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伊绯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时间：2015年08月13日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新林院52号院内大阳台。

史久芸信札，有关陈寅恪购《丛书集成》事宜。

    陈寅恪卖书买煤，依然风骨矜持，半捐半售，毫无斤斤计较之态；胡适爱才惜才，争取到美元保值支付，简直可谓“雪中送炭”……一桩1947年的学者卖书事件，不失为一段可圈可点的学林逸话。

　　但殊不知，陈寅恪不但于此年有过大宗卖书之事，也还曾有过大宗买书的事迹，这又为此学林逸话平添另一新的脚注了……

　　1947年冬，陈寅恪曾将其个人藏书，一批东方语文学专业书籍卖给北京大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本年事辑中说到此事：“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国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买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查阅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文教界历史文献，可知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币值剧贬；此时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胡适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会，商讨解决北大教授们的薪资保值办法。这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的经济危机，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职员工都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更是整个北平文教界的经济危机，陈寅恪当然也不例外。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北大购买陈寅恪藏书以美元支付，在当时绝对可视作一种“特殊待遇”，这当然也与胡适个人的努力争取有关。

　　新近发现的一通1947年9月4日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经理史久芸致北平分馆经理伊见思信札，透露了陈寅恪曾于当年购入《四部丛刊》初集2000册的历史信息，颇可据此管窥陈复员清华之后的学术生活细节。现酌加整理，转录信文如下：

　　收信人：北平分馆

　　见思先生台鉴，清华大学陈寅恪君前在贵分馆预定之丛书集成初编定单A字2027号登记手续，业已办妥。第一二三期书计贰千册，于日前交邮局作普通邮包裹挂号迳寄陈君。惟溢收邮费拾柒万元应予退还。前开第30492号收据一纸，请凭敝处寄交。陈君收书收据将该款照付，连同收款据一并，寄下存卷是荷。即颂大安。

　　36/9/4

　　久芸36/9/4

    首先，这里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落款时间中出现的“36”，实指民国时代通用的所谓“国历”，即为民国三十六年，非为公历1936年的缩写；故此信写作时间可确定为1947年9月4日。而信中提到的“溢收邮费拾柒万元”，也要说明是指抗战胜利后恶性通货膨胀之下的法币币值，更从侧面印证了该信的书写时间。那么，陈寅恪在此刻购买《丛书集成》，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或者说是在什么样的生活背景之下，非得在并不宽裕的经济条件下做此买书之举呢？

　　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离京南迁途中，陈寅恪藏书大量散失毁损，至抗战胜利复员清华之后，可供学术参考用书有大量缺失，急需补备。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丁丑（1937）条云：

　　按：先生逃难出京后损失藏书甚多。第一次交代底稿（即陈寅恪文革初期的交代稿）中谈及此事：“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的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在1935年印行的《丛书集成初编目录》，1935年该书预约价，一次性付清全款预订者（在1935年5月内），需支付国币460元；若分期付款（1935年7月内），则需支付国币560元。这部书的邮费在预约样张上也有明确规定，“各行省及日本”的邮费是国币50元。当然，这是战前未贬值的，与银圆几可等值兑换的国币售价，10余年后的飞速贬值的法币价格则远远不止这个数额了。

　　据北平《世界日报》的行情报道分析，美元对法币汇率约为1：45000。陈寅恪售书所得2000美元，折合法币约为9亿元之巨。由此可以揣想，1947年中下旬曾花费1000万元购书，颇有重振学术生涯之意的陈寅恪，到年底时也渐不宽裕，买煤御寒也成问题，于是只能通过售书北大来暂解困局。没曾想，陈寅恪的卖书之举得到了胡适的“雪中送炭”，在他的直接授意之下，北大为之支付的书款不是每天都在贬值、无法保值的法币，而是比银圆还硬通的美元2000元，当时按市值折合法币竟可达9亿元。

　　半个多世纪之后，回首这段陈寅恪买书卖书的往事，真是“豪掷千万为购丛书，卖书买煤竟得九亿”，在看似令人啧啧称奇的逸事中，又蕴含着几多时代沧桑与人生无奈。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