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求会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4-11-13
摘要：嘉德2014秋拍广州巡展上，展出一封陈寅恪的佚札：《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据称，此件历经多次展览。经查对，《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版(三联书店2009年9月)仍未收录，可见是陈寅恪的一封佚札。
新发现的《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
史语所王崇武写给董作宾的手札
嘉德2014秋拍广州巡展上，展出一封陈寅恪的佚札：《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据称，此件历经多次展览。经查对，《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版(三联书店2009年9月)仍未收录，可见是陈寅恪的一封佚札。嘉德对陈氏此札所作描述大体准确，释文则略有讹误，现重新整理如下：
彦堂先生左右：
前奉复一书，谅已达览。弟已与燕京大学、华西大学方面商询其结果，大意为暑假后公来成都教课，自极欢迎，惟须先与史语所方面交涉办好。孟真兄返李庄否？公与之商妥否？其意见、办法如何？乞早示知。
此间教会大学专任教授薪津及仓米(以人口多寡计，每人月一双市斗，十岁下儿童减半)，合计目前每月约万元。(成都生活费用较李庄为高，燃料价尤昂。)若一人来此，则每月用五千元可勉强支持；若全家来此，则问题较复杂，大约以两专任之收入或可不致饿死。就弟所知者言之，非但大学教授有兼至三个者，大学教授同时亦兼中学事，盖非兼任则无以为生，(惟弟未兼事，苦可知矣。)故无人再追问兼职之事矣。伤哉！我辈之必归于淘汰可无疑也。
李庄同人近况如何？未暇一一问候，乞代为致意。
专此敬叩
撰安并祝俪福
弟寅恪拜启 四月十三夕
孟真兄处或即以此函先交其一阅，因暂无暇作长函也。又申。
战时生活举步维艰
陈寅恪此函，末署“四月十三夕”，年份应在1944年。据他的三个女儿回忆，1943年12月下旬，全家来到成都，入住燕京大学代租的民居。随后，同样应邀来燕大任课的史语所研究员李方桂，携家人住进陈家楼下。寒假后，陈寅恪开始授课。当时，“物价持续飞涨”，“生活艰辛，困难很多”，唐筼“只得把作客穿的旗袍，送进了寄卖行”。(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因此，1944年1月25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写信时大倒苦水，继续希望对方体谅自己无法立即赶往李庄的苦衷：“到此安置一新家，数万元一瞬便完，大约每月非过万之收入，无以生存。燕大所付不足尚多，以后不知以何术设法弥补？思之愁闷，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陈寅恪集·书信集》，第94页)
2月25日一函，尤显凄惨：“弟全家无一不病，乃今日应即沙汰之人，幸赖亲朋知友维护至今，然物价日高，精力益困，虽蒙诸方之善意，亦恐终不免于死亡也。”战时成都电力不足，“三天两头停电”，陈寅恪“用唯一高度近视的左眼，坚持备课并撰写论著，非常吃力”。1944年11月中旬，“不慎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更加昏花”。即便如此，教学、撰作并未辍止；11月23日，为华西大学教师蒋大沂入史语所事，向傅斯年写信推荐；11月27日，不顾“头目晕眩”，为校阅董作宾《殷历谱》书稿而伏枕作书。12月12日早晨，陈寅恪“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随即住院，数日后手术，未获成功，“左眼也丧失功能”，至此“双目失明”。在首次手术失败后，陈夫人唐筼为了是否需要二次手术而“踌躇难决”，曾于次年1月18日致函傅斯年伉俪，征询表妹及表妹夫的意见。
战时生活异常艰苦，虽然陈寅恪判断“成都生活费用较李庄为高”，但李庄的情况也不乐观。1943年，陈寅恪一家逗留桂林期间，听闻史语所同事李济的两个女儿相继病逝，原因之一是李庄“药物匮乏”。陈家的女儿们事后分析，“这个消息很大程度上影响父母对去李庄的考虑”。董作宾萌发去成都兼课的想法，同样与改善生活有关。之斋藏札另含同一时期沈从文致董作宾函三通，“主要围绕一个事情，即沈从文在昆明帮助董作宾展卖书法作品”，也可作旁证。
