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华
负笈渡洋
1914年8月，一艘远洋客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启航，出了吴淞口，驶向大洋彼岸。甲板上，十几位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合影留念，其中有以后成为中国杰出的教育学家陈鹤琴、陶行知等人。一生奉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涂羽卿和他们同船，他身材修长、面带微笑站在后排。他们整装待发，飘洋过海，追求振兴中华之道。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保留在陶行知先生的纪念馆内。
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在赴美国的船上合影,前左1 陶行知，后左2 涂羽卿，后左6 陈鹤琴（1914）
涂羽卿到达美国后，先入美国康奈狄克州卫司理大学，后入麻省理工学院，主攻土木工程，于1918年6月获硕士学位。此后的一年，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同时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当实习设计员。留美时期的涂羽卿保持了自幼以来的优异成绩，同时积极参与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活跃在文体各方面。他在校内担任过中国俱乐部、土木工程学会、国际学生俱乐部的主席、司库等职务。 这位湖北青年，举止文雅，有漂亮的男高音嗓子，拿起五线谱就能唱出从没学过的曲子。学小提琴，也比其他人学得快。课余，人们又能见到他在网球场一展高手的姿态。
地铁邂逅
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
1919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纽约细雨濛濛。涂羽卿夹上公事包，赶上地铁。上下班时，纽约地铁很挤，在行驶中，车子突然急刹车。乘客在车厢内来回晃动。猛地，他感到一只鞋跟踩在他的脚上。站在他前面是一位浅棕色头发的小姐，她回过头来，连声道歉。说完，又回过头来望了他一眼，问他：“你是日本人吗？”。这一问，回敬她的是一脸怒气。他冷冷地回答说：“绝对不是”。他们同在42街站下车。这位小姐还不罢休，好奇地问：“先生，抱歉，我错认你是日本人，但为什么惹得你那么生气？”她那对蓝灰色的眸子直望着他。西洋人分不清中国人日本人是常有的事，但是，她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对日本人有极大的反感。他严肃地对她说：“你听说过二十一条吗？”
她愣住了，说：“从来没听说过。”
于是，他在站台上，慷慨陈词，讲了大战后，日本觊觎德国在中国的权利，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等等。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出乎他的意料，这位小姐被他的爱国激情打动，于是，就对她说：“你有兴趣的话，我以后可以对你细讲”。他们交换了姓名、地址。那时雨下大了，涂羽卿看到这位小姐未带雨伞，就随手把他的雨伞借给了她。这样就有了以后还伞的故事。当时的美国，歧视中国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房东拒绝中国房客。中国人只能住地段较差的房子里。他和一批中国人住在一起，人们把住满中国人的房子，称为China House，“中国房屋”，犹如把中国商店集中的街称为 “唐人街”,China Town是一样的道理。这样他们开始交往，谈起恋爱，两人坠入爱河。这位小姐万万没想到，在地铁晃动的一瞬间，就注定了她的命运。
苗瑞尔 胡普斯 Muriel Hoopes
这位小姐姓胡普斯，名苗瑞尔，宾夕法尼亚州人。她生于1898年，是个孤儿。母亲是法裔，父亲是英裔，属教友派的基督教。
……
苗瑞儿自她母亲1904年去世后，就寄养在她叔叔家。叔叔有三个女儿，Marion，Bertha，和Frances，收留了苗瑞尔，意味着加重了他们的负担。1905年她父亲去世后不久，有一天，她从楼上下来，见到楼下来了个陌生人，桌子上放着几件新衣服。就是这一天，她婶婶和那陌生人把她带到了一个地方，从此和许多小孩生活在一起，以后她知道这地方是孤儿院。到了孤儿院后，她和胡普斯家就没有多少联系了。她上小学后，有位老师麦克考克儿小姐Miss Nina McCorkle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女孩。她性情开朗，非常好问，学习成绩很好。老师的姐姐Anna没有孩子，就收养了她，但没有更改她的姓名，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州，胡普斯是赫赫有名的古老的家族。养父Harry Lyster，养母Anna Lyster住在费城郊区East Landsdowne，有房有车，属中产阶级。他们很爱她，把她送到Fernwood小学读书，后来他养父母家搬到4010 Baring St.后,她在同一地区入女子高中。从小学到高中，她在这家人的呵护下，受到良好而又严格的教育。1915年，她17岁高中毕业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了六个月之后，和她同住一个公寓的德国女友告诉她，在纽约有很多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大战，许多男人入伍，有许多空缺的位子，如果能找到一份以前曾是男人干的工作，可以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工资。苗瑞儿决定离开学校去纽约，她在铁路部门找到一份秘书工作，开始独立生活。工作了两年之后，在地铁遇到了这位中国男子后，她再也没想过重返学校，从此改变了她一生的道路。
涂羽卿和涂牟莉摄于美国纽约(1919年5月4日）
离经叛道
涂羽卿（1895--1975），原名涂自习，1895年生于湖北汉阳，祖籍湖北黄冈。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从小受了洗礼。父亲涂松山是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牧师，家境清寒。有一个比他年长一岁的哥哥，名自学。他的两个妹妹，莲英和玛丽，年幼夭折，还有一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弟弟，名自谦。他们自幼家境贫寒。小学和初中他和长兄在汉阳的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父亲把他们送到武昌的博文书院就读，他和他哥哥在同一个年级学习。他天资过人，勤奋好学，年年名列前茅。1911年，在他中学毕业前一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宣告满清王朝寿终正寝，革命烈火燃遍中华大地，年方十六的涂羽卿，心向革命，投入时代的洪流。假期乘小帆船回汉阳的途中，他和他长兄剪了辫子，扔入江中，眼望着滚滚长江吞没了这两条辫子，表示从此和封建主义决裂。
1912年，涂羽卿中学毕业后，留校担任英文教师。但是，他不满足已有的学业，深造心切，放弃待遇相当不错的教师工作，投考北京清华学堂。1913年，他先经湖北省初试保送进京，又通过清华学校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举行的入学复试，于当年9月入学。当时清华学校即留美预备部，学制八年，分高等、中等科两部，各为学制四年。清华学堂的宗旨以学生留美做准备，因此，学制以学生能适应进入美国大学为准。清华的高等科的三、四年级实际上是大学的一、二年级，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Junior College）。涂羽卿成绩显著，尤其他的英语水平超优，进入清华学校一年后就毕业了。1914年，他告别父老乡亲，负笈渡洋。他的兄长已成为一名牧师，在老家侍奉双亲。涂羽卿生长在基督教家庭里，几代是基督徒，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父母在儿子成年后，包办了他们的婚事。在涂羽卿出国留学前，家中已为他定了亲。
在五年的留美生活中，他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华，科学、民主是他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拒绝接受中国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当他遇到苗瑞尔这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而且她又很主动，涂羽卿为之动心，也是很自然的事。
东方世界、东方文化、东方人对苗瑞尔来说有一种神秘感。她爱阅读，看到书刊上东方的建筑物，如宝塔、宫殿，她非常好奇。她曾经想过，如果她是一名传教士，她就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可惜当年没有妇女当传教士的。她曾经有过一个日本男友叫Uno，但是日本家庭坚决反对他和西洋女子交往。这次她又遇见了一位为之倾到的东方男子，他身材修长，风度翩翩，举止文雅。她爱上了他。她大胆地吻了他，真情流露地对他说：“你不是我第一个吻的人，但你是我第一个爱的人”。苗瑞儿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把实情告诉了她：他的父母在老家为他安排了结婚的对象，但在他遇见苗瑞儿之前就写信告诉父母，他不同意封建式的包办婚姻。女方姓胡，是他父亲的朋友，一个牧师的女儿。他去美国之后，这位姑娘已经搬到他家去住，这就算是他的未婚妻了，他要求退婚使他父母面临很难堪的局面。涂羽卿在西方教育的熏陶下，自由、民主的思想已侵入脑海。他要唾弃封建传统，追求自由，包括婚姻自由。他们两人结合的决心已定，从相遇、相识、相爱到结婚只有短短的两个月左右。这种闪电式的跨国恋爱和婚姻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可是，一个在老家已有婚约；另一个要过养父母这一关。父母亲得知他要娶回一名外国女子，心中自然不快，但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听说这位洋女子也是基督徒，他们心里略为平静。世界上的基督徒应该是一家人，在这样的自我安慰心情之下，父母也只得接受儿子的跨国婚姻。但是，如何处理已有的婚约成了他们面临的大问题。按照俗习，退婚是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而他们不是富有的人家。于是父母向他提出的条件是：他必须承担退婚这笔费用；考虑到父亲已经上了年纪，又患有胆病，弟弟自谦尚小，只有八岁，今后弟弟要由他抚养成人，培养成才。这两个条件，他全盘接受了，不折不扣地执行。据说，涂家付给女方大洋一千元作为赔偿（涂自谦夫人吴吉珍生前告知笔者）。
当苗瑞尔告诉养父母她要和一个中国男子结婚时，果然不出所料，两老瞪直了大眼，对她说：“你知道这会是什么后果吗？这是自取灭亡”。苗瑞尔知道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那时的中国人不是烧锅、刷碗、做饭的，就是洗衣服的。她连忙对两老解释说，这个中国人是个学者。但是，她并不知道1882年美国制定的排亚裔法（Asian Exclusion Act）。根据这条法，凡美国妇女嫁给亚洲人，就等于自动丧失美国国籍。现代的美国青年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曾经有过这样一条种族歧视的法律。
苗瑞尔不顾一切，坚决要和涂羽卿结婚。在她的心中，只要爱上一个人，可以跟随他去天涯海角。1919年6月7日，涂羽卿手捧一束玫瑰，来到纽约的一个小教堂里。只有这座教堂可以为异族通婚者证婚，其它教堂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等待他的苗瑞尔穿的是浅米色的衣裙。苗瑞尔请她的两位同事作他们的证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得到他们双方父母的祝福，只是在上帝面前起誓：无论富贵或贫困，无论健康或疾病，甘苦同尝，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婚礼结束后，教堂里的一位秘书小姐问苗瑞儿：“你和一个中国人结婚，会后悔吗？”。她笑着回答说：“如果我后悔，我一定会告诉你”。
学成归来
