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清华革命岁月
（1934年7月—1937年12月）
赵石（赵儒洵，1934—1937经济）
赵石学长（1914—2009）
1934年7月，我考入清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在绿顶红墙、铜门石柱的大礼堂前绿茵如毯的草坪上，我参加了新生入学的联欢会，从那一刻起，清华园就成了我梦中的“仙乡”。在清华的初期，我的学习还是刻苦的，在那“满腹经纶”而又“虚怀若谷”的书库和阅览室里，我曾度过了不少勤奋的日日夜夜，学习成绩还差强人意。记得在萨本栋物理（当时如是称呼）的一次考试中，得了难得的满分10分，内容是有关电学的。我一进清华就和赵继昌住一屋，他是从北平四中考来的，先是在外语系，二年级转到了法学院经济系，他把清华比做学习的乐园和天堂。
1934至1935年清华开展抗日运动的学生代表，后排左5为姚依林（原名姚克广，是当时北平学联负责人之一），前排右2为赵石
我在清华的第一年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进攻，蒋介石集团命令中国军队步步撤退，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之际。清华的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下，进步思想的宣传活动和其他活动很活跃，这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和镇压，但要求进步的思想和宣传抗日救亡的火种是扑不灭的。由于我有中学时代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1935年暑假我参加了黄诚等同学领导的黄河水灾赈济募捐活动。暑假结束后，我又在黄诚的推动下，与他一同参加了学生会的竞选工作，竞选工作结束后，黄诚把我列入了学生救国会的名单，成了清华学生救国会的第一届委员。由于我在工学院的课程紧张，课外作业繁重，对抗日救亡工作的发展前途缺少明确认识，“一二·九”前并未积极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只是随叫随到。
此时华北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汉奸殷汝耕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之后又与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政府，1935年12月，他密令宋哲元成立了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险，北平危机，这正如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中所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共产党秘密领导下，北平学联通过各校学生会发动广大学生，酝酿举行一次游行集会，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因此爆发了，清华则成了这次运动的一个大本营。
“一二·九”那天，我起得很早，先跑到绘图室打亮电灯，去按时完成刘仙洲老师留的“画法几何”作业，直到同学在外面责备我：“队伍要出发了……”我才匆匆放下笔，骑上我那辆草绿色的自行车，参加了游行行列，并担任交通联络。那天参加游行的清华同学有几百人，队伍在西直门被阻，进不了城。我和清华少数骑自行车的同学绕道城北，分别从安定门和德胜门进城。我与几个同学从德胜门进城后先到了北大三院，然后又到西城寻找城里的游行队伍。但那天除少数先遣队和我们骑车的同学外，清华大部分游行的同学都没能冲入城内，是在西直门城门外召开的声讨大会。当天游行的同学回校后，学校立刻沸腾起来了，当晚学生会便召开了学生大会，更多的学生卷入到爱国活动中。
“一二·九”后传来消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16日成立，北平学联决定再于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清华这次游行组织很周密。12月16日天不亮，队伍就集合出发了。参加游行的同学很多，队伍先后到了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城门都被关上了。后来到了被称为西便门的地方，这实际是平汉铁路穿过外城城门的豁口，但也安了门。同学们一边向站在城头守卫的士兵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边打着节拍轮番冲撞关闭了的城门，栓门的木杆后来被撞断了，同学们在震天的欢呼声中涌进了西便门。我随大队冲进西便门后，就骑车先行，抢先冲入了正阳门。而大队在会合师大附中一部分同学后受到了军警阻挠，军警先后关闭了正阳门和宣武门，大队因此被阻于门外。我只能夹杂在正阳门内的人群中，当日游行中军警曾向学生鸣枪恫吓，用皮鞭抽打，用水龙头冲学生，致使不少学生受伤，我在城内目睹了这一幕。
