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葆耕先生和他的清华学派

周晓云

    识得徐葆耕先生是我到清华一年后,一个夏天的晚上,听他的演讲《走出“半人时代”》,心有戚戚焉。从那时,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到清华来。这是潜藏在心底的多年愿望,恰好被这所学校成全了。就像一个人误打误撞,被一个人显赫的学识所吸引,结婚很多年,才发现这个人正是自己曾心底渴慕、等待了许久的那个人。

    这是一场奇遇。

    大学读的是工科,虽然寄予了我的很多期待,但是到毕业时,我还是落寞的。工科的四年,对我可能是一种煎熬。内心是孤寂的,读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列夫·托尔斯泰日记》,无人分享,无人诉说,压抑积蓄久了,可能都想寻到一个火山口来一次彻底爆发,可是火山口哪有那么容易找到,所以渐渐变成死火山了。

    误打误撞进了清华,因被它的显赫吸引。我爱这个园子,所有的一切。我曾想,如果在我青春萌发的岁月进了这个园子,恐怕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和心灵际遇,可能不会那么压抑,不会那么孤寂。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沙龙和讲演,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最顶尖的头脑。

    那天晚上是徐葆耕先生的《走出“半人世代”》。徐葆耕先生称只懂“理工”或只懂“人文”的人只是“半个人”。整个晚上,他都在讲“文理会通”对一个人完整人格、完整精神世界的构建的重要性。在我整个四年的工科教育中,我没有任何一点点机会接触到人文领域的东西,不完整的教育把我们塑造成为“半个人”,一种单纯的技术“工具”。我明白了那时的我为何会倍感煎熬与孤寂,我是在寻找另外“半个”自己。

    清华的人文是别具特色的,它要求一个学生的理工科背景,这对我是再适合不过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独特的办学思想来自我们的系主任徐葆耕先生。两年后的一天,他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书《释古与清华学派》。我才知道,他那晚提到的“走出半人时代”,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灵光一闪的结果,而是多年的学术研究积累,这里面有着深的历史渊源。

    徐葆耕先生的生命与这个园子融为一体了。他爱这个园子,这个园子传承的精神,这里曾经有过的人,有过的风景。这个园子的历史和过往是传奇。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清华精神生态史》的后记中,先生写到:“我从1955年考入清华,读于斯、长于斯、作于斯、婚于斯、老于斯,至今已经55年了。除了很少的几年外出讲学、研修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这不足4平方公里的方寸之间,我的快乐、幸福、疯狂、烦恼、沮丧乃至绝望,几乎都同这所大学有关;我同这所大学已经融为一体,仿佛在这所学校刚诞生的时候起,我就已生活在其中了。”

    徐葆耕先生是一位诗人,并不是因他写过诗歌,而是他的品性。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和真挚,同时兼具坚实的理性,他在两者间平衡得很好。他青少年时,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伴他度过了青春岁月。那个时候,他就显露出傲人的写作才华,被同窗称为“徐托尔斯泰”。18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大学,读水利工程,他的梦想是建设三峡,像“游牧民族”一样走遍中国的山川。他向往的职业也和他的诗人气质分不开,可是命运把他留在了清华园。

    清华园是一部传奇,他被这部传奇吸引,虽然这个园子建校仅有百年时间。这个园子从皇家园林变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起起伏伏的历史动荡中,这里留下了一波又一波人的传奇。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吴宓、王国维;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梁实秋、钱钟书、杨绛、曹禺;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赵元任;逻辑学家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经济学家陈岱孙;科学家叶企孙,吴有训,吴大酋犬,周培源,王竹溪、邓稼先、华罗庚、钱学森;历史学家钱穆;社会学家潘光旦;政治学家张奚若,让清华成为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

    清华国学院建于1925年,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国学院的基调,这也成了日后维系“清华学派”的命脉。清华办学依靠的是“庚子赔款”,受控于外交部和唯美国人马首是瞻的董事会。1914年,周诒春担任校长时就开始谋求这种独立,希望摆脱外交部和美国使馆的控制。这项努力直到11年后,曹云祥主持校务时得以实现;1928年清华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是实现独立的外在标志。到了梅贻琦担任校长的时候,实现了“教授治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有了生存的土壤。

    梅贻琦先生制定了会通式的教育理路。“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清华的会通教育始自梅贻琦先生。