1919年9月，涂羽卿结束了在美国的实习阶段，国内已为他们这些留学生安排了工作，他急于回国报到。他告别新婚的妻子，先行回国，等安排就绪再接妻子来中国。1919年10月，苗瑞尔兴高采烈，从纽约来到旧金山， 16日准备乘船离开美国，先到日本，再去中国。在她准备登上轮船前几个小时，移民局警察到她旅馆里，查看她护照。得知她确实将去中国找她的中国丈夫后，就把她的护照没收了，并对她说：“夫人，你的末日到了”，说完扭头就走。苗瑞尔不知所措，哭了起来。幸亏有几个中国学生也准备同船回国，连忙安慰她，立刻把她带到中国领事馆。由中国领事馆开了证明，她才登上轮船。她到了日本，看望她的一位俄籍贵族女友丽莎。她和丽莎住在一起，两人专门到照相馆合影留念。她在日本耐心等待，坚信她丈夫会如期到日本来接她。留美回国的涂羽卿，一表人才，受到多位女士的青睐，其中有一位明显地向他表示了爱慕之心。但是，他对苗瑞儿的感情坚定不移。1920年7月6日，涂羽卿如约前来日本接他的新娘。对苗瑞儿来说，只要和她心爱的人在一起，她有没有国籍无关紧要。
他们从日本乘船先到上海。二十年代的上海已相当繁华，商店里能买到许多舶来品。他们在先施公司楼上的客房下榻。涂羽卿带她逛了南京路，上海最繁华的地区，她尝到中国的佳肴，看到中国美丽的丝绸，赞叹不已。她对异国土地上的一切都感到新奇。她采购一番后，随同丈夫来到南京。
涂羽卿学成归来，踌躇满志。他到达当时的首都南京后，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前中央大学）任教。他的好友陈鹤琴和陆志韦（前燕京大学校长）也先后来到南京教书。他们三人志同道合，情似手足。中国需要民主，但教育必须先行。没有教育，人们就不会懂得民主与科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属于以教育救国为主导思想的一代爱国青年。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政府决定在南京修建中山陵。涂羽卿和其他工程人员承担了修筑市内通往中山陵的林荫大道。这是他回国后参与的第一项工程，也是唯一的一项工程。他一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他最热爱的事业——中国的教育事业。
苗瑞尔来到南京后，涂、陈、陆、董、刘五家在南京鼓楼附近买了五亩地，盖了房，这几家人为邻、为友相处融洽。陈、陆两位先生给苗瑞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涂牟利，以后是她正式的中国名字，户口本、工作证上用的都是涂牟利。涂夫人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妇女是陈鹤琴夫人。到他们家来访的客人对他们这一对中西结合的夫妻经常投以新奇的眼光，甚至经常有人问：“你们真的结婚了？”。涂夫人提起这段往事说：“那时我恨不得把我们在教堂结婚的证明，放在镜框里，挂在客厅的墙上”。
对涂夫人来讲，1920年的南京和上海相比，其繁华程度相差很远，与纽约相比，南京更是个很落后的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柏油马路，更不用说有像纽约那样的地铁交通工具，只有马车和人力车。他们家里做饭用的是土灶，喝的水是蓄在大水缸里的井水。纽约人来到这里，会感到生活设施很原始。这时期，到中国来的西方人士，多半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庭。为了传教，他们甘心情愿来吃苦。苗瑞儿的情况和这些传教士不同，她看到丈夫学成报国的劲头，感到生活上的不方便是微不足道的，她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正如她常说的，他嫁的是人，不是地方。她没看错人，她嫁的是一个诚实、执着的人，一个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这样的人靠得住，可以把终身交给他。以后她在中国的六十多年的岁月里，屡经战乱、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她从来没有打退堂鼓，也没有后悔当初远嫁中国。不折不扣实现了他们的婚誓，只有死亡才能把他们分开。
这位涂夫人生性好奇、好问，积极了解中国的国情、文化，也努力学习语言。东西方文化差异毕竟太大，她对中国旧式的一些繁文缛节很不赞同，也很难理解。她只习惯于和受过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打交道。他们可以用英语交谈，讨论问题。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封建礼教持批判的眼光，而且言溢于表，毫无遮掩。她在南京认识了一些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其中有：以后成为美国著名女作家的赛珍珠（Pearl Buck）女士、在中美正式建交后的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Williams)的父亲（都曾是传教士）以及曾是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包大可(Doak Barnett)的父亲(Eugene Barnett)等人。由于她周围环境和她接触的人多半是这些人，或者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她的中文口语很难有进展，她学习中国话的老师主要是她的仆人，因此她的几句中国话带有南京口音，和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赛珍珠无法相比。赛珍珠生长在中国扬州，当时在金陵女大教书，她们之间经常来往，成为好友。赛珍珠回国以后，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和她有通信往来。
他们夫妇在南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到了南京后的头几年，他们还没有孩子，涂羽卿的父母亲把年幼的弟弟涂自谦送到南京。长兄嫂很喜欢这个小弟弟。涂夫人让他脱下土里土气的衣服，给他换上西服，教他英语，但小弟弟刚从乡间出来，开始很不习惯南京哥哥家的生活，住了一年，又回到湖北父母身边。她的公婆曾来南京看望他们。但是，她一个洋女子既不懂拜见高堂的礼节，更不知儿媳妇对公婆应尽的孝道。他们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有一次，她无意中冒犯了婆婆。她不知道中国旧时代的妇女平时不洗头发，只是每天用蓖子蓖头发，但在每年的七月初七，她们一定要洗一次头。正好，这一年的七月七，婆婆在他们家中洗头，她见到婆婆洗头的水很脏，忍不住叫了起来：“真脏啊”，婆婆听懂了“脏”这个字，大怒。儿媳嫌婆婆脏，是大逆不道。她得罪了婆婆，既害怕，又着急，不知所措，连忙去请教她的中国女友，刘夫人。这位女友中西文化贯通，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去买一块好的翡翠，放在老太太的帽子上作为装饰。她接受了这意见并照办，算是赔个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局面。公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慈祥和蔼，感到这位洋儿媳，不远万里从美国跟着他儿子来中国，很不容易，所以处处体谅她。
1924年，涂羽卿的父亲病重，他们夫妇两人到湖北去探望老人，临终前老人嘱咐涂羽卿两件事，一是孝敬母亲；二是扶养弟弟成才。父亲病故后，涂羽卿把弟弟带回南京，完全遵照父亲遗嘱把弟弟抚养成人。不多久，母亲也去世。弟弟涂自谦从中学到大学，完全由他负担一切。以后他们兄弟两几十年生活在上海，感情很深。1935年，涂自谦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化学老师。
1925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莲英，中文名字是纪念涂羽卿死去的妹妹，外文名字（Anna）则用了涂夫人养母的名字。1927年，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爆发，南京一片混乱。他们夫妇抛弃了南京家中一切，带了两岁的女儿逃到上海，兵痞把他们南京的家洗劫一空。从1927年9月到1945年6月，涂羽卿任上海沪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职务。1930年他们第二个女儿，长松，在沪江大学出生，“长”字是涂家这一辈的行序，这一个孩子的名字随了涂家的排行，但她的外文名字是Mary，是涂羽卿另一个死去的妹妹的外文名字。同年，涂羽卿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再度到美国深造。他携带夫人和两个女儿来到芝加哥。涂夫人踏上阔别已久的祖国，可她已经被剥夺了美国公民的资格，现在是作为中国研究生的妻子来到美国，住在芝加哥。涂羽卿从师于芝加哥大学阿瑟•康普顿教授（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后来参与制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攻读原子物理。涂夫人住了不到一年，因怀孕，带了两个女儿提前回国。她回到上海，于1931年，生了一个男孩，名涂正。孩子长到十个月，正是逗人喜爱的时候，因患中耳炎，不幸夭折。为了不干扰她丈夫写论文，她没有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他，而是写信给他的导师康普顿教授，请教授在她丈夫论文答辩后再告诉他。涂夫人抑制了丧子的痛苦，悄悄地把孩子的骨灰埋在家门前的玫瑰花坛下。1932年，涂羽卿获物理学博士回到上海，虽感到家庭团聚的喜悦，然而丧子痛苦的阴影却挥之不去。涂羽卿性格温和、内向，但是他十分能理解人的感情。1933年7月，他们又喜获一男。这个男孩继涂正而来，陈鹤琴和陆志韦两位好友，为这孩子取名为涂继正，外文名字是Harry，用的是涂夫人养父的名字。1935年1月，他们又添一女，名涂省，外文名字是Nina，是涂夫人小学老师的名字。他们共有三女一男。除长女外，其余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沪江大学的校园里。沪江大学是教会学校。校园里有许多外籍教员。教授们有他们单独的住宅，宽敞、舒适。他们一家生活安定美满。涂夫人和一些中国老师、外国教授的夫人结成终身朋友。她虽身在异国，言语不通，但不感到寂寞。中国教职员工都称呼她涂师母。无论是中国节日或外国节日，校园内有各种形式的聚会和派对。涂夫人经常为校内的孩子做西点和冰淇淋。中国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孩子对这位善良、毫无白种人优越感的涂师母留有深刻的印象。这些孩子们直到满头白发时，仍然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涂师母。
良师益友
涂羽卿一生治学严谨，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他认为，为师之道不仅在于传授知识，而且在于教育青年为人之道。他教育学生：“以光明磊落为帜，以追求真理为标；創导科学精神，探索科学价值；贡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和平”。这也是他的为人的原则。学生称他为良师益友，感谢他语重心长的教诲。
他的教学方法不仅重视理论，而且强调实践。为教学和科研需要，他亲自制作许多实验设备。凡是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记得他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讲课生动活泼，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课堂上，他又演示，又做小结，最后把小结写在黑板上，务必使学生彻底理解为止。他训练他们动脑和动手，还带领学生去校外参观，如：真如电台、上海电力厂、大华电表公司、华生电扇厂、夏士莲制冷厂等地方，使学生在课外得到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对于不爱动脑筋的学生要求他解答问题时，他略施压力，说：“先动动脑筋，找找参考书，想想实验中得到的经验，先自己找答案，然后再来和我讨论”。有的学生几十年后还记得，每当有学生考试不及格时，涂先生一定约该学生面谈，以诚恳的态度先检讨自己在教学方面有甚么缺点，希望学生提出批评。然后他以温和的口吻说：“你们成绩不好，问题在我。”学生受他感召，羞愧地说：“老师，是我不对，请给一次补考机会”。涂教授以微笑回答：“那好，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请来补考”。他教育学生工作中要用科学方法，生活中以科学观指导人生。