当晚游行队伍回到清华已近17日凌晨，17日清华学生大会通过决议实行罢课，以示抗议。我和赵继昌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为了团结抗日一致对外，鼓舞斗志继续前进，应当组织一次募捐，并以清华同学的名义，对城内受伤同学进行慰问。我俩当即商定由赵继昌写一个发起募捐的意见书，我和他先分别在本级本系（十级电机系和经济系）、然后再向其他级系征求意见，有三四十位同学签名同意作为发起人。
具体募捐活动是由发起人根据募捐启事分头进行的，记得还油印了收据。除了学生，一部分教授也参与了，如朱自清教授在我向他说明来意时，马上就解囊慷慨捐助。当时并未要求大家多捐，你一元、他五角，只愿赞成此举就好。虽然募捐的钱只有几百元，但认捐的人却不在少数。
募捐后，我和几位同学特意到城内东安市场等处选购慰问品，最后在著名的稻香村订制了几十盒西式高级糕点，还在特制的彩纸盒上贴上了慰问受伤同学的标签。《慰问同学书》由赵继昌起草并精心设计，用32开杏黄色虎皮宣纸精印，署名“清华慰问团”。内容主要是：国难当头，救国是每个学生的责任；向同军警搏斗中受伤的同学表示慰问和敬意；“一二·九”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可遏止，清华同学和全市同学将继续团结战斗。《慰问同学书》印成后我们即将其衬在大纸上张贴于宿舍大门外和赵继昌主编的墙报上了。
准备工作完成后，我、赵继昌和大家推选的李鼎声（李伟）、孙德香、寇淑勤等同学就带着慰问品登上向学校借来的拉煤用的铁皮卡车，按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开赴有关学校和医院。记得我们到过北大、女一中、苏州胡同的汇文中学、中法医院、平大医院等地。当时受伤住院者年龄最小的是女同学翁燕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之女），她在病床上讲述受伤经过，以及北大女同学黄淑生在纪念册上奋笔疾书“同仇敌忾”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一二·九”那天起，我这个被有些同学认为是埋头读书的“老夫子”的学习生活就完全被打乱了，那一天是我从向往成为机电工程师到实际成为职业革命者转移的开始。
12月底，赵继昌离京参加南下宣传团，我则留校处理慰问团的遗留事务。1936年1月中旬他回来了，我去迎接，认识了丁则良。赵继昌告诉我南下宣传的事，并说成立了一个组织，即是后来的民先，通过赵继昌，我参加了民先活动。
由于清华抗日救亡活动的高涨和随之而来的清华学生与军警发生的冲突，不久就发生了宋哲元动用几千军警搜查清华园的“二二九”事件，学生会领导广大进步同学与军警周旋，使军警搜捕学生领袖的阴谋没能得逞。“二二九”后，学校未进行补考，即由罢课局面重新复课。清华学生会每学期改选一次，复课后即改选了学生会，赵继昌担任了学生会出版干事，这是法定担任《清华周刊》的总编辑。赵继昌刚入清华不久就由牛佩琮介绍参加了社联，他被选为总编辑是地下党有意布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
《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1935年），前排中为蒋南翔，后排左2为姚依林
《清华周刊》是清华学生会主办的刊物，在赵继昌前由牛佩琮、蒋南翔等人担任过总编辑，“一二？九”期间停办过一段时间。当时《清华周刊》在北平市内被列入禁书，已经被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了。赵继昌聘我担任了《清华周刊》总经理，又聘了郑继桥为秘书，郭惠成、蒋福华、郁钟正（于光远）、林传鼎、郑朝宗为各部主任，王勉为副刊编辑，此外还有二三十人为特约编辑。我们主办的《清华周刊》是第44卷，十余天出1期，半年出了十几期。总经理主要负责《清华周刊》的出版发行工作。每学期每个学生要交3元的周刊费，由学校统一收，稿费每千字1元，由我负责分发。这一卷《清华周刊》是在“一二·九”运动后出版的，其进步倾向学校也不便干涉。我们的印刷厂是城内厂桥的大学出版社，是私人办的，经理于先生认真诚实，愿意为我们保密印刷，只是费用贵些。《清华周刊》到书摊出售，也是秘密进行的。
这段时间我积极参加各类抗日救亡的社会活动，如上街游行、飞行集会、参加《海燕歌咏队》和演剧社等。1936年暑假期考，我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使我做机电工程师的理想受到挫折，而渴望社会主义早日到来的愿望增强起来。吸取中学时的教训，我认为不仅要积极参加救亡工作，还应当好好读书，从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做起。为兼顾学业，我向陈岱孙老师递交了转学到学习相对轻松一些的法学院经济系的申请，陈老师曾教过我经济学概论，时为清华法学院院长。
1936年暑假后，我被批准转到经济系，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在抗日救亡和选定的理想专业无法兼顾时，我只能忍痛割爱。