    何兆武先生在论及老清华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时说:“我以为那大抵上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17世纪初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曾有名言曰:‘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欲求超胜,就必先会通古今、中西、文理;否则就只能自甘于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为时代所淘汰。”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的清华人,在科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往往有着很好的人文素养。这一点是颇让人吃惊、甚至难以想象的。顾毓琇老先生是国际电机理论界的泰斗,他创立了“顾氏变数”“顾氏图解法”,对非线性控制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1972年他获得了兰姆金质奖章(该奖设于1918年,被誉为国际电子与电工领域的诺贝尔奖)。可能让一些人无法想到的是,在清华时,顾毓琇与闻一多、梁实秋等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创办了清华文学社,开始文学创作。196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顾一樵全集》12册,几乎全是他40年间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品。顾毓琇不仅喜欢新文学,而且国学修养深厚,喜欢作诗填词,得到过梁启超先生的赞赏。40年代在上海,他就出版了诗词集20多部。他精通音律,对中国的古乐做过深入研究。他还喜欢戏剧,在清华时担任戏剧社社长,一生创作过多部戏剧,1925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与梁实秋、谢冰心等一起在波士顿美术剧院公演《琵琶记》,他是编导,并在剧中饰演宰相,闻一多还从纽约赶去协助布景和灯光……他在每个领域的成就堪称璀璨,在当今,几乎不可能再找出像顾毓琇这样的奇才。我想,他得益于老清华自由、兼容并蓄的会通教育,只有会通教育才会孕育出这样的奇葩。在他那代的清华学人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虽然有的成就不及于他,但是在文理、中西、古今方面学养深厚,所以才会有上文所举的那一长串足以让人敬畏、响亮的名字……因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传奇……

    徐葆耕先生为清华过去缔造的传奇吸引,他找到了传奇缔造背后的深层原因——会通教育,这样的教育孕育出了学界瞩目的清华学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清华重新创立中文系时,徐葆耕先生重提会通教育,企图延续老清华的传统,尽管中间中断了近半个世纪。他不仅多次演讲、撰文宣扬会通教育,而且躬身实践,他创立了编辑学双学位班(从理工科背景学生中招从事新闻传媒的人才)、传播系、中西文化综合班。传播系现在发展成为传播学院,编辑学双学位班和中西文化综合班都成为历史遗迹。值得一提的是中西文化综合班,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想,立意要打破中西文化间的藩篱,对于全球化的今天有着不凡的意义。

    老清华出现过太多的中西贯通的大家,比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钱钟书等。可是现今,这些大家都成为故人,连他们的学生都进已入古稀之年,还能有谁可以承担教学的重任呢?许渊冲讲授了一届学生的“中诗英译”,因身体原因就无法继续了。像“中国戏剧及其英译”、“英国戏剧及其中译”这样的课,根本就找不到老师。文化的断层,历经时间太久了,想接续都无能为力了。这真是一种悲哀。

    现在的大学教育,日益专门化、技能化,文理、中西、古今早已经成为截然对立的两面。大学不再如以往培养的是会通式的“知识之王”,而是“各种专门知识的里手”,功利和实用逐渐成为大学教育的幕后推手。徐葆耕先生的倡导和实践无疑逆着潮流,他有点像堂吉诃德,独自一人与风车作战。

    先生晚年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清华的学术精神、清华学派。无疑,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隐含着先生对人类往何处去的担忧。这个问题,陈寅恪的两难。

    我现在还清晰记得先生背着黑色大书包,骑车向旧图书馆驶去的身影。每次见到他的身影,我都会惊叹:先生好勤奋啊!我们都知道旧馆地下室有一个他的工作间,他就在那里看书和做研究。先生是系里的掌门人,要开设新的课程、新的专业,为引进良师,他不惜仿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行政事务像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是他稍一有空,就背着书包向旧馆去了。有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分外孤独的身影。

    先生本科读的是水利专业,之后留在清华做辅导员、《新清华》的编辑,他没有一天读过中文系和外语系的课,可是,在清华刚恢复文科教育的时候,他就在全校开设了《西方文学史》课程。讲义是先生自己写的,包括文学史的体系、框架、解读的视角、观点等。凡是上过先生这门课的学生,无疑被先生这门课独特的视角和观点所吸引,他完全是从一部心灵史的角度来解读西方文学。这部书后来出版,再版了很多次,影响极大。先生是怎么做到这点的呢?那时文革结束不久,政治空气还没完全扭转过来。我想只能用先生的敏感、聪慧和勤奋来解释吧。

    先生喜爱文学创作,他写了很多剧本,其中《邻居》获得金鸡奖。先生在中文系13年,将一个系从无到有办起来,此外,还创办了传播系,也就是现在清华传播学院的前身。先生喜欢电影,退休后,他还到深圳清华研究院讲授电影课程,后来《电影讲稿》出版,这本书和他的《西方文学史》一样,浸透着先生的种种生命体验和激情。先生是感性主义者,也是理性思考者。

    先生从中文系主任位子上退下后,潜心开始研究清华的历史和学术精神。在他生命最后几年,他像蜡烛一样两头燃烧着自己,以每年一部巨著的速度工作着。在他得知自己的生命所剩不多时,他给自己写了《生平传略》,“徐葆耕教授还有一系列创作计划;病魔出其不意地攫住了他,将他的才华和对这个世界的爱一起带走了。”他是带着不甘离开这个世界的。
                                                                                               05-09-2013

    (注释略)

   周晓云:喜爱自然科学,崇尚理性。倾四年之光阴读毕电子工程通信专业。痛并快乐着。1995年秋,进清华园中文系读编辑学。两年时光转瞬即逝,或许仍留恋这个园子,1998年秋,复入中文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师从徐葆耕、王中忱、蓝棣之、解志熙等教授,获益匪浅,常怀感恩之情。现在一家出版社从事文学书籍的编辑工作。读书、写作、旅行是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