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萧  来源：东方早报  时间：2014年12月26日

   田余庆的弟子,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在网上放出了田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2010年6月6日上午在北大拍的,田先生最喜欢,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田余庆是继陈寅恪、唐长孺之后公认的中古史大家。他从1950年代开始转向中国古代史,从秦汉到隋唐都有精深的发现。他对中古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培养了大量优秀学者,更在于其研究著述至今仍在影响着年轻的史学工作者。12月25日早晨,田余庆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0岁,学界震悼。

　　弃医从文,教学相长

　　和鲁迅的经历较类似,田余庆早先学医,但一年后弃医从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抗战时期的学生想的多半是国家民族存亡问题,追求救国之道,听说西南联大有浓厚的民主气氛,学术自由,特别关注中国现实,我就转了过去。当时一心就是要认识社会、认识当前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想法简单幼稚,但很纯真。”因为觉得政治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相关,所以田余庆最初选择了政治系。但进去后才发现政治系的课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无法横向探索中国,于是田余庆就转到了历史系,希望从纵向上得到答案。

　　回到北大后,田余庆被安排在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参加近代史史料编辑。但研究民国史并非他的愿望,1952年院系调整后,田余庆调入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时秦汉史专家余逊先生过世,田余庆被指定接替他的教学工作,主要教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兼以中文等系的一部分通史课程。教了半辈子书,田余庆最信守的原则是教学相长,无论年轻时还是逐渐成为学界泰斗后,他始终认为:“教书不只是一个吃饭的职业,也不只是给学生灌输一些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我教学生,学生进步了,提高了认识,又会提出新的问题,反馈给我,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我探索新的领域,获得新的认识。”

　　所谓教学相长,田余庆曾举例子说:“有一个学生跟我谈,提到了一个‘深入浅出’和‘浅入深出’的问题,他觉得我的课有时只是‘浅出’,没有‘深入’。这对我起了很大的警醒作用,我那时候哪能深得起来呀,知识就那么一点。”因此,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中,他逐渐体味出厚积薄发的困难,经常用学生的这句话来反问自己:“我究竟积了多‘厚’?该不该‘发’点什么?”

　　这种态度,不仅是一个学者对自我的砥砺,同时也是一个教师对学生的尊重。田余庆说自己爱护学生,愿意和学生做朋友,对识见不凡的学生,他一般是以商量的态度跟他们探讨,从不把问题和个人意见说得很死。2014年8月份,在人大历史学院主办的魏晋南北朝史联谊会上,“田先生特意赶来,坐到我们后辈的桌上,和我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徐冲这样告诉早报记者,由此说明田余庆对年轻学人的关注和奖掖。

    学术只能独立思考

　　在今年出版的《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有一篇田余庆的《我的学术简历》,在里面他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其中谈到“文革”期间他的坚持。“当时中国史的科研,风向所指,一是学术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批胡适,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是意识形态强烈的五类课题的讨论,向达先生谓之为‘五朵金花’。批胡适,我被邀约,写过批判‘实用主义考据学’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时自己是初生之犊,以无知而忝列‘新生力量’,但心里并非无畏。”后来,田余庆开始意识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如果以务实求真为目标,真正做到以我手写我心,错了改正,这样的学术工作才能心安理得,才是为学正道。”所以他被要求写歌颂秦始皇,容不得不写,但他仍然坚持两点论:既写秦始皇的功绩,也没有完全放弃说明秦始皇历史贡献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后来田余庆回忆时说,“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作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魏晋南北朝学会副会长楼劲对早报记者说,“近年来,田先生发言趋向大胆,在谈当前学术问题时更为直接。”

　　“魏晋南北朝史学人都从他那里获益”

　　楼劲认为,现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人,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从田余庆那里获益,从田余庆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毫无疑问,他是继陈寅恪、唐长孺之后,我们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面旗帜。”与田余庆接触的过程中,楼劲印象最深的是田余庆对后学的关心和对学界动态的关注。“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得知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了,但是我们年轻一辈每次去他家里看他,他都会和我们聊很久。”楼劲最后一次见田余庆是在今年的10月初,当时田余庆拉着他谈了一个下午,还向他推荐了一个美国学者的研究,“还不完全是史学方面的研究,由此就可以知道田先生对学术动态多么关注。”

　　徐冲在北大读书时,田余庆已经不再开课,但他认为“自己从田先生那里获益无疑是十分大的。每年给复旦历史系本科生讲中国古代史,一定会郑重推荐田先生的书”。徐冲所说的书,主要是《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以及《拓跋史探》,“读田先生的书最大的感受是,他是如此早地摆脱了时代思潮的束缚。”所谓的摆脱时代思潮,徐冲对早报记者解释,“具体来说就是很难在其中看到唯物史观的理论性影响,甚至连相关的词汇都甚少出现,而是直接去讨论具体的人乃至团体在历史中的选择。”徐冲认为,在《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最早的一篇《释“王与马,共天下”》(发表于1979年),就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如果对比下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关注的话题,你就能体会到田先生在1979年就能做到那一点是多么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孟彦弘告诉早报记者,“有两点可概括田先生。一是学问有追求、上境界。沉潜深思,出手不凡。他们这代人,大学毕业,即解放,然后就是运动;‘文革’结束,已五十多岁,读书的大好年华被‘运动’了,但最后取得了这样好的学术成绩,令人钦佩。也许是因为没有量化考核吧,他最重视的,是学术论著的质量,强调的始终是心得、闪光点。《东晋门阀政治》作为个人著作,获当年的国家图书奖,良有以也。二是作人律己甚严,有所为有所不为。盛名之下,异常清醒,从未挂着主编,主持编写大而无当,甚至是不三不四的大书,可谓爱惜羽毛。放眼这十几二十年的学术界,田先生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难能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表示,“在学术上,他这一代人本来优势不多,因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他们旧学基础不能跟上一代比,在对于国际学术新潮流的了解、理解上,他们也不能跟现在的年轻人比。不仅没有优势,相反,这一代人实际上受僵化的教条主义影响最深。但是田余庆先生与同代人有相同的方面,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受僵化理论影响最小,他的思考特点是,总是拒绝从概念出发,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出发,去发现问题。回答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在为人方面,胡宝国觉得“他本来可以活得十分热闹,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非常低调,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低调是一种高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