰炸，使上海北火车站陷入一片火海。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在《烧书记》中抱恨记下这令人心碎的日子：“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8月14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许多著名藏书楼也在这狂轰滥炸中损失惨重。

　　在这兵荒马乱之时，藏书家纷纷变卖古籍以维持生计，许多稀若星凤、难得一见的珍籍秘典频频出现在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书肆，打包待运的图籍，堆得像个小山。

　　是什么人这样伺机抢购、掠夺呢？书肆的朋友告诉郑振铎：是敌伪的“华北交通公司”。“华北交通公司”大量搜寻各地的府志、县志及相关史料，显然是为日军的军事攻防而刺探情报。紧步其后尘的是“哈佛燕京学社”及英、德等国人，报上不时传出西方列强抢购秘籍的消息：“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美国哈佛曾以美金六万金，嘱托燕京代购古书，此亦一劲敌也。”

    劫中救书

　　从小就嗜好“淘书”、数十年不辍的郑振铎教授岂能忍见国宝如此大量流失？

　　他在给蒋复璁的信中说：“为子孙百世留些读书余地，乃我辈之素志。诚不愿将来研究国故朝章者，非赴国外留学不可。”他认为“史在他邦，文归海外”是“奇耻大辱，百世莫涤”。他竭尽全力搜救这些古籍，把能够卖掉的东西全都变卖了，还四处借钱收购典籍，到了1939年，市面上散佚流出的宋元旧椠、珍本名抄越来越多，郑振铎终究财力不济。力不从心的他在《劫中得书记》中不得不感叹：“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郑振铎找到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和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商议此事。

　　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5人联名致函国民政府，1940年1月5日又拍了一个电报到重庆，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要以政府的力量来阻止这个趋势，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民族的文献。”

　　1月10日，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收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来自重庆的复电：“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并且密令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立即启程到上海和郑振铎他们具体商议。

　　蒋复璁的《珍帚斋文集》记载此事：“沪上有识之士乃联名函电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请迅予设法抢购。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先生以机不可失，力主收购，并主张动用该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南京建馆经费而尚留存之法币壹百数十万元，以充购书经费。教部代理部务之顾毓琇次长亦极赞成，陈立夫部长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经费方面，愿全力支持。以避敌伪耳目。”

　　l月13日，蒋复骢化装成商人秘密抵沪，来到暨南大学，找到何柏丞。1月19日，在张元济家，“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成立，立即着手抢救“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藏书楼散出的典籍。

　　这些典籍中，仅“善本”就达4000余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入藏善本数十年的总和；今天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那时搜购的。

　　郑振铎劫中救书，是抗战史上的壮举，是“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役”。经时任“佛教净业教养院”副院长兼总干事赵朴初的安排，这些拯救出来的文献，为安全计，就密藏在佛门圣地———“觉园”。

    焉知非福

　　郑振铎从上海“觉园”陆续寄抵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线装书共3200多部，3万余册，负责接收的就是他的老熟人许地山，此时他是香港大学的中文系主任，而许地山的亲密同事陈君葆是港大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系讲师；他们还请了叶恭绰、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精英负责整理，共装了111箱，计3万册。

　　正当预定的运送计划紧锣密鼓进行之时，不幸的事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负责接收和整理这批古籍的重要人物许地山先生突于1941年8月4日心脏病复发，英年早逝。重任落在陈君葆的身上。此时经香港运往仰光的水路被日军截断，经云南到重庆的运书计划已成泡影，只得改变计划，将这批书先运往美国暂时寄存，这样似比较稳妥。

　　陈君葆做着将书籍运往美国的准备，他在111箱的箱面上写着：“邮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这样的英文字样。

　　1941年12月6日，美国“格兰总统号”邮轮到港，可是由于战事吃紧，该轮在香港停靠码头的时间非常急促，只有两三个小时，甚至来不及装载货物就起锚远去，错过了这样一次大好的运书机会，实在令人扼腕叹息，这111箱书就这样搁置下来。

　　两天以后，1941年12月8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对美不宣而战，接着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美国“格兰总统号”在马尼拉港外被日机炸沉。这多少使梦牵魂怀、系念不已、“最为疚心”、“最为抱憾、不安”的郑振铎有点安慰，这些古籍避过了被战火焚烧和海水淹没的厄运。真乃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归人民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打响，郑振铎指示放慢整理古籍的速度，“觉园”里整理好的古籍也不再发往南京。“南京的图书馆几次来电催促，郑振铎先是故意让助手们放慢整理的进度，后来对南京的催促，郑先生都淡淡地跟助手说：‘不睬它就是了。’后来他们就是整理好了，郑振铎也不叫运了。”

　　赵朴初建议：干脆停止整理工作，把铁门锁掉。郑振铎随即将铁门锁上，还贴上了自己亲笔写的封条。

　　“这剩余的几百种则始终集中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西谛先生委托孙家晋同志等负责保管，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直到1949年12月12日，董必武率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到上海，秘密书库的近百箱古籍才最终交给了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从未居功自炫。位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也只是轻描淡写：“觉园佛教净业社在历史上对佛教、对国家均曾有贡献。”若不是数十年后陈福康教授在北京图书馆特藏部钻研题为《木音》的五大册信札且公之于世，恐怕没有多少人知晓“文献保存同志会”和“觉园”的秘密。

　　接踵而至的诸多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陈福康教授的观点：“这实在可说是文化方面的一条爱国统一战线，而其中坚，无疑是郑振铎先生。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购书行为，有关资料表明，不仅教育部、庚款会、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参与其事，而且还涉及财政部、国防部和行政院。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共拨巨款300多万元，抢救收购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善本，而且有许多是完整的、承传有绪的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