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宝民  来源：河北日报  时间：2014年12月19日

    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首先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但也和一个人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他的恩师——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与沈从文最初的交往,始于“西南联大”。1939年夏,年仅19岁的汪曾祺,考入了西南联大中文系,沈从文先生恰好在中文系任教,两人成了师生。

　　沈从文先生很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在学习上对他颇为关照,使汪曾祺受益匪浅。沈从文不但在学习上关心汪曾祺,在生活中对他也关爱有加。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沈从文,沈从文见汪曾祺的腮帮子肿得老高,便出去买了几只橘子回来,看着汪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汪的怀中。

　　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肄业后,辗转来到上海,很久没能找到工作,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以致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便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接到信后,很快回信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并坚定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沈从文不但自己给汪曾祺写了信,还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去安慰汪曾祺。沈从文还写信给上海的李健吾,请他对汪曾祺给予关照,因此,当汪曾祺登门拜见李健吾时,李便热情地给予鼓励,并举荐汪曾祺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曾祺有了一份能安身立命的工作。

    1958年夏天,汪曾祺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他终日做着起猪圈、刨冻粪、扛麻袋等繁重的劳动,感到前途无望,心情极度孤寂苦闷,于是,便又给沈从文写了封信,向他倾诉。当时的沈从文,正身患高血压病住在阜外医院治疗,而且工作颇为不顺,心情也很不好,但是,他接到汪曾祺的信后,还是立即给汪曾祺写了一封长信,有十二页、六七千字之多。在信中,他极力安慰身处逆境中的汪曾祺,信中写道:“担背得起百多斤洋山芋,消息好得很……应当好好的活,适应习惯各种不同生活,才像是个现代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热忱的、素朴的去生活中接受一切,会使生命真正充实坚强起来的。”

　　沈从文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汪曾祺:“我的生命就是在一种普通人不易设想的逆境中生长的……这生活教育,也就变成自己生命的营养一部分,而且,越来越丰富……你如能有机会到新的人群中去滚个几年……没有别的话好说,接受下来吧。高兴地接受吧。我赞同你!”

　　这封信再次对汪曾祺起了鼓舞作用,再次给了他战胜逆境的力量,伴随着他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即使是后来,汪曾祺走出了生活阴影、成了北京京剧团编剧,沈从文先生也依然不忘对汪曾祺给予关怀,他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里描述汪曾祺的现状,“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做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有篇更好的发表。”

　　此外,沈从文先生还为汪曾祺抱不平,他说:“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有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人物强得多。现在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沈从文先生在向文艺界推荐汪曾祺作品时,甚至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因为有了沈从文先生的关怀和帮助,汪曾祺获得了直面现实生活、战胜艰难困苦的勇气,同时在创作上也深受老师的影响,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汪曾祺先生终于以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等而名扬中外,由此确立了他在我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汪曾祺先生无限感慨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