正如涂夫人所说：“他天生是教书匠的材料，和学生的关系水乳交融，从没有发生过任何麻烦。学生对这位老师有口皆碑。上课时，他神态严肃，一丝不苟，课后，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学生们常到他家作客。涂夫人既不会做西餐，更不会做中餐，据她自己说，她养母从来不让她做烹饪，只让她打扫卫生。所以她的烹饪技术很差。有学生来他们家，总是涂教授亲自下厨，做几个湖北家乡菜，请学生们便饭。几十年的耕耘，他桃李满天下，许多学生日后在教育和科技界做出卓越的贡献。前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就是其中之一。日前在台湾他的一位学生在纪念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永远铭记涂老师在他纪念册上的题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称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他是个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
1937年，“八一三”日寇占领上海。沪江大学地处杨树浦，濒临黄浦江，先被日军占领。八月十二日傍晚，校长刘湛恩紧急通知全体教职员工撤离学校。涂羽卿夫妇，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提了两只网篮，连夜逃到上海法租界里。他们在沪江大学的家，被日寇洗劫一空。十年前，他们南京的家被毁，十年后，他们的家第二次被一扫而光。学校停课了，许多学生纷纷离开上海沦陷区。上海几所教会大学校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就联合起来，租了南京东路慈淑大楼，继续开课。他每天从沪西挤车到南京东路教课。这样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了租界。在上海的英美公民被日本宪兵关进了集中营。涂夫人被剥夺了美国国籍，那时却因祸得福，没有关进集中营，她目睹一些朋友一个个进了集中营，十分伤心。身在异国他乡，这些朋友对她来说是多么宝贵。她虽幸免此灾，但每当出门，必须在外衣上挂上用日文写的“无国籍人士”的牌子，以免被日寇认为她是“漏网之鱼”。在这非常时期，她关心在集中营受难的朋友们，还是经常给他们送食物。
上海沦陷时期，他们的生活很清苦，一家六口挤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家中除了桌椅板凳外，就是三张三用沙发。晚上，拉开这三张沙发，就是他们六口人的床。他的家庭是一个双语家庭，自然和一般中国家庭很不相同。在家中，孩子和父亲既说英语又说中国话，和母亲只说英语。孩子称呼母亲为“亲密”（chummy,意思是亲密的朋友），而不像一般人家叫妈妈，也不像“洋派”家庭称母亲为“妈咪”。上海虽有多所外国学校，但是他们只让孩子们上中国学校。由于这四个孩子长得像母亲的成分较多，难免引起人们的一番私下议论。母亲叮咛子女说：“不管别人如何说你们，你们是中国人，因为你们的父亲是中国人”。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会察觉到与其他中国家庭最显著不同的一点：母亲和子女在一起，按照美国的习惯，没有长幼辈分之分。他们平等地争论问题，甚至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孩子对母亲的话，可以回嘴；而与父亲在一起，虽然父亲并不讲究父道尊严，可是他们在父亲面前毕恭毕敬，对父亲所说的话，洗耳恭听。
孩子的教育是他们家庭中的头等大事，他们不惜昂贵的学费，负担四个孩子上最好的学校。三个女儿进的是学费昂贵的中西女校。为补贴家用，涂夫人走出家门，去当家庭教师。在她当家教的学生中，有当时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陈云裳。陈云裳和上海前镭锭医院汤院长的婚礼轰动全上海，涂夫人带着孩子们，参加了这位大明星的婚礼。在她的照相本上，还保留着这位大明星的结婚照片。她还曾到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去教英语，在电台上广播自己编写的英文儿童故事。涂夫人相夫教子，对儿女们的家庭教育倍加关注，绝不娇惯子女，教育他们生活上不贪享受，学习方面培养他们有独立思考和钻研精神，长大后，要自力更生。孩子们从父母亲嘴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想有人会把银盘子端到你面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是不是想从天上掉下馅饼来？”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就明白他们在学习中有了困难，是不可能从父亲这位大教授那里得到答案的，只有靠自己动脑筋，长大后要自力更生，不能依赖家庭。他们以父亲为楷模，他既是父亲，又是他们的良师益友。母亲经常对他们说：“做人要诚实，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并要求他们平等对所有的人，包括家中的仆人，母亲绝不允许他们对家中的仆人有不礼貌的态度。对他们的独子毫不放纵，要他吃苦耐劳。大女儿上中学时，每天清早先去打工送牛奶，二女儿要帮母亲做家务。父母的教育使他们受益终身。四个子女生活上保持艰苦朴素，个个努力奋斗，事业有成就，没有辜负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涂羽卿是个教育家，他非常关注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对负担不起昂贵的学费的青年，他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帮助保姆仇嫂的儿子上学。在涂教授的帮助下，仇嫂的儿子仇锦玉半工半读，在南京大学毕业，最后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他对与他曾经有过婚约的胡女士的家庭也很关心。他听说胡女士婚后有子女，但丈夫早逝，他即表示如有需要的话，愿意帮助她孩子教育费用。
1941年是涂家的困难年。涂羽卿患伤寒症，被送到岳阳路上海医院，他生命垂危，需要输血，家人焦急万分。1940年，弟弟涂自谦也得过伤寒，身体较弱，他们兄弟俩血型相同，弟弟毫不考虑自己的健康，给兄长输了300cc的血，使他转危为安。在输血之前，涂自谦对夫人吴吉珍女士说：“我必须首先考虑我哥哥的健康，他有四个孩子要他抚养，我对不起你了”。涂夫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亲人的关爱、手足的亲情，使他们这一家度过了这个困难时期。 1943-1945年，上海被日本占领时期，涂羽卿除了在沪江大学任教外，还担负起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代理总干事的职务，留守上海。上海的外国青年会授予他委托人的权利（Power of Attorney）。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的副总干事，参与战后恢复青年会的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起草了恢复工作的规划。他深切关注战后国家的建设，尤其是国民教育。他自称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积累了学术和教育工作经验二十五年之久，认为：“战后的中国需要的是建立民主和工业化。没有民主的工业化已证实会成为专制并危及世界和平；而没有工业化的民主在当今的世界里，难以立足。民主和工业化这两者都必须以人为本。只要人民的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以下，就不可能有民主；只要人民的生活停留在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水平之下，也不可能达到有效的工业化。中国的文盲比率高得可怕，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民主不可能有进展。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最大的责任是普及教育，私人的教育机构和社会，甚至工业团体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来争取达到这一全国性的目标”。他指出，教育并不意味着仅仅是读书、识字、学算术，而是全面的教育，人类生活中各方面的教育，体格、思维、精神、经济、社会等。国民教育是工业化的必要的部分。总之，他十分重视国民的素质教育，因此建议战后青年会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普及教育上，例如；扫盲、普及基础科学常识，推动集体活动等。他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基督教青年为国家的重建应该如何行动？他不仅在书面和讲话中提出他的看法，他还和上海的一些实业家、银行家等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其中有：中国科学仪器公司经理Robert Ting先生、中国化学工业社经理李祖范先生、新亚西亚制药公司经理Hsu Kwan Chun 先生、杨氏生物研究所所长，生化学家杨树勋Peter Yang 博士、中国广告公司 C.P.Ling先生、交通银行李道南T.N.Lee 先生和金城银行的全绍文 S.J.Chuan先生等人，争取他们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的具体建议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和世界青年基金会邀请涂羽卿夫妇于1947年1月或2月赴北美访问，作一次恢复身心疲劳的旅行。正在这时刻，出现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要聘请涂羽卿为校长的事。
约园风暴
1879年，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创建以来，这所大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圣公会是比较保守的教派。校规严格，宗教气氛浓厚。直到1946年，它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在中国政府部门注册过。在上海，它很特殊，不仅年久而且根深，它英美的传统根深蒂固，在国内外的影响大而广。过去，在上海滩，有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找工作也好找，到美国留学也容易些。
1946年6月，涂羽卿在沪江大学任职19年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要聘他为全国副总干事。他打算离开教学岗位，专任青年会的副总干事的职务。事情尚未最后落实，十月间，颜惠庆博士突然来访，使他感到很意外，因为他们两人并不熟悉，而且向来没有多少联系。颜惠庆博士说明来意：他是代表圣约翰大学校董会请他出任校长职务，并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做了许多动员工作，认为涂羽卿担任教学工作有二十七年之久，继续做教育工作比青年会工作更合适些。不可否认的是，担任圣约翰大学这座著名的大学校长的职务，在社会地位上是上升一步。当时华东几所教会大学正在酝酿组织联合大学。涂羽卿对这项计划，一向抱积极的态度，认为要办好一所真正的好大学，必须集中人力和物力才能见效。与此同时，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门户之见很深的圣公会居然要他这个既不是圣公会成员，又不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去当校长，说明一向保守的圣公会有了开明的倾向。在做决定前他的心情既复杂又矛盾，虽然考虑到将会面临很多困难，但他勇敢地接受挑战，在不完全了解校内错综复杂的人际情况下，他接下了这项任命，单枪匹马走进了圣约翰大学的大门。
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直接控制，实行的是主教制。主教掌握校内一切大权：组织、财政、宗教事务、拥有正副校长任免权等最后的发言权；而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只有咨询、建议和管理具体行政事务有限的职能。一切重大的事情非经主教批准不可。圣约翰大学之所以长期不在政府部门立案，就是因为主教始终不同意。