与傅斯年关系微妙
董作宾为赴蓉兼课事函商于史语所同事陈寅恪，陈寅恪热心而认真地作了回复。陈氏第一次复函不知是否尚存于世，暂且不论；第二函续报进展，既于信末宽慰“无人再追问兼职之事”，更于篇首提示“须先与史语所方面交涉办好”，尽早告知所长傅斯年的意见、办法。众所周知，史语所西迁李庄前后，傅斯年与陈寅恪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然而，除却有限的数次文字交锋，君子未出恶言，同寅、同道、姻亲的情义最终得以维护。陈寅恪佚札和相关信函(详后)的披露，为研究傅陈关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材料，这大概是此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
陈寅恪举家入川，没有应傅斯年的一再敦促邀约赶去李庄史语所，而留教于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个中缘由，就连其挚友吴宓的女儿吴学昭也认为李济丧女是主因：“主要考虑李庄古镇气候与环境，于寅恪夫妇病体极不相宜。该镇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李济君家两个上中学的女儿鹤徵、凤徵相继病逝，令人惋惜痛心。听说凤徵确诊伤寒，只因药物匮乏，无法救治。”(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这一说法，未必尽然。现在看来，陈寅恪最终未去李庄而改留成都，后来又选择清华而放弃史语所，至少包含了对傅斯年有所避忌的因素。
陈董之间、陈傅之间，围绕着董作宾赴蓉讲学一事，应该有多次书信往还，《傅斯年遗札》就收有这样一封信：
寅恪兄：
手书敬悉。转交彦堂兄一看，彼并无就华西之意，此事可即作罢论矣。彦堂正手写其文稿付印，岂肯中辍？至于援方桂办法一说，方桂之办法不适用于其他人或其他学校，便乞华西或其他学校无以此为言。一切乞告前途为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七月十四日，卅三年
此信是一份“抄件”，页末有那廉君附注：“董作宾赴蓉讲学事。”身为所长的傅斯年既已发话，口气不容商量，事情自然没有了下文。董作宾是否因为手写《殷墟谱》付印(次年4月出版于李庄)而甘愿放弃外出讲学，今人无从知晓；从上引傅函倒看得出陈寅恪对于友朋之嘱托尽心尽力，甚至“援方桂办法”为董缓颊。
傅函所谓“方桂办法”，陈寅恪佚札无一字涉及，应该是陈致傅另一函的内容。兹不嫌繁复，对其来由撮述如下：
李方桂研治“汉印语学比较语言学”，“近年研习已到一阶段，非兼治藏文藏语不可”，然李庄无此条件；李家“人口较多，兼有老母在堂”，“派其往塔儿寺一带调查”也不可行。于是，傅斯年和李方桂商议出一合规而变通之法：由史语所出面，以李“兼习藏语之便”，恳请中研院院长朱家骅“特许其暂住成都，兼在燕京大学任课四、五小时”，即李在燕大任“客籍教授”，由燕大“给以教员福利待遇”，而在史语所之待遇“仍旧付给之”，“惟依法生活补助费、米代金、研究费不得复领”等等。(《傅斯年遗札》)1943年11月，先由傅斯年与燕大校长梅贻宝函商合作方式；12月，朱家骅口头同意；至1944年2月24日，史语所正式行文呈报院长审批；2月28日，傅斯年一面致函方桂界定具体做法，一面再次为此变通办法给梅氏去信；3月1日至6月9日，傅斯年“在重庆住了三个半月”，其间，中研院总办事处于3月20日函准史语所“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意欲兼职的院校，似乎不止燕大一家。《傅斯年遗札》所存1944年6月23日写给同济大学(时与史语所同在李庄)丁文渊校长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正是商议董氏在该校兼课之事，但情词较之致陈寅恪函大不相同：“彦堂兄事承兄关怀，至感至感！彦堂兄家口众多，此时所感之困难，远在我辈以上，每月入不敷出，自非了局。若能在此兼课，或为最便之法。敝院旧有兼课限四小时之规定，故四小时内，原无不可，(即四小时外，今昔亦不同。)至于旧有退还收入、扣车马费之办法，乃杏佛兄时所行，抗战以来，绝谈不到。此时绝非当年，要当以事理人情为重，故只惜贵校无文学院，所中同人不能多多兼课耳。(一笑。)一切乞与彦堂兄商量，弟无不同意也。”傅斯年月余后致陈寅恪函的强硬口吻，是否部分来源于已经有所预设，不便妄加猜测；但陈寅恪遭受的冷遇，以情理而言，可能会加深他的反感和避忌。