转到经济系后，我再次和图书馆、书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从源头上解开马克思主义之“迷”，这时不但《经济表》、《原富论》一类书籍出现在我的案头，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魁奈等名字也常在我脑中徘徊，我还加选了刘崇老师的欧洲十九世纪史，浦薛凤老师的政治学原理等课程，一时间参加日常救亡活动反而减少了。
丁则良是清华历史系学生，和赵继昌是高中同学，他们在中学时就学习了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丁则良很早就参加了共青团。我认识丁则良后，他经常与我联系，也和我谈有关时事政策问题，使我对抗日与反对蒋介石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有了进一步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参加民先活动和一般的救亡工作。大约1936年年底，十级同学齐振铎，要我填一个民先的登记表。我去请教丁则良，丁告诉我民先实际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我说那把共青团放在什么位置呢？就向他讲了自己在中学参加过共青团的情况。丁则良说共青团已经停止活动了，共青团员已经转为共产党员，他可以为我设法接上党的关系。过了几天，他拿了一本华岗著的《中国大革命史》给我，并告诉我不必填民先的表，也不必再参加民先的一般活动，今后只和他联系，如果需要参加什么重要活动，由他通知我。这以后丁则良带我参加过几次秘密会议，其中有两次还记得，一次是在清华生物馆楼下听传达陕北来的消息，一次是在燕京大学。
1937年初的寒假之后，在吴继周动员下我被选上十级级会主席。由于当时学生运动摆脱了左的倾向，不再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活动，提出“生活化”的口号，所以这一届的十级学生会十分活跃。除了动员同学们参加民先组织的西山露营、红山口参观29军演习等活动之外，还组织本级同学参加话剧演出、春季旅游、运动会等，我和吴继周都是这些活动的带头参与者。运动会上我获得田径乙组总分第一，他则在低栏中先我到达终点，夺得第一，“不打不交”，我们成了朋友。而这时我同丁则良却渐渐有了思想上的分歧，丁则良西安事变前后曾到过西安，他说那里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将士的抗日情绪也在不断地高涨，现在应当无条件地建立各党派、团体的联合抗日战线，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对我这样一个在中学时代就把国民党和蒋介石当作敌人的共产主义者是很难理解并接受的。我就统一战线的国共关系问题去请教吴继周，他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我们的政策是剥笋政策。”意思是在革命不断前进和深入的进程中，有暂时参加革命的同路人，有一部分人可能随着革命的深入而不能坚持下去，在大浪淘沙过程中自然沉落，就好像随着竹笋的成长，老化的蔫叶逐渐剥落那样。这使我对抗日救亡和社会主义的联系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视野，更坚定了要做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职业革命者的信念。不久我又在吴继周的动员下，担任了清华大学出席北平学联的代表。
当时学联分工是北大管组织，清华管交际（即统战），师大管宣传，燕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管总务（即主席）。出席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的第一、二届“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清华大学代表有：王永兴、黄绍湘（女）、何维登（何礼）、孙世实、李忻和我。黄诚离开清华后去了中国大学，他也是学联代表，后来知道他还是学联党团书记。学联的会刊简名叫《学联会报》，编辑是杨述。
1935年1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曾在清华搜捕进步学生，有近30人被捕，清华党组织遭到破坏。蒋南翔在秘密重建了“社联”和“民族武装自卫会”小组后，提出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必须有公开组织。蒋南翔说，暑假学生回家，我们不走，要动员同学留校组织暑期学生会，搞统一战线活动。蒋南翔因此当选为1935年的清华暑期学生会主席，所以清华暑期学生会的领导权一开始实际就掌握在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学生手里。在吴继周等人支持下，我于1937年5月又被选为清华暑期学生会主席。