1946年11月，涂羽卿正式就职，按圣约翰大学的传统，就职典礼很隆重。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中国进入宪政时期时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有廉洁、有效和民主的政府。颜惠庆博士代表校董会把红绸裹着的学校大印交给了涂校长。其实红绸内是只空盒子，以后的事实也说明只有空盒的“授印”，而无实权的交代。
第二天，上海的英文报纸作了如下的评论：“任命涂羽卿博士为圣约翰大学校长是开创了这所古老庄严的高等学府的新时期。……考虑到过去十年里阻挠着圣约翰大学前进步伐的种种困难，如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学校注册的问题，涂校长面前展现的并非玫瑰花坛。凡缺乏胆量的人，在面对并要克服这些困难的人，必定三思而行，甚至拒绝接受这项重任。应该指出，在这座大学悠久的历史中，涂博士是第一个中国人担任这一职务。我们理解涂博士一向是几所教会学校联合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他也是致力于以基督教原则为人民服务的名列前茅的教育家。这些因素导致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符合条件，非他莫属。”（注：太平洋战争后，由美国人校长卜舫济Hawks Pott任命沈嗣良为校长，未经校董会。）1946年11月2日上海的英文报纸China Press的报道原文摘要见注。
青年会请涂羽卿出任副总干事的希望落空了。他给热情邀请他出任青年会领导职务的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白了他当时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歉意：
“1941年夏，我病重（注：患伤寒），几乎濒临死亡，但奇迹般又战胜病魔。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我撒手人寰，我的妻儿将怎么办？上帝借我以更多的岁月，命我在人间负起更多的重担。我接受圣约翰大学校长这一职务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这所学校终于走出了狭隘的思路。我是一个和它毫不相干的人（注：指他既不是属于圣公会成员，又不是该校校友，而圣公会一向排外）。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了当前提出的几所教会大学联合计划。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向世界表示我们忘记过去传统的门户之见，携手为建立新秩序而团结，那么世界就有希望。也许这是我的梦想中的理想主义。但我并非盲目乐观从事冒险。如果联合大学计划实现，我的任务就算结束，如果计划失败，我也不会因此失望。（注：各教会大学均属不同教派的差会，各自有一套）。”。
他们一家搬进了约园，住在九号楼，Old Walker’s House，规定是历届校长的住所。这所三层楼房面对一棵巨大的葱茏的老樟树。推开正房的窗户，能见到它千百根树枝像千百只手臂伸向四方。它浓浓的树荫，覆盖着一片芳草绿茵。草地靠西的一边，微微起伏，是供洋教授打高尔夫球的场地。草地的最南端，有一泓流水。这棵上海滩上稀有的老樟树是学校的标志，是多少年来，让这所大学的学子梦魂牵萦的形象。老樟树周围的南草地是学校的景点。课余，教师和学生在这里漫步消解疲惫或沉思遐想。可是，涂校长迁入约园后，却没有闲情逸致欣赏约园风光。他的面前，的确不是玫瑰花坛，不是绿洲，而是一条极不平坦的道路。
涂羽卿在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
矛盾与冲突
他上任后，没有脱离教学。在繁忙的校务工作外，还教一年级和四年级的物理课。一年级是打基础，四年级是毕业班，他抓两头。他倡议建立每周一次学生集会制度，经常亲自主持，向学生传达校政措施，教导学生勤修品学。他对学生关心备至，经常了解学生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在行政工作方面，他建议：整修思颜堂的中国教员宿舍；开设女生宿舍；开放学生课外活动；恢复St.John’s Dial英文周刊；将交谊厅底层大厅改为礼堂和各学会办公之用；照董事会的决定进行立案，这对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是件大事，因为它是上海教会学校中最后一个向政府立案的,圣约翰大学的立案工作终于相当顺利完成。涂校长以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华和儒雅的风度获得师生的尊敬。他说话多少带有一点湖北乡音，但一口流畅的英语，令人钦佩。
同时，他和杭州之江大学校长黎照寰、苏州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商议成立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事宜。1996年出版的《贝聿铭——现代主义泰斗》一书中透露，1946年贝聿铭在美国刚毕业不久，葛罗培斯公司请他协助设计一项上海工程，即华东基督教大学，地点在上海西郊，占地一百五十亩（虹桥机场附近）。贝聿铭提供了不少有关当地的情况，并绘出庭院和池塘间配置美丽的栏杆式的宿舍、教室等建筑。这三所教会学校各属基督教不同教派，而且都创建已久，并有相当声望，三合为一，谈何容易。再加当时时局变化，联合大学计划无法实现。
当时学校大权仍在差会（Mission，即教会派往其它地方的代表）手中，差会决不因为学校已经立案放弃它对学校的控制，相反是加紧了。首先，主教是当然的董事。其次，行政方面设有所谓的差会代表，在校内代表主教。这是不符合立案的条文的。差会指派的代表是前校长卜舫济的儿子，卜其吉（James Pott）。这种做法并没有和董事会商量，更没有征求校方同意。差会代表掌握经济大权，支票必须由他签字方可提取。按立案规定，学校应设训导长，当时卜其吉提出由他来当。涂校长直截了当予以拒绝，其原因是不能由外国人当训导长。事后，他又对涂校长提出的人选徐怀启教授表示不满。立案的另一个条件是三民主义应作为必修课，要由国民党员任讲。涂校长不清楚校内教员中谁是国民党员，也没打听。他想起曾在国民党政府内财政部工作的陈仁炳教授，请他来讲课。这一问题也算解决了。
由于学生的课外活动的开放，在短时间内，学生组织了不少学会，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新闻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读书联谊会等二十个左右组织。在各种学会组织的基础上，1947年下半年，学生们开始酝酿组织全校的学生会。在召开成立大会之前，发生了风波。当时所有学会除政治学会外，都由进步学生掌握，政治学会由于主教罗培德（Roberts）的干预，分成两派，选举时，竞争相当激烈。校长支持学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一下子，约园沸腾起来了。各系提出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校园里张贴了候选人的照片。最后汤兴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当选为学生会主席。这是圣约翰第一次通过竞选产生学生会，各学会就成为全校学生会的基层组织。学生会成立后，除一般活动外，创办了《约翰新闻》，这是圣约翰大学成立以来的唯一的中文刊物，而且完全由学生们自办，学校方面没有任何津贴，由学生们邀请教师为顾问。其次，学生会还专为清寒学生办了一个经济食堂。学生会从此有了很快的发展。学生对这样的变革是欢迎的。
1947年，内战风云，通货膨胀，政府官员腐败，引发各地学生运动迭起。强劲的学运风暴冲破了一向以不问政治出名的圣约翰大学的大门。涂校长也意识到时代的潮流，把学生关在校园内，不问校园以外的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学生会主席和代表经常找校长提各种要求。校长定期和他们促膝谈心。涂校长崇尚民主，认为建立民主秩序，必须有言论自由。他循循善誘，不断引导学生，而不是以势压人。他一家六口生活俭朴，感到住在这栋楼里太宽敞了，于是把一楼给教职工作为文娱室。他经常在交谊厅或他家一楼和学生们举行会谈。大家无拘无束地向他吐露真实思想。他言辞恳切，真诚坦率，以婉转的语言提醒学生要善于组织活动，注意保护自己，因而赢得学生的信任和爱戴。
全国的学潮一浪高过一浪。1947年5月，学生的罢课、示威、请愿活动遍及全国。五月二十日，武汉发生了国民党军警枪杀武汉大学学生的惨案，激起全国学生的愤怒。当时圣约翰大学尚未正式成立学生会，临时组织了武汉大学惨案后援会。有一天晚上，有一名学生到校长办公室报告说，第二天同学们将举行罢课和出动宣传队，为酝酿罢课事，出现了两派的争执。涂校长一方面对学生的爱国活动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在双方对立的形势下，他极力保持校内的安定。为此，当天晚上和学生代表往返磋商，从晚上九点一直谈到第二天的早上四点，终于使双方达成协议：停止罢课，但开会表示抗议，并支援武汉大学同学们的行动。当时全上海各大专学校都罢课了，圣约翰大学是唯一的例外。有人向他讨教处理这一事件的秘诀：他回答说：一方面对学生的愿望和情绪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是进行耐心说服。五月二十四日《申报》的消息内容说：“本市大部分大学，差不多都受到些波动，更有不少学校因意见不同发生了冲突，甚至殴打事件，唯有圣约翰大学却很民主地解决了罢课争执，全校充满了自由气氛，继续很安静上课”。
1947年下半年，又发生了浙江大学于子三惨案。这时学生会已成立，于是响应呼声更高，抗议力量更强，罢课问题又一次提出来。这时学校已注册立案，必须按章办事。校务会讨论并没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交校长全权处理。这次他采取的方法和上次武汉大学事件不一样。学生们和他反复的商谈后，结论是：原则上同意罢课，但应当是自动和自由的，凡愿意罢课的罢课，不愿意的可继续上课，互不勉强和干涉，宣传品也可贴，但不可互相谩骂，更不可有任何动武的扰乱行动。结果，多数罢课，少数继续上课。秩序良好，无事故发生。
自学生会成立后，学生活动日益增多，活动的政治目的也日益明显，校际联系也日益紧密，学生运动力量不断壮大。差会方面感到不安，主张大搞文娱体育活动冲谈学生的政治活动。差会出资修理苏州河对面久荒未用的体育场，学校出资将交谊厅楼上的走廊布置成一个比较舒适美观的文娱活动场所。学生反应并不热烈，体育活动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947年校内发生的另一事件是：美国海军吉普车撞伤圣约翰学生章桂英。当时学生会主席带领一批同学在外滩美国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并向美军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主教罗培德即写信给涂校长，要求制止学生们的反美政治活动，免得破坏圣约翰大学的名誉。涂校长认为学生的要求虽是合理，但对游行示威是否解决问题却有疑问。涂校长主动找章桂英和学生会主席汤兴伯谈话，提出由他作为代表向美国海军交涉。他们两人接受了校长的意见。根据他们的要求，涂校长与美国海军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最后，美军方面除担负全部住院治疗费用外，还负责赔偿由于失学所造成的损失，问题得到解决。
