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四鸰  来源：经济观察报  时间：2015年03月29日

    历史学家何炳棣认为治学必须从史料入手，不可被理论所迷惑，“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据说，其在撰写《明清社会史论》一书时，曾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的近四千种方志。这种史料功夫，让我难以想象。最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无意中在程焕文先生所编撰的《裘开明年谱》一书中，看到当年何炳棣与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的17封来往通信，其中12封为何炳棣致函裘开明，5封为裘开明的回复，内容几乎全部关于借书找资料，虽不能再现何炳棣当年如何遍检四千本方志的情景，却也能管中窥豹，大致看到他当年是如何寻找资料的。

　　1952年，何炳棣以《英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1870-1914》获得哥伦比亚博士学位。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1948年何炳棣便已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博士毕业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史，致力于明清两朝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以及会馆制度的研究。除开美国国会图书馆外，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前身汉和图书馆成为何炳棣查找资料的主要地方之一，如今保存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17封信，便写于这个时期，最早的一封为1953年9月19日何炳棣致裘开明，最晚的一封为1958年5月27日裘开明回复何炳棣。从这17封通信可以看出，为了收集资料，1953至1956这几年，每年春夏之时，何炳棣都到汉和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查阅并手抄资料，也正是这几年，何炳棣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人称赞的几部学术著作《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明清社会史论》、《美洲作物传华考》、《中国会馆史论》等。因此，在信中，何炳棣对裘开明几乎每次都表示感谢，并多次向他提及自己的写作。

　　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馆藏最后一封何炳棣写给裘开明的信，这封信写于1958年5月20日，与他之前写给裘开明11封信不同的是，这封信标注“机密（confidential）”。在这封信中，除开借嘉庆丙子科（1816）《直省乡试同年齿录》一书之外，何炳棣还提到一件事：

　　“年前本校曾接《蒲坂书楼藏书目录》5册，系严文郁（罗斯福纪念图书馆、战时联大图书馆主任）誕誕誕（注：原文缺三字）。此批典籍在今日颇为难得，近得严氏函，索价6,5000美元。敝校颇有意谈价。晚在联大任教时，对严君为人颇多观察，不敢完全相信。渠此番极力隐藏书主姓名住址，想象中必有一番把戏。晚无意剥夺严氏应有之佣金，但渠如中饱过多，不特对书主欠公，且必增加讲价之困难。该书目相比先生必早经过目，内中不少明代文集、传记，虽有价值，但收藏完备如贵馆者，至多亦不过对一二十种发生兴趣。先生如知道该书主人姓名住址（澳门、香港）未审能否赐知。此间非万不得已时不拟致函书主。为不知该书主人，能否航函。介绍一两位香港旧书界精炼之士，俾晚函请代探一切。此事无论如何，当守万分秘密。再该馆藏尊意是否认为值50,000美元，亦乞示知，最感。盖图书之事，晚甚少经验，端赖先生指教。如成交则内中若干种可与贵馆交换副本。”

　　5月27日，裘开明对此回复：

　　“我很高兴得知贵校现已集资购买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严文郁先生提供的私人图书馆藏书。我极为反对任何科系的学者或一个学术机构教职员参与商业活动，但是我知道有不少中国学者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包括大学者罗振玉和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因此，你应该视严文郁为一个商人，并继而与他做生意，即对此部分藏书提出一个非常低的价格，以便使他无法从交易中获得太多的收益。如果想知道该私人藏书原来的主人，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通常将该藏书交给两家以上的机构来处理，并且经常性地改变藏书楼的名字。许多年前，恒慕义博士的儿子，原是香港美国文化大使随员，曾提供给我们这一批私人藏书楼。我以前就看过此份书目，但现在已不记得内容了。如果你愿意寄给我们该私人藏书楼的详细目录，我们会仔细检查全部的书目，并对整批藏书商量达成一些合理的价格。如果其中有一些书目是我馆感兴趣的，我们也会订购这一的图书，希望很快能在图书馆见到你。”