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导下，“七七事变”前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以深入军队、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为主，并以行军、露营、打靶、参加军训、组织救护等方式组织群众性的军事训练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促使29军官兵态度发生转变，甚至争取到宋哲元同意学联组织学生参观29军演习，他亲临现场讲话。学生还在暑期军训中同担任总教官的37师旅长何基沣及29军执教官兵建立了友谊。
1937年7月7日，日军借口几名士兵失踪，炮击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守军29军37师何基沣部的吉星文团长请示何基沣，何指示坚决抵抗，从而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虽然北平各校早已放暑假，但在学联领导下依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抗日和慰劳守军的热潮。7月9日成立了由北平学联、民先队、华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作家协会等近30个团体组成的“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组织人民群众募捐以慰劳29军将士。
我和清华民先大队长林传鼎、清华暑期留校学生及西郊农民代表一齐前往北平四城的德胜门、广安门、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等处慰问守城官兵。在德胜门，一位排长对我们说：“……日本人侵略我们，我们跟他们打，跟他们拼，我们的衣食由人民供给，这是我们的责任。”在东直门一位排长领我们上城去看防御情形，当我们的代表讲完话时，排长回过头对弟兄们说：“听见了吗？他们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抗日！”从中可以看出，北平学生、人民群众、29军官兵的情绪和军民关系的深刻变化，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思想已经深入军心民心了。其后我又代表北平学联前往保定前线慰问在那里指挥作战的何基沣将军和37师官兵。
7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南苑，29军奋起抵抗，激战中赵登禹、佟麟阁将军英勇牺牲，北平守军27日晚撤出，30日天津沦陷，平津铁路中断。中共北平市委、民先总队部、北平学联指示：组织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撤退，到保定、济南、太原三地集中。清华党支部、民先队、暑期学生会决定组织愿意随军南下的同学组成一个随军工作团，由吴继周、熟悉西郊农村情况的刘震（刘星）和我负责，随29军官兵共同行动，撤到保定。为应付沿途盘查，我们请学校开个证明，清华教务长潘光旦痛快地答应了。但因事先和29军守城部队未联系好，在追赶部队时遇上了沿公路追击他们的日军坦克，大队只得隐蔽在路边的青纱帐中，大家商量后决定返回清华校园。路上又看到了日军坦克轨迹，随即决定，把准备通讯联系和打游击用的电源等物品都抛在青纱帐里，人员分散从小道绕过海淀入城，约定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接头。为组织大家更好地撤退，吴继周与刘震等商量，由我租一辆小汽车回到校园，以学生会的名义出面向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交涉，为离开的同学每人借20元钱作为路费，这件事办得十分顺利，这是清华校方前所未有的。
平津铁路通车后，暑期留在北平的学生大批乘火车到达天津，我也乘火车去了天津，在英租界住了几天，就乘船南下去了烟台，又从烟台乘汽车到了济南，在济南平津流亡同学会，我见到了蒋南翔。这时由于上海战争爆发，原拟从天津乘船去上海再分散到各地的平津流亡学生被迫从烟台登陆，一时间成千上万人云集在烟台，住处十分困难。此时正值盛暑，白天暑日灼烤，夜里露宿海滩山边，饮食也不正常，不少人开始生病。我在北平学联负责联络工作，蒋南翔就让我负责与山东省政府和当地的驻军联系，想办法将被困于烟台的同学疏散到济南等地。我以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名义找到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先生，请他帮助，并与韩复榘手下的人取得了联系。经多方努力，组织了十几辆大卡车，在烟台和济南往返运送学生，我也亲自往返了几趟。这一任务基本完成后，我就和蒋南翔、王文彬、何礼、陆钦鑫一起去了南京。