学生运动的高涨，国民党镇压爱国学生的手段也越来越厉害，经常在大学内任意抓人。涂校长和几位私立大学校长同去约见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和他们约在晚上十点见面。他们几人到后，见到不少国立大学的校长也在场。等到晚十一点，吴同淞沪警备司令一起进来，直截了当地说明他们即将要进行的紧急行动。他说：“今天晚上就要动手，一切都准备就绪，十二点就要派军警将各校包围抓人进行镇压。大家听后，莫不惊慌失措。涂校长当即问吴国桢，是否也准备到圣约翰来？他回答说：“不”，这才解除涂校长的担心。此后这种担心不时产生。1947年秋，行政院教育部寄来密令，其中列举八名教员和学生的名单，其中一人根本不是圣约翰人，说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要校长解除职务或开除。校长则认为学校行政不应当因为政治原因对教职员或学生采取行政处分，况且名单有误，采取久置不理，而当局事后也没追究。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8年1月29日，又发生了同济大学事件。当时教育部坚持学生自治会的章程必须按照“整饬学风”的规定由校方通过，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必须经校方同意，否则就要解散自治会。这件事当时在同济大学引起激烈的斗争。各校学生纷纷起来支持同济大学的立场。一天晚上，吴国桢市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涂校长，要他马上到同济大学去。他到了同济大学，在校门口的一家小茶馆里看见吴国桢在里面，也看到校内外布置了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将整个学校包围了。当时报上曾报道吴国桢被学生打伤的事件。涂校长见到吴国桢确实很狼狈，但并没见到他有伤。那时，来自各校的学生约两千多人，正在集会，他们高声唱“团结就是力量”。吴国桢命令学生停止集会，学生们坚持不散。最后吴国桢下令军警闯入校内会场，强令停止开会，将学生驱逐到会场外，并按学校将他们分开。除逮捕被认为是负责人之外，其余同学交给到场的校长认领，予以释放。涂校长决定按学生的图书阅览证认领。除女生由他亲自带领回校外，其余男生让他们自行回家或回校。
同济事件过后不久，学校举行寒假毕业典礼。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一向十分隆重的。典礼前两小时，学生会负责人到校长办公室提出要开清寒同学的会。校长就同意了。但是，典礼正在进行中时，忽然有人递上一张条子，内容要求由学生代表到会报告同济大学事件的经过。校长同意他们的要求，但说明可在典礼结束之后做报告。典礼结束后，校长宣布让大家留下，听学生代表王昌运同学报告（王后来做过新华社驻外资深记者）。报告完毕后散会，会场秩序良好。当时颜惠庆董事长也在场。突然间，罗培德主教直接对颜惠庆提出召开董事会紧急会议，表示在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由学生作政治宣传，大大违反了圣约翰的传统。差会代表卜其吉（James Pott）也认为学校已走上极其危险的道路。两人一唱一和，认为必须对此事彻底追查，如不解决，不惜停办学校。涂校长主动拜访颜董事长，提出抗议，并说：“学校已立案，主教无权越过校长干涉学校行政。”在主教的压力下，颜董事长一方面召开行政委员会；另一方面召开董事会。主教在董事会会上提出，行政无能，要求保证执行以下条件，否则不开学：1，在校内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不许学生参加校外政治活动，也不许校外学生来圣约翰开会活动；2，停办《约翰新闻》，不能容许圣约翰的刊物报道不利于姐妹学校沪江大学的新闻（《约翰新闻》曾揭露过沪江大学迫害学生的事实）；3，解散学生会，因为学生会未得校方正式批准；4，处分学生会的负责学生。会上，要涂校长当面答复。涂校长表示学生活动是由于对现实不满，圣约翰学生不能置身在这个潮流之外，学校停办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所提的条件未作正面回答，会上形成僵局。
学生方面得知后，在《约翰新闻》登载美国教会方面急电通知校董会勒令校方解散学生会及个别学生团体，对闹事学生予以停学一学期的处分的消息。于是，学生纷纷起来抗议。行政委员会开会时，卜其吉和都孟高（Dr .Throop，神学院院长）提出：
（一）对全校学生发出通知，征求以下意见：
1.是否赞成有学生会组织；
2.学生会组织章程应否经学校批准；
3.现有学生会能否代表本人意见，并限期作书面答复；
（二）拆除民主墙（校内的自由论坛）；
（三）对学生会主席，因其“违反校章”，停学半年。行政委员会对以上几点予以通过。
学校收到一千四百多份学生的意见，多数表示赞成有学生会，但章程应经学校批准。
矛盾并未因此而解决。学生会在1948年寒假后继续活动。拆民主墙也未执行。反抗言论继续不断出现，甚至用扩音器进行宣传。涂校长觉得学生行动有些过火，加以有关方面的压力，他不得不从民主墙上除去部分反抗言论，这样，和学生会之间产生了矛盾。在此紧张局势下，几位教师出面斡旋，学生会自动进行改组。学生会改组后继续活动，《约翰新闻》也继续出版。卜其吉有一次问涂校长为什么不拆除民主墙，是否你以为限制了言论自由？他回答说：“是的”。同时，学校内部有谣传说，涂校长有贪污之嫌，他一笑，置之不理，因为，卜其吉作为教会的代表，所有支票都由他签字的，学校经费向来不经过校长之手。
警察局传来消息，在同济大学事件被捕的学生。其中有一批可以释放，要校长去保释。涂校长到了警察局，交给他一张保单，其中规定要保证随传随到，并说明家长不能保，必须要校长保。校长虽然很难承担责任，为使这批学生获救，校长在保单上盖了章。事后没多久，警察局来人，要一个被保的学生到局接受审讯。后来得知，这学生根本没有受审，而是被扣押了。家长十分着急，几次来校要求营救。涂校长也心急如焚，经几次和市长吴国桢交涉，该学生最后获得释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政策，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1948年5月，全国各地掀起“反美扶日”运动的高潮。当局认为这运动是共产党搞的，以“加紧援华”口号代替“反美扶日”。在一次教育界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先由私立大学校长联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援华。经各校长讨论后，组织一个起草小组，并要涂羽卿执笔。电稿拟定后，由市政府派人来取。但来人要他同到某处商谈电稿，到了该地后，才知道是宋子文所在地。宋即拿出他的电稿，其中有对蒋介石大施赞颂，涂校长觉得不妥，予以修改。经交换意见后，将电报定稿，并即请起草小组的几个校长审阅，大家同意，然后发出电报。以后又有第二次致电，涂校长没有参加，但见报时，他的名字仍列在上面。涂羽卿虽表示极不满，但无可奈何。
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不参与，可是到了这时，学生的活动如脱缰之马，很难控制了。1948年的五月，学校内的反美扶日运动达到高潮。学生们在五月间召开座谈会，邀请训导长潘世兹，校长和教授林穆光参加。学生们慷慨激昂叙述他们的论点：美国扶日的目的是侵略中国，是再一次的民族危机，因此必须唤起人民的密切注意，坚决起来反对。座谈会之后，学生又搜集了大量图片准备展览，并征得涂校长同意，由训导长查看了展览的内容。后来得知，展览内容除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时期所犯的罪行外，还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反人民的活动。同时还展览了朱德总司令的照片。这次展览反美反蒋色彩鲜明，而且是在美国教会所办的，有七十年历史的圣约翰大学的校园内举行。当时各报，特别是英文《大美晚报》报道了展览会的情况和内容。这一事件当然引起美国政府、国民党当局和校内差会的极大不满。美国驻上海新闻处负责人Fillmore，亲自来校见校长，表示对展览的反美内容不满，并要求亲自去看图片内容。涂校长当即表示：在八年抗战中，千千万万无辜百姓遭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物质损失不可估量，凡有爱国思想的人，不能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为避免事态的复杂化，校长拒绝他参观展览的要求。展览会举办了三天之后，学生要求继续展览。涂校长为避免情况恶化，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学生把本来在交谊厅室内展览的图片，搬到大门口的马路上露天展览。在校内外势力的压力下，校长亲自把图片拆除没收，这引起了学生们的抗议。
在这种紧张状况下，约大校友会仍然举行了传统的回校游园会。游园会进行得很平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平静的后面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校内差会成员和一些老校友召开紧急会议，当天在图书馆召开，要校长和训导长报告学生活动情况。校长报告之后，与会者对校长大肆发动攻击。都孟高说：“自从你到圣约翰的那一天起，学校一天比一天坏”。校长听了这些不堪入耳的指责，甚为激动，中途退场。原定这次是秘密会议，不作公开报道，但第二天，五月三十日《申报》刊登了会议的情况。这天正是五卅惨案纪念日，学生要举行纪念会。训导长拒绝了学生的要求。
到了深夜，一个学生代表到校长家里，他进来后，把窗帘拉上，对校长提出要开会。此时正值学生的“反美扶日”活动之后，临时校务会议有决议，学生开会不得有校外人士参加。学生必须遵守。但是第二天他们没有按照校长建议举行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行政会议决心采取紧急措施，作了提前考试的决议，并决定当天交全体教授会议讨论。会议是在校长家的楼下开的。当天学生听说行政会议有提前举行考试的决议，下午，召开教授会议时，学生整队到会请愿，不要提前考试。内外形势十分紧张。会外是请愿的喊声，会场内，一个个对校长提出质问。校长又一次愤然退席。六月三日，学校行政会议原定六月二十一日举行大考，决定提前于九日举行，自六月三日起，至大考日止，全校停课；所有学生宿舍、课堂、交谊厅等在大考后全部关闭。
“六月三日”在圣约翰大学的历史上是个敏感的日子。1925年，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引发了圣约翰大学有史以来最大的学潮。惨案发生后，学生提出无限期罢课，每晨11时聚集，向国旗行礼并唱国歌等要求。六月一日、二日，几位中国籍教师恳切陈词，呼吁支持学生。校方以不介入校外活动为条件，同意学生罢课一周。六月二日，圣约翰童子军副团长去见校长卜舫济，请准学生下半旗。六月三日，学生将中国五色旗悬于旗杆之半。而主教郭斐蔚以学校不应介入国际争端为由，指使卜舫济将旗取下，结果与学生发生冲突。卜校长召集学生，宣布学校停课、禁止集会、学生即日回家等强制措施。学生当场痛哭，高喊“中华万岁”，“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愤然离校。次日上海各大报头版刊登圣约翰大中学五百多人发表脱离宣言。十多名中国教师也登报声明辞职。后来这部分离校师生另组光华大学。这就是上海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六三事件”。
二十三年后，1948年，为纪念五卅惨案，圣约翰校园里又掀起一场风波。六月四日晨，学生们在交谊厅门口举行露天集会抗议，反对提前大考。对立面的学生也乘机进行骚扰，扰乱秩序。涂校长到场劝阻无效。他深切地感到矛盾激化，事态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以上史料根据涂羽卿本人所写《我在圣约翰大学的经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九册）。
毅然辞职
校长辞职布告张贴后，学生们在草地上分组开会，双方斗争激烈，忽然由校外来了一批打手，将学生会主席拖出校外殴打，事态无法控制。其实，教会方面早就等待涂校长提出辞呈。自从涂校长上任后，他想在校内进行一些改革，往往遇到阻力，原因是圣约翰的传统碰不得。涂校长认为，学校的优良传统应该保留，但时代变了，有些传统应该唾弃。教会对涂校长破了一些清规戒律已感不满，同济事件后，教会认为校长对学生没有严加处理，更加不满，学生敢胆大妄为，是校长纵容的结果。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罗培德（W. P. Roberts）给纽约教区汇报的信中写得很清楚：
“我可以声明，圣约翰在涂校长的领导下，对两个闹事的学生采取纪律措施很不得力．．．涂博士是个好人，但作为一个行政领导和纪律执行者，各系和校董会对他失去信心，我相信，我们有必要另找校长”。（中译文）
教会的差会代表以及一些系的教职员工认为涂校长应对他执行的开明治校政策负责；而学生中的左派激进分子则认为，校长不够开明，对他也有意见。校外一些基督教界的领导人士认为，涂校长是个教育家，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仍然坚持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手段，因此，他实际上成为夹在这两派中的牺牲品。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教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涂校长给一个外国友人的信中提到处理学运事件时说：“整个事情归结到今天的中国对学生问题应采取甚么样的政策。我采取的是开明的政策，要懂得学生的心理，他们思想上受到困扰的各种因素，他们的弱点和错误。然后力图通过友好的接触，真诚的劝导和科学的说理引导他们。高压政策的禁止和脱离他们的态度，对我来说是执行一种危险的政策。后者可能效果快，但也可能引发突然事件。前者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我相信最终会培养更好的精神和品格”。
