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宝撰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15年01月22日
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号积微，晚年更号耐林翁。湖南长沙人，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曾任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学校及湖南大学等，在语法学、训诂学、词源学、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及经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著有《词诠》、《汉书窥管》及《论语疏证》等30余种，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杨树达一生不仅著述甚丰，且交游颇广，他与梁启超之间的师生情谊更是传为学林佳话。
师生之缘
杨树达出生于教师家庭，幼时与长兄杨树榖随父亲杨孝秩学习训诂及作文。因家境不佳，难以购置新书，与长兄一道四处借书抄写，刻苦钻研。
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熊希龄及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1897年冬，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梁启超应聘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该校执教三个多月。杨树达与梁启超之间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生情谊就此开始。
入读时务学堂时，杨树达年尚较稚，而时务学堂授课，每日上午英文四时，下午中文二时，每天要正座六时，杨树达体力不胜。因此，学业上颇感吃力。在1898年的三月中学功课分数榜上，更是位列末席。此后不久便因病辍学，结束了在时务学堂的求学生涯。同年夏，参加由新任提学使徐仁铸主持的院试，亦告失败。
杨树达在时务学堂的求学经历虽不太顺利，但也有不少收获。在增益新知的同时，他开始接触到以民权意识为代表的革命思想，这主要归功于梁启超的教诲。梁在时务学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高擎“陆王派的修养论”及“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这“两面旗帜”进行授课，兼之通过批答札记这种形式来指导学生，促使学生的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化，培养出一批富于革命思想的学生。据梁介绍，其执教过的第一班数十名学生至中华民国成立时，在世者仅五六人而已。李炳寰、田邦璿、林圭、蔡锺浩等时务学子皆因参与自立军起义，为当局残杀。
虽然杨树达在时务学堂就读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所受民权意识的启蒙，对杨树达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所撰写的《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中，杨树达满含深情地回忆道：“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亡。士闻大义，心痛国创。拔剑击柱，踊跃如狂。”直至晚年，仍不胜感喟地称：“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为教本，主张民权革命之说，学者思想为之一变。”离开时务学堂后，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同学那样进入政坛，但其终生在专心学问的同时，“于国家社会情状，时切关怀”，谨记梁氏“救国在学，乃惟康庄”的教诲，“立志以‘著述报国’”，终生好学不厌，勤教不倦，“始终不懈”，成长为一名心念国家的爱国学人。
知音相待
自时务学堂辍学后，杨树达先是入求实书院学习，后受好友周大椿的影响，于1905年偕长兄负笈东瀛，入宏文学院大塚分校学习。1909年，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在此期间，结识了时务同学范源濂之弟范旭东。武昌起义爆发后，因官费无着遂返国。1920年8月度入京，任职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处兼职。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政坛屡遭挫折后，亦转入学术研究，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学校等校，并于1925年秋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因此之故，杨树达获得与梁启超密切交往的机会，并得到梁氏的大力提携。