到南京后，我仍在平津流亡同学会负责联络工作，期间专访过国民党上层和进步人士王昆仑、陈铭枢、李烈钧等人，以及国民党部的陈立夫和教育部负责人等，介绍平津沦陷后的情况，陈述平津流亡学生遇到的困难和希望得到的帮助，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南京期间，已到太原开展工作的李昌曾一度来到南京，在清华同学方珂德家中，同蒋南翔、何礼、吴继周等人交换了各地的情况，要求再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太原前线，我参加了这次碰头会。
不久后，王文彬等因另有任务先后去武汉、山东等地。我本拟去太原，但蒋南翔却令我不是以北平学联代表而是以清华暑期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去长沙，把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会组织起来，以便把“一二·九”进步学生运动的传统延续下去，我因此也离开了南京。
我是取道开封、郑州、武汉去长沙的。在开封的平津流亡同学会，我碰到清华同学李炳之，他劝我留在河南参加抗日工作，并问是否我带来组织关系？我并不知道党员还得带组织关系，丁则良当初只让我与他单独联系。“七七事变”前，我和丁则良分手时，他还给我题字：“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列宁语”并让我以后多和蒋南翔联系。我把这些说与李炳之，李让我写个简历，并答应给我接上组织关系。我当时想，河南是我的家乡，我去长沙完成了任务再回来也好嘛，就答应了李炳之，并写了简历，李说过几天后给我回信儿。到开封时我住在三元街伯父家里，在那里我和久别的大哥联系上了，大哥说母亲很惦念我，让我抽空回老家看看。我离开开封时李炳之还未回信儿，我就留了一封信给他：我已前往长沙，如组织关系接上，就先转到长沙。
到长沙临时大学后，我的工作很难进行。原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学多数都已奔赴抗日前线，一些到长沙复学的同学又都认为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目标已经实现，颇有“抗日军兴、救亡事息”的意味。加上三校刚刚合并，同学大多素不相识，居住十分分散，使工作难于开展。我费了很大力气，通过个别串联，首先找到了北大的陈忠经、何锡麟和南开的李某等，动员三校同学签名作为发起人，成立了几十个人的学生会筹委会，但工作进度仍然很慢。直到筹委会请来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同志到校作了几次时事报告，一部分中共党员、民先队员、筹委会的同学在清华同学曹国枢家中开了一次会后，学生会的筹备工作速度才快起来。即进一步仿照清华学生会的办法拟定了学生会章程，选举了代表，召开了大会。选举北大的陈忠经同学任代表会主席，清华的洪绶曾同学任干事会主席，终于在长沙临时大学组织了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学生会。
10月初我刚到长沙后不久，清华同学杨承栋（许立群）就告诉我，现在的清华党支部书记是丁务淳（周宏明），让我和他联系。我找到丁务淳说明了我的情况，他说帮我接上组织关系。
1937年12月中旬，国民党对日作战的主力从上海转移后又撤出南京，远离前线的长沙也遭到日机狂轰滥炸。长沙临时大学韭菜园的学生宿舍部分房屋被毁，临大决定再迁云南，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出现了新形势，原来准备继续学习的同学，也产生了不同的考虑，一部分准备继续南迁去昆明，一部分则再次掀起了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的热潮。党组织和刚刚成立的学生会，也在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安排各方面的工作，除请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同志报告形势、解答问题、帮助安排解决学校南迁事宜外，为了坚定国民党及其武装抗战的决心，党支部决定组织三个团组，到国民党正规军中去“帮助友军工作，推动友军进步”。一个组到西安一带的第1军胡宗南部，一个组到山西前线的14军李默庵部，一个组到河南的第13军汤恩伯部。丁务淳派我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武昌的13军办事处联系，以便进一步研究安排，而我的组织关系还未接上，他就介绍我重新入党，没有预备期。
我从武汉返回长沙后，准备从戎的同学大部分去向已明，到第1军的有熊汇荃（熊向晖）、许建国、陈忠经等，到14军的有宋平、陈舜瑶、郑季翘、赵继昌等，而原定去13军的负责同学郭见恩（郭健）因另有任务，丁务淳就要我和张师载（张华俊）等几个同学到武汉,在湖北省委帮助下把这个团组织起来。1937年底，我再次离开长沙前往武汉，党支部、学生会派黄葳（戴中扆）同学到车站送行，我正式告别了学校，告别了清华，投笔从戎，奔赴抗日的战场。
（本文由赵石学长生前口述，赵学长女儿赵宏音整理）
（原文刊载于《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5辑，清华校友总会编，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