从1947年开始到1948年，涂校长面临处理一桩又一桩棘手的事件。涂夫人从1947年冬到1948年春，回美国探亲访友。这次离她前一次回美国已有16年之久。她回自己祖国，兴奋异常，带着她一家人的问候访问老友和她胡普斯家的堂姐妹。她得知涂校长因工作疲劳过度，几乎病倒，很不放心，缩短了访问期，赶回上海。见到丈夫心力交瘁，很难过。涂校长受到内外夹攻，对他的人身攻击和匿名信不断出现在他办公桌上。他不愿违反自己为人的原则，辞职是必然的结果。在他准备出席校董会会议，提出辞呈的那天早上，含着眼泪把这决定告诉夫人时说：“一个司令没有将和兵的支持，怎么能当得下去呢？他们（指教会和校董会）都不同意我的主张。”
1948年6月，涂校长辞职后就进了虹桥疗养院。其间，学生派代表来慰问他，表示仍希望他回校视事，但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他还收到一封匿名便条，上面写到：“天快亮了，我们仍需要你的领导”。当时他没有领会，天怎么会亮？
涂校长辞职，学生感到很惋惜。他只当了一年多校长，但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学识丰富，和蔼可亲，为人正直，言行一致。几十年过去了，这座学校已不存在。Mary Lamberton 女士的英文著作《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书，其中一章题为“涂校长当政时期”。在谈到他讨好学生，对学生采取姑息态度等等错误后，还提到他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在于用人不当。文章说：“涂校长最大错误之一是：在于他选择新的教授不当。一位陈先生，毫无疑问至少是个激进的左派人士，他对学生起了恶劣的影响。”“涂校长还任命了潘世兹教授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后来发现他是共产党人，但当时对他毫无怀疑”。
这位陈先生即陈仁炳先生。他早年参加民主同盟，在校内教政治经济学时，只是捎带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根本谈不上是激进左派分子。反右运动时，他成了右派，而且是仅有的几个到死也未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潘世兹教授，1949年后成为圣约翰的代理校长。反右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进了大牢，文革时再次成为阶下囚。他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看了Mary Lamberton这本书上，对涂校长在位期间的评价，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1992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各地圣约翰大学校友联谊大会，一千八百多个海内外学子重返校园，旧地重游，感慨万千。当年意气风发参加学运的战士都年近古稀，他们曾经活跃在外交界，或曾战斗在新闻和文教岗位上，都历经文革的风雨。两鬓皆霜的学子，回忆起涂校长说，“老校长是个好人啊，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有正义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五十年代有过一部电影“为了和平”，故事内容以圣约翰大学学运为背景，其中提到一位有民主思想的校长，指的就是涂校长。
涂校长辞职后对外发表声明中译文摘要：
“自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争取和平与和解的努力完全失败。通货膨胀不停地螺旋式地上升。不满和不安定普遍存在。这种条件下，不满和不安定的情绪也随之进入教育机构的院内。在旧时代，基督教高等学校可以置身于外界的动乱之外，享受校园内的清静，而现在卷入一些事件的旋涡之中，似乎无法逃避。
“上一次的战争，在据称是自由民主的名义下，战胜了德国的极权暴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西洋宪章和战争接近尾声时对四大自由的阐述引起中国青年的幻想，唤起了他们的希望。在一个无次序的社会里，要实现这些自由，而对立的集团却相互拒绝给予对方以自由的时候，又如何来保卫这些自由是一个高度错综复杂的问题。现实令人失望，幻想破灭，但实现这些理想的要求依然坚持不懈。
“建立民主，必须要有言论自由。有引导的教育和言论自由比严厉的制度和压制为好。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当提出自由的要求而秩序却往往得不到维持时，从长远来看，是压制一切属于政治、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言论，还是允许这种言论存在，但为防止他们走向极端，有可能的话，引导他们走向正当的渠道；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针为好，这确实是一个可辩论的问题。前者是一种不健康的教育方针，是违反时代的潮流的，是冒着发生重大爆发性事件的危险，为了顺利执行，需用铁腕手段和时刻警惕。后者是健康的教育方针，是顺应潮流的，但是也有危险，即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从而挫败培养符合学术自由尊严的真正民主、真正独立的言论自由的教育目标。无论采取哪一种方法，在广大的教职员工中，真正的谅解与彻底的合作是取得成功所必须的。”原文摘要见注[7]。
沉重的十字架
涂校长辞职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的职务空缺已久，原来就打算请涂羽卿担任，但是，圣约翰大学抢先了一步。涂羽卿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的渊源很深。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和沪江大学任教的时候，曾担任过青年会的董事。
1885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从西方传入中国，由福州、通州和杭州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但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组织。1895年，北美青年会派会理牧师（Lyon D. Willard）来中国开展青年活动。他目光首先投向中国的官办学校，首选天津。1895年，天津青年会成立。1896年，北美青年会学生干事兼当时新成立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穆德（Mott）来华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之中，访遍中国各高等学校，宣传青年会的宗旨，于是各大学相继成立青年会共22处，加上原有的五处，共27处，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大学青年会的全国大会，会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选举了全国协会委员会，中外委员各半。义和团运动后，青年会和基督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后，《临时约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为基督教和青年会提供了法律保证。当时不仅北洋政府要利用青年会，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也重视争取青年会所代表的一批青年。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举行的青年会第九次大会上，演讲了三个多小时，还未尽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期间也参加过青年会的活动。
青年会是宗教性质的团体，但不同于教会，会员并不都是教徒。他的会训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宗旨是根据基督精神，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男女青年会举办的文教、科学、卫生、体育、宗教等活动针对青年的特点。在国际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的团体会员，也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团体会员。它和北美协会的关系犹为密切。在新中国成立前，它的经费来源于三个途径：
（1）依靠美国大资本家的捐款和国内的募捐；（2）会员会费的收入；（3）事业的收入，如青年会办的旅馆、电影院、健身房，餐厅和其他娱乐收入，办训练班、出版事业的收入。到1949年，全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男女青年会的组织。（以上有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摘自《沉浮录》，陈秀萍编著）在上海，青年会有自己的办公楼，地处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曾是很受欢迎的文娱体育活动的场所，青年会这栋大楼至今依然存在。它也曾经是上海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不少当时的青年会活跃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成为国家的要员。解放后男女青年会独立自主，不再接受北美协会的捐赠。青年会究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还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两者都是，有待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来探讨。涂羽卿身为基督徒，是一位在学生中享有威信的教授，业余在青年会担任工作义不容辞。三十年代中，青年会请他和福州协和大学代理校长陈文渊博士，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女士（曾国藩曾孙女）组成巡回演讲团，到十三个城市，做历时三个半月的讲演，听众达十五万九千人左右。涂羽卿的讲题是“科学与宗教”。涂羽卿是个科学家，又是基督徒。外国朋友称他为基督徒科学家（Christian scientist），他称自己是科学的基督徒(scientific Christian)。他认为，信仰宗教又推崇科学，看起来这两者之间有矛盾，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力图探索自然和生命之谜。任何宗教是人类力图解释迄今人类未能解释的现象的意愿。自古以来，西方的自然科学家包括哥伯尼、加利略，不仅信仰宗教，而且本人是修道士。涂羽卿积极参与青年会工作是为借助宗教鼓励青年吸收现代文明，以科学为基础，改变封建传统，建设现代文明国家。