不留史语所与傅斯年有关
无独有偶，今年3月嘉德四季第37期拍卖会上，也展出史语所王崇武写给董作宾的手札。买家季凯最近撰文介绍此札(《新发现陈寅恪致董作宾的代笔信》，载《收藏·拍卖》2014年第10期)，内容也涉及傅陈关系之演变。季凯的释文仅脱漏一字，为方便起见，仍照原札旧貌释读于下：
彦堂先生道鉴：
陈寅恪先生见告：以在京居处不适，仍拟返清华教书。此次来京，系坐飞机，行李全未携带。在渝有衣服数箱，均存本院总处，闻本所正进行包船，甚望过渝之时，为带南京，并望先生多多关照。
陈先生于先生近况打听甚详，谓近因目疾、胃疾及失眠病并发，不及写信，托代致意。
北平方面讯：傅先生下月一至三号来京，到即接洽复员船，事毕出国。
先生何时可来？企踵以俟。
专此，敬候
道安
晚学王崇武再拜 八月卅日
联大第二批船(自沪开津)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北开，故对行李事甚着急。
此函写讫，又接北平信：傅先生买得十号机票。
季凯点明“此次来京，系坐飞机，行李全未携带”乃是唐筼由重庆飞南京，这一解读完全准确。当然，如能稍稍补入陈家三个女儿的回忆，足以更好地还原当时的艰难场景。
陈寅恪1946年为什么不留在南京专任史语所研究员而是北上清华任教？王崇武代为转述的理由是“在京居处不适”，女儿们怀疑“是否与父亲一贯不愿生活在政治中心有些关系”，季凯认为“除了陈氏本人曾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清华情结外，其实也和傅斯年的矛盾有关”。篇幅所限，本文不拟再作申述，只想补充三个细节：其一，唐筼1946年3月16日致傅斯年代笔信有云：“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其二，同年6月12日，清华校长梅贻琦偕浦薛凤登门拜访陈寅恪；其后，梅校长返北平视察清华校舍，为回迁复校做准备；6月29日，再度上门探视陈寅恪。其三，8月9日，陈寅恪致函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历史系主任雷海宗，询问复员后住宅事项；8月13日，沈履致复，一一答疑释惑。
季凯的考释，笔者最认同两点：一是写作年份为1946年，二是此信同样传递出陈傅失和的若干信息。至于将此函命名为“陈寅恪致董作宾的代笔信”，笔者以为有待商榷—— 王崇武代陈寅恪传话、为唐筼请托的确不假，但通篇仍是以王本人的口吻叙事道情，禀报傅斯年行程也十分符合王年辈较晚、职级较低的身份。而“1945年5月以后，陈、傅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几乎完全中断”一语，更是欠妥。一方面，唐筼1945年10月4日函复傅斯年时就曾谈及9月间双方往来之事：“寅恪临行匆忙，未得亲自致函告知一切，而手书到时渠已离蓉。……陈槃、劳榦两先生事，即请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无不同意，此一向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盖章信纸一张，乞为代办为感。”
另一方面，傅斯年1947年5月曾有公信致史语所同仁，询问对特别困难的李济、陈寅恪、梁思永等三人予以特殊补助有无意见。(《傅斯年遗札》)5月4日又特意致函陈寅恪，数日后委托余逊持函登门念给陈寅恪听，并笔录意见带回。这是《傅斯年遗札》录存的傅氏写给陈氏的最后一封信，内容均为陈寅恪及其家人最关切之事：一、史语所与清华大学协商，自本年一月份起，改由史语所对陈寅恪“支全薪”而由清华“支兼课之兼薪”，以保障陈收入稍多；二、史语所以美金百元补助陈养病，请陈在开列收据时言明此项支出属于补助“工作费”；三、同意为陈聘请助理或书记，预留名额；四、陈去年所借路费，已嘱相关人员会商如何报销。傅斯年为第一事而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专函，同时交余逊送陈寅恪阅定，并请陈氏在同意后转梅校长。
◎张求会，近代文史学家，著有《陈寅恪丛考》等。
（本文转自南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