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云
2000年的时候，陈丹青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清华。那天我在宿舍看倪萍的人物访谈，访谈对象正好是他。头发很短，大眼睛，一身黑色的衣服。他说他结束了美国十八年的生活，回来了。
我总觉得他是个异数。不合时宜，但又分明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风。我很少像那天一样安安静静、一动不动看完了整个访谈，如沐春风。沉闷太久了，他似乎打开了一个窗缝，我终于透了口气。
我当时就有种预感，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会存活太长。他和环境会有一种较量。这种环境不是一个小区域的，而是整个国家的。这种环境或许经历了几百年的沉积，才形成今天的样子。他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那个孙悟空。他的出现势必要对抗现有的环境。因为他和现有的环境有着太多的格格不入。
我们每个人都受着环境的压抑，但是又无能为力。很多人选择了顺从，甚至成了环境的帮凶。我们的大多数选择了沉默。“明哲保身”向来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所以当别人奴役你的时候，就不要有任何抱怨，因为你已选择做了一个奴才。显然，陈丹青不是这样。这就是我感觉他是一个异类的地方。
他的出现给我透了口气。
我没有在校园里遇见过他。校庆的时候，他创作了一幅《清华国学院》。我总觉得那幅画的构图有些呆板，远没有他的《西藏组画》那样蓬勃有生气。几个国学院导师僵直地、并排站立在那，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更看到他们的内心。仿佛有什么东西隔着。这或许就是岁月的距离。陈丹青也无法触摸到，所以他就像画董其昌的画册一样，临摹几位导师的照片，然后把他们拼凑到一起。
听说，他为了画《清华国学院》，曾到教务处寻问当年国学院的旧址，没人知道。他走遍了整个校园，试图想找到当年的一些踪迹，可是徒然。校园里只有一块王国维的纪念碑，也是问了很多人才找到的。从国学院的创办到他创作这幅画，中间隔了不过七十多年，可是国学院现今竟然荡然无存了，消失得那样干干净净。这个园子没有留下那时的一点点气息，陈丹青怎么可能触摸得到？他能做的，就是临摹照片了。他从照片里还是临摹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风骨。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文南楼中文系有一间小的课室，墙壁上悬挂着几位国学院先生的小幅画像，神态各异，很有风采。这是八十年代清华中文系复建的时候，系主任徐葆耕先生的主意。他让人挂起这些画像的时候，他的心里就有了文脉传承的想法。
我每到这间小的课室上课，不经意间抬头遇上的就是几位国学导师的目光，心里顿时有一种敬畏，还有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幸福。他们走了，可他们的魂灵留在了这间小小的课室。我想陈丹青是没有来过这间小课室的，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间课室。他也不知道我们曾在这间小课室里有过很多美妙的时光。
陈丹青曾说过不要上中文系。我能体味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从某个层面讲，他说的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层面，他没有看到的，那也是我在那间小课室体验到的。当教育变成一种私塾教育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了。
那间小课室留下我太多美妙的记忆，完全和私塾教育有关。这间小课室只有两三位学生，上课完全是一种敞开式的聊天，当然导师也会主讲一些，但更多的时光是我们在一起聊天。导师有很多个，葛兆光先生、徐葆耕先生、蓝棣之先生、王中忱先生、解志熙先生，有时还会有国外回来的学者，如刘和、张隆溪先生……
这样的体验，我想丹青先生并不陌生。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五年的时间在听木心先生讲《世界文学史》。他们席地而坐，随意谈，敞开的。木心先生敞开心胸，丹青先生等听者也是如此，那一刻，讲者和听者是平等的，心智和才识像水一样在他们心间自由流淌，彼此击撞。
五年的时光，五年心智的快乐。当然，因为有丹青先生等众听者，木心先生才有了把潜藏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欲望，木心先生表述出来的东西对丹青等众听者，又是那样新鲜，对其心智无疑是很好的滋养。
五年，他们相伴，走完了一场文学的征途，各自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的教育，我把它称为私塾的教育。完全是私人间心智的纯粹交流。我在那间小课室的时光近乎于此。
丹青先生正式的教育只有小学，可他有着极好的教养。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看一下丹青先生的过从就清楚了。他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大家，成为忘年交、朋友。他们间的聊天胜过学校里的很多课，有些甚至是上课无法得到的。
艺术的趣味、审视、洞察、辨析都在聊天的潜移默化中养成。而这些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最珍贵的，也是最不能量化的东西。可是，现今的教育，一切都纳入量化的范畴。对学生而言，就是考分。考分对应着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是唯一的。这其实限制了学生心性的自由。
我感激我的导师，给了我三年自由快乐的时光。他们没有给我考卷，没有给我标准答案。每门课的结业都是一篇小论文，题目自己定。论文写得是否出色，才是他们关心的。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我获得了很大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表达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这是我之前十多年的教育中从未体验过的。我把这三年的时光视为我受过的真正的教育。
徐葆耕先生在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漫谈中文系的失宠》。那时我离开清华很多年了，徐葆耕先生也从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是他还关心着中文系的教育。这篇文章是对陈丹青先生“不要去读中文系”说法的回应。
陈丹青先生是批评性的，他抨击现行的中文教育，这样的中文教育离一个人心性的培养很远，甚至是有害的，劝大家远离它。说实在，我也很害怕这样的教育。
徐葆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是从一个建设者的角度来谈中文系的教育。虽然徐葆耕的这篇文章远没有陈丹青的言论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但是我觉得徐葆耕先生的探究是更珍贵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更需要的。发现问题并不难，解决问题才是难的。陈丹青先生劝大家远离程式化的中文系教育，可是远离后，年轻人的出路又在哪里？
徐葆耕先生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是思考者，也是践行者、改变者。从清华中文系建系之初，他就提出会通教育。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西会通。会通意味着宽博的视野，大视野才会孕育一代大师。他有一种说法：“大师出于文理会通。”“文理会通才是一个全人，只通文或只通理只能称为半个人。”其实，会通远不止文理间。他又将会通扩展至古今、中西。
这不是他的异想天开，他建系的时候，开始研究老清华的中文教育，他发现会通是老清华中文系教育的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徐葆耕先生称他们为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后来在学界成为一个很响亮的称呼。从清华中文系走出的一批人，追求的都是这些。
我不知道陈丹青先生是否知道这些，如果他知道，我想他也会赞叹的，这也是他想要的。他做了很多跨界的事情，人们都感到惊异。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画家。他的视域是很宽的，这和他的涉猎、交往有关。
陈丹青和徐葆耕先生，我想他们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是最终到了相同的地方。
2014年9月29日18：32
周晓云：喜爱自然科学，崇尚理性。倾四年之光阴读毕电子工程通信专业。痛并快乐着。1995年秋，进清华园中文系读编辑学。两年时光转瞬即逝，或许仍留恋这个园子，1998年秋，复入中文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师从徐葆耕、王中忱、蓝棣之、解志熙等教授，获益匪浅，常怀感恩之情。现在一家出版社从事文学书籍的编辑工作。读书、写作、旅行是我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