抗日期间，他和青年会同仁做了大量救亡工作，青年会把总部搬到重庆去之后，他担负起留守的任务。胜利后，总干事梁效初先生退休，总干事的位置空缺。涂羽卿辞去大学校长职务后，青年会聘他为全国总干事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出了圣约翰的大门，踏进了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大门，从此他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1948年9月，北美青年会邀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考察北美青年会工作。他先访问加拿大，然后访问美国各地。9月4日，他乘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先到西雅图，6日抵达纽约。此行的目的也是为青年会募款，并为担任总干事的职务作准备。9月7日他出席了在银湾（Silver Bay）召开的会议，17日，向大会报告了中国青年会的工作。这时，中国的局势正在经历急剧的变化。1948年12月22日，他结束访美，乘“威尔逊号”经马尼拉到达香港时已是1949年1月上旬左右。在香港他和几位外国青年会老友的夫人会见，并访问了香港的青年会。在香港他遇见吴耀宗先生。那时平津即将解放，吴先生劝涂羽卿暂时不必回上海，而是设法把孩子们和夫人接出来。也许，这是吴先生考虑周到。但是，归与不归，涂羽卿不能轻易作出结论，必须和夫人商量。于是他打长途电话回上海，征求夫人意见。夫人在电话里明确地告诉他：“你属于中国，你应该回来”。她还表示，她不怕共产党。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他不能不想到青年会的命运以及共产党执政后，宗教在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他想起，1939年，青年会总部搬到重庆去后，曾有一个基督教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产党领导人陪同到延安访问。他的老同事江文汉是代表之一。江先生在他《延安朝圣记》一文中，颂扬了延安精神，认为，中国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们时，十分肯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战胜利后，圣公会主教还曾收到过由周恩来、董必武二位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署名的信，信上说：“如果你们获国民政府允许，派牧师、医生、教育家来我们地区参观建设工作，或建立教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你们将受到欢迎。我们将努力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忠告。”（注：此信是用英文写的，日期1946年2月26日，送信者为Pu Hua-ren）这些事实使他相信共产党是不会食言的，特别是，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中共中央邀请了吴耀宗先生等宗教界领袖去北京共商国是，起草共同纲领。
尽管如此，解放后全国青年会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由于宗教信仰和共产党理论基础马列主义相左，马克思主义视宗教为鸦片，青年会过去和美国关系很深，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北美。他感到压力相当大。会员面对现实，青年参加政治学习后，纷纷离开青年会。想争取入团、入党的会员必然和青年会划清界限。青年会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想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基督教青年会怎能和共产党争夺青年。但当时许多基督教人士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能够、也必须和新民主主义相结合。于是，一批宗教界人士包括涂羽卿纷纷出动，到许多地方宣传新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接见基督教界人士共十三个小时，最后一次从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周总理明确表示新中国保证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必须在内部肃清帝国主义影响，隔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涂羽卿对中国的基督教会的前途抱乐观的态度，对青年会的前途更抱有希望。因为青年会不同于一般宗教团体，它致力于社会服务，深得国民好评。特别是，周总理提到他的青年时代在天津参加过许多青年会的活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罗伯孙博士（Dr. Robertson）的科学讲座。当时有许多青年会会员参加了五四运动。周总理还感谢青年会为政府培养了许多干部。
抗日时期，青年会会员投入大量的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青年会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各种方式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特别是上海青年会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活动场所。青年会为它的青年干事争取奖学金到美国深造，实际上它送出去留学的那批干事是中共地下党员。这几位到美国留学的干事才华出众，在美国深受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日后，他们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国际活动专家。难怪周总理要向青年会表示感谢。
周总理接见后，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即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了。这时，中国和美帝国主义斩断羁绊迫在眉睫。九月，由吴耀宗先生起草的“三自宣言”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宣讲“三自宣言”。涂羽卿到了金陵女大、南京青年会等地宣传爱国爱教，中国基督教会只有自治、自养、自传才有出路。
这一年里，涂羽卿深感是他有生以来在生活中最迫切需要作各方面的调整的时期。和解放相比，他所经历过的辛亥革命、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只是物理学上的子波而已。新的思想、新的哲学与信仰、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击是任何在中国大陆上生活的中国人躲避不了的。他每天面临新的挑战。他不断思索，努力学习，竭力适应新的环境。学习和开会占了他全部时间和精力。他对新政权有信心。他认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趋向劳动果实的公平分配是很正确的。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日益接受辩证法哲学。经过旧社会腐化丛生、民不聊生的日子，解放初期新社会气象一新，给了他信心。至于他个人，需要思想改造，跟上形势，也是逃避不了的现实。
1950年，上海沪江大学校长职务空缺。校董会提了三位后选人：即被日寇杀害的刘湛恩校长的遗孀刘王立明女士，涂羽卿和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博士，提交华东教育部门审批。审批的结果，同意涂羽卿出任校长。（注：见汉森教授著《沪江大学历史》第188页）但是，涂羽卿有自知之明，经过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惨痛经验，他婉拒了这项任命，仍留在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职位上。
抗美援朝的烽火必然烧到和美国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中国基督教界。中国基督教界必须不遗余力对美帝国主义口诛笔伐，在内部肃清它的影响，挖掘它的代理人，于是，人人过关，重点打击。1951年四月，涂羽卿出席了“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集会。大会支持政府政策，响应抗美援朝，拥护土改政策。会后，拉开了各地教会控诉斗争的序幕。各地的宗教团体、教会大学、医院，凡是和教会有关的单位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行的集会和游行如火如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震耳欲聋。
涂羽卿过去和美国教会有密切关系，夫人是美国人，解放前夕还去过美国，被列为重点分子，自不在话下。他清算自己几十年来和美国教会的关系，控诉美帝国主义在解放前利用青年会的阴谋。他从根子挖起，检讨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两次留美，前后共七年之久，一直和教会保持密切关系。批判他亲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会的错误思想。1948年，在圣约翰大学当校长期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策动沪宁一批基督教领袖去见蒋介石。蒋是个基督徒，由基督徒劝蒋放弃镇压共产党，接受和平，妄想对蒋能起一点作用。以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女士（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和宋氏三姐妹是好友）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去南京见了蒋介石。涂羽卿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吴诒芳是代表团发言人。蒋非但不理会他们的意见，反而要他们像天主教那样发表一个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宣言，代表团没有接受。涂羽卿曾和上海一些私立大学校长参加过一次要求美援的联合签名；1950年2月底，他和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王以敦先生同去香港和北美协会代表讨论中国青年会三年经济自养计划。实际上，这次去港是由政府批准，由涂羽卿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名义去执行一项任务，由于任务性质有特殊性，当时有些活动内容不能公开。后来得知，当时青年会在香港有一笔外汇，要涂羽卿亲自去取回。建国初期，中国需要外汇。这些都是他主动交代的。他满以为把事情交代干净，给自己上纲、上线，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作了反革命、反人民的勾当，从此可以轻装前进，但是所有他的交代日后成了一次又一次攻击他的炮弹。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他们的家就搬出校园，住到虎丘路131号。青年会在这栋楼顶的平台上盖了三室一厅，作为他们一家的宿舍。1949年初，他的大女儿涂莲英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和她的未婚夫吴肇光于1949年4月29日乘最后离开上海的一艘外国船——荷兰船，同去美国留学。二女涂长松已在燕京大学上学，也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护士学院的奖学金，有机会去美国留学。但因全国即将解放，她听从父母亲的意见，留在国内。1950年，儿子涂继正从上海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建设重工业的号召，离开上海到东北学习采矿，家中只有中学尚未毕业的小女儿涂省。他们家一如既往，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涂羽卿被打成“大老虎”大会小会轮番斗他。他因过度紧张导致胃出血，大口吐血。涂夫人感到情况不对，不让他出席会议，要送他进医院。但是青年会那几个“积极分子”那里肯放过他？硬把他从床上拉到会场上。涂夫人大怒，质问道：“你们还讲不讲人道？”她看着丈夫带着重病被拖到会场，又气，又着急，但无可奈何。她相信她丈夫是无辜的。小女儿从学校回来，见到楼下到楼上，贴满了有关她父亲的大字报，回到家里，见父亲惨无人色，母亲泪痕满面。女儿心里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她班上同学的父亲也有被斗得自杀的。女儿对父亲说：“爸爸，勇敢些，明天对他们说，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你们瞧着办吧”。听了女儿的话，他鼓足勇气说了。会上指控他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向他发难的是三十年代他在沪江大学的学生，又是他手下干了多年，青年会派出留美的得力干事，两位都姓李。他只知这两位是虔诚的基督徒。直到六十年代，文革之前，外界都知道李XX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李牧师。这位李牧师能用英文佈道，给青年们上宗教课感人肺腑，也正是他们所指控的几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李牧师推崇备至，认为李牧师是中国青年会领导最佳接班人。应该说，他们对涂羽卿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些棍子恰恰是他们打在他头上，心中痛处无言以表。他本是一介书生，不懂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涂羽卿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企图从六楼的窗口跳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涂夫人拉住，动情地劝他千万不可轻生，她又把他弟弟夫妇请来做他的思想工作。他们兄弟感情笃深，弟弟劝他必须活着证明自己清白，一死不能了事。小女儿请了两星期的假，守在他身旁。他听从家人的话，支撑下来。青年会搞运动的当权者，仍不罢休，把他和副总干事江文汉先生两人关在办公室内，勒令交代。