　　信中，两人提到的严文郁为我国图书馆学专家，1925年毕业于武昌华中大学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与1922年毕业该校此专业的裘开明实为师兄弟。不过，与除开短暂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任职外，几乎一辈子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的裘开明不同的是，严文郁的经历较为复杂。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求学。之后，曾在北京、美国、德国等地任图书馆馆员，1933年起，先后任北平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1944至1949年任社会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英美捐赠图书接收整理专员、罗斯福图书馆筹备主任。1948年10月，因国民党撤退，筹备两年开馆一年的罗斯福图书馆最终未能成立，第二年4月，严文郁离开重庆去了美国，任职于联合国[微博]图书馆，直至1964年退休。退休之后，他还先后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行政教授主持东亚图书馆，辅仁大学教授。“蒲坂藏书”出售期间，他正在联合国图书馆任职。

　　信中所说的“蒲坂藏书”如今正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该馆是如此介绍这批藏书的：“蒲坂藏书原为澳门姚钧石所收藏，卑诗大学（注：即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之亚洲图书馆于一九五九年获图书馆之友及姜纳博士（Dr.　Walter　Koerner）捐款购入，计有线装古籍约三千二百种，册数四万五千余，多半为广东著名之南州书楼旧藏，包括多种学科之丰富资料，堪称北美最卓越之中文藏书之一。”

　　“蒲坂藏书”最终是怎么到UBC的呢？加拿大学者沈迦著作《普通人》中有一篇文章叫《蒲坂藏书的前世今生》，追踪了一下当年的购书过程。当年经手买这批藏书的不是别人，正是何炳棣。“蒲坂藏书”善本书目序明确说到，当时澳门藏书家姚钧石欲出售藏书，而卑诗大学正谋求发展亚洲文化学术，有意购买，于是请何炳棣教授出面。这批藏书于1959年2月运抵卑诗大学。

　　实际上，何炳棣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也曾回忆此次购书过程：

　　“1958年秋冬之际哥大工作刚刚就绪，就接到UBC图书馆馆长Neal·Harlow的信，说校长 Norman·Mckenzie已同意将近年捐募所得的大部投资于中文图书。叫我12月由纽约先回温古华，然后再飞香港洽购包括五万本线装书，号称‘蒲坂’的私人专藏。事缘UBC于50年代后半已有意发展东亚研究，日本方面已请到英国日文杰出的社会学家Ronald·Dore为副教授，日文及日本文学方面亦已请有知名的日本学人任教。Harlow本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UBC就任后发展图书不遗余力。”

　　2007年夏天，沈迦电话采访了91岁的何炳棣，向其询问当年买书经过。何炳棣当时回忆：“1958年春天，我还在纽约，北京大学的严文郁先生寄来目录。于是我将他转给了UBC大学。近五万册书，都是古籍，这样的机会不会多。”

　　沈迦又请何炳棣回忆当时购书情形，何炳棣回答说，“除了已写入《读史阅世界六十年》书中的回忆外，想不起更多的细节了。”在何炳棣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沈迦找到了以下若干片段：

　　“生平旅行这是首次搭乘头等舱位。UBC原向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请打折扣，公司说经济舱向来不给折扣，头等舱可以给五成折扣，所以头等仓反较三等为廉。”

　　“购书签约之夜，澳门书主姚老先生包下五洲饭店全部屋顶花园，请出83岁退休的首席厨师贡献专长，主客四人享用，男女四人环伺。我有幸，亦不能无憾地品尝和预测这种吃的文化的行将永逝。”

　　沈迦考证，这位姚老先生就是藏书主人姚钧石，除开何炳棣外，另两位都是姚老先生的代表。此外，沈迦还向何炳棣打听过当年购书价格，何炳棣说，“以前这是不能说的，属商业秘密。‘那时我们在香港谈好价钱，然后才去澳门。记得姚老先生的女儿也曾问我卖价多少，当时我都没有讲。不过，现在可以说了。你先猜猜，你觉得要卖多少钱？’”

　　沈迦猜不出。何炳棣说：“我告诉你吧，七万美金，UBC拣了便宜。不过，在当时，七万美金是笔大钱。”

　　因此，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何炳棣写给裘开明的机密信时，我不由想起一年前曾经特意查过一下资料的“蒲坂藏书”。至于何炳棣是如何绕过中间人严文郁找到藏书主人姚钧石，UBC又是如何花了七万美金而不是起初严文郁索价的六万五千美金买下这批藏书的，恐怕就难以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