1923年，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付梓不久，即寄赠杨树达一册。此后，梁氏并曾邀请其为《清代学术三百年史讲稿》勘误，直至逝世前不久，梁启超仍致书杨树达希望读到其摘录的韩非子引用《左传》的条目，并商讨《列子》是否为东晋人伪作等问题。同时，杨树达亦多次向梁启超请益，《〈盐铁论校注〉自序》撰成后，即呈送梁氏求教，并曾前往燕京大学听梁氏讲授“中国之伪书”。此外，他还曾与梁氏就其所著《群书概要》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商榷。
梁启超还利用自己在学界的地位为杨氏扬名延誉，其曾在清华讲授清代学术三百年史时，向在座的学子推荐杨树达著《〈盐铁论校注〉自序》，称许该书为空前之著。这对于提高杨树达在学术界的声望及增强其自信心无疑大有裨益，其在20年后，杨树达仍在追念乃师的诗中提及此事。正如杨树达多年后回忆所称，这一时期他和梁启超之间，有如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互以知音相待。
在梁启超的提携下，1926年杨树达得以进入清华大学任教。早在应聘清华国学院之前，梁启超就曾向杨树达推荐过清华。至其执教清华后，更亲自向清华校方推荐杨树达，使杨氏得以有机会与其共事清华。梁启超替杨树达考虑极为周到，既为其拟定了高出清华国文教员最高薪酬标准的工资，又为其安排了其最擅长的“校读古书及文字学”课程。在得知杨因学校待遇心生不快时，还致信对其加以劝慰。甚至在坚辞清华董事后，梁启超仍允诺托人为愿意留在清华任教的杨氏争取职位。
在清华共事的近两年时间，是杨树达与梁启超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据杨氏自述，在这段时间，其“日侍先生有所请益”，“畅闻”乃师之“明论”，且间或得到称赞，相处甚为融洽。在求教切磋的过程中，杨树达逐渐成长为一名声誉颇高之学者，佳作迭出，影响力亦由湖南一隅扩展到全国。
深切怀念
1927年12月底，杨树达前往拜谒梁启超时，即发现乃师“面色苍白，令人忧虑”。延至1929年1月，梁启超于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数十年后杨树达忆及此事时，犹慨叹梁氏死后，“中国学人凋零尽矣”，深表痛惜之意。梁氏逝世次日，杨树达参加了在广慧寺举行的大殓仪式。2月15日，代表时务同学撰《时务学堂弟子公祭任公师文》，语极沉重，于乃师多有褒颂。越二日，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于广慧寺公祭梁启超，召开“追悼梁任公先生大会”，杨树达偕时务同学6人一道前往致祭。9月8日，梁氏出葬西山时，杨树达待殡于宣内大街，参与执绋，送至西直门。次年清明，他又偕时务同学郑晟礼（第二班）及胡汝麟、方壮猷前往西山卧佛寺梁启超墓前拜谒。
杨氏除参与梁启超后事外，并对其学问有所弘扬。1930年10月，杨树达受林宰平之托，检校梁启超著《近世三百年学术史稿》一书。不到一月便检校完毕，足证其对此事之重视。此外，杨树达与梁启超的师生情谊还体现在杨树达对乃师的深切怀念之中。
梁启超去世后不久，杨树达即作文痛言“士失厥宗，邦丧其良。黄金可成，此恨焉偿”。数月之后，因应梁启超弟梁启雄之邀为梁氏所著《荀子约注》一书作序，复忆起往昔侍坐乃师的愉快时光，不禁“掩卷而长吁”。抗战爆发后，困居湖南辰溪的杨树达“穷得儿女废学，自己营养不够，得着严重的失眠症，以为活不了多久，甚至把遗嘱都写下来了”。渐入老态的杨氏对梁启超的思念之情愈加深沉，曾两度赋诗述怀，其情真挚，其文凄切，特录于下：
疏庵和余诗语及任公师枨触旧事百感萦怀依韵奉答
一九四三年元月六日
干戈遍地此身存，旧事尊前忍再论。病骨未柔人已老，炊烟欲断道宁尊。坐看腥虏汙中土，惯听哀音赋北门。梁木泰山同一哭，当年流涕写招魂。
黄伯轩告余韩树园师近状赋寄一首兼追念任公师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故都侍坐几经年，忽道黄巾拜郑玄。炊甑生尘明德在，赁庑作计好歌传。少年不贱余青简，命世无文到白颠。凄绝牙琴弦久断，一篇待就愧空前。（任公师见余盐铁论校注叙例，许为空前之作。）
梁启超与杨树达皆为一心向学的真学者。梁启超曾自叙“‘学问欲’极炽”，杨树达亦自称：“余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读书。”师生二人，为师者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其身虽逝，“教泽则长”；为徒者以师为范，尊师重道，勤于学业，承继弘扬。杨树达与梁启超之间的师生情谊，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