很巧，他的一个侄子涂长望，前国家气象局局长，因公到上海，听到涂羽卿被打成“老虎”，感到奇怪。他这位叔叔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党政干部，怎么会整到他头上。他不相信涂羽卿涉嫌“三反”、“五反”任何一项内容，而这种情况发生在涂羽卿列席了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之后不久，他感到蹊跷，立即向华东局反映情况。上面发了话，青年会那帮打手才“高抬贵手”。这时候，国外已谣传涂羽卿被捕。
这一沉重打击使他情绪消沉。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接见了他，鼓励他向前看并把他自己在党内曾经受过委屈的事告诉他。涂夫人希望他早日离开青年会，远离那帮人。他请求辞职，但上级出于统战的考虑，没有同意。他名义上还是青年会全国总干事，实际上青年会的事务由不得他了。青年会成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一个成员。涂羽卿每天上班看报学文件，过着从未有过的清闲日子。
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后，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有一次，会议期间，周总理见到他，过来和他握手说：“涂博士，你也换上人民装了。”总理记忆力惊人，他记得，在他和宗教界开会时，涂羽卿总是穿着整齐的西装。从穿西装改为人民装很容易，改造思想，要脱胎换骨很困难，也很痛苦。但他经受了这次严峻考验，决心尽最大的努力跟上新时代对他们这批旧知识分子的要求。
作为政协委员，他经常有机会到各地参观，他看到祖国的建设和进步，他庆幸自己还有一份力量贡献给国家，那就是重返教育园地耕耘。他的老友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负责教育部门工作，1954-1955年，聘请他到南京师范学院教物理，1955-1957年，他同时还在苏州师范学院教物理。他不辞劳苦，每周往返在沪宁线上，但又能和学生在一起，带领他们在实验室里操作，把过去不愉快的事置之脑后。
暂短的宁静
1957年，他已过了花甲之年，被调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基本上脱离了青年会，搬离青年会的宿舍。六十年代初，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把他的家搬到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寓。但他还挂着青年会全国总干事的职务，需要他出席会议，他就出席，其余的事，他就不过问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基督教界的领导人之一，他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毕竟是个世界性组织，在一些中国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上，发表了以他署名的文章。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
重返教育岗位后，涂羽卿过了几年安稳、舒心的日子。岁月的消逝，并没有减弱他对教学的热情。他虽然头发花白，但身子骨很硬，腰板很直，没有慢性病。每天他准时夹着他那只陪伴他几十年的公事包走出家门，挤上两辆公共车赶到位于漕河泾的师范学院。他为青年教师开设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课程。他不但英文造诣很深，还能阅读法文、德文和俄文科技资料，业余时间埋头为学生们翻译外文参考资料。涂夫人也被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英语。他们生活安定，心情愉快。
为响应国家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号召，他多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大女儿，动员他们夫妇回国服务。涂莲英和夫婿吴肇光医生带了四个孩子，一家六口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条件，于1956年和一批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回到祖国。他们先到北京报到，周总理万忙之中，接见了这一批留美回国的中国学生，最后莲英夫妇分配到上海工作。莲英分配到上海肿瘤医院，吴肇光分配到上海中山医院，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他们为祖国的医学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涂莲英成为一名著名的病理学家，为攻克癌症，她带病坚持在研究的岗位上，做到丝尽蚕眠。他们的另两个女儿涂长松和涂省毕业于北京医学院，都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她们神圣的职责。儿子在东北工学院是学采矿的，毕业后服从国家分配，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建设国家的重工业，在边远地区采煤，工作环境艰辛而且危险。涂羽卿夫妇为子女的志愿感到骄傲，看到他们为建设国家不辞劳苦，是莫大的安慰。
经过1957年反右派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几番折腾，全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涂羽卿也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已到古稀之年，有了第三代，周末，有儿孙绕膝，工作之余，和儿孙逗乐，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温馨和乐趣。他唯一的愿望是把余年贡献给教育事业，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人才。
在劫难逃
谁知好景不长，事与愿违。1966年，文化大革命把他从讲台上拉了下来。涂夫人也从华东师范学院退休。 忽然间，上海师范学院出现铺天盖地针对涂羽卿教授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并非学生们写的，而是从青年会和三自爱国运动会送到学校的。大字报揭发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显然这次有人要把他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学校里的“革命小将”立刻对他采取行动，。一批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多次到他家抄家，先把涂老先生打了一通。老先生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任他们打，闷声不响。老夫人是个硬性子，天生倔强，她要保护她的丈夫，用蹩脚的中国话说：“你们打人，你们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红卫兵对这外国老太太的反应感到惊讶，停止殴打，但不善罢甘休，要把这个家抄个底朝天。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个有洋主妇的家，竟然空空荡荡，客厅里只有几把藤椅子，连一张沙发也没有，更没见到有洋玩意儿可抄走。红卫兵更失望的是，他们既无金银财宝，又无大量存款。唯一可列为四旧的是八个书柜的书，包括一部分外文书籍和几件旧西服。翻箱倒柜也没有发现电台和发报机之类，失望地扬长而去。在他们离去之前，涂夫人礼貌地对他们说：“请把那本英语辞典给我留下。”小将们手下留情，把辞典还了给她。这本辞典整整陪伴了她十年之久，十年中，除了英文版的毛语录，这是她唯一的读物。这个家又经历了一次扫荡。这是他们一生中第三次了。
紧接着是对涂老先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涂羽卿名曰进了学习班，实际上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由于受不了人身侮辱，他趁上厕所的机会，用剃刀割颈上的动脉。被发现时，他已大量出血，昏到在地。学校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醒来之后，见到身旁的妻子女儿，对她们说，他万念俱灰，没有活下去的愿望。老夫人对他说：“人间虽有这样那样残忍的事，但你不应该绝望，你享有妻子儿女的爱。人固有一死，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用自己的手夺去自己的生命”。经学校同意，他出院后回家养病。从此，他终日紧锁双眉，没见他有过半丝笑容，确实活得很勉强。不久，他又得了一次小中风，行动困难，说话声音很弱。老夫人为人一向乐观，她心想，对这样一个老弱病残还能采取甚么样的行动。
1968年的春节，儿子儿媳，带着大女儿一家三口到上海去探望他们。走进家门，里面漆黑一片，走到里屋，只见一盏五支光的台灯亮着。两老就坐在黑乎乎之中默默无声地过春节，“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过节日的。也没有人敢上他们家，因为凡是他们家的来客，上电梯前都要受到一番盘问：“你是干甚么的？你去他们家干甚么？和他们家是甚么关系？”还必须登记姓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十分惦记这两位老人，谁也不愿来受这番审问。老太太走在街上，熟人见到她，也回避她，以免因起麻烦。
自从文革开始后，家家家户户都挂上毛主席的像。涂夫人起先就是不挂，她很坦率地说，她不同意每家每户挂领袖像的做法，她说，基督徒家庭也并不是个个都挂基督的像。经女儿多次劝说，她同意只挂《毛主席去安源》那张画。她说：“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品挂在墙上。”以后又用一串彩色小灯泡围着这张画作为装饰，晚上点亮小灯泡，让屋子借点光彩。那年代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但是涂夫人就是不戴，她的理由是，把领袖的头像佩戴在衣服上，是对领袖的不恭敬。所以她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
自从老先生从医院回家后，老夫人满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她的盲目乐观很快破产了。他们所住的大楼里，有些住户是高级知识分子，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接连有人跳楼自杀。从美国回来在上海肿瘤医院工作的大女儿涂莲英也被隔离审查。老夫人开始觉得情况严重。7月，忽然来了几个人，在他们家门上贴上封条，然后把他们两人带到上海师范学院，分别隔离。老夫人和三个女干部关在一起。监管人员命令她和她丈夫划清界限，交代他的问题。令她费解的是，还给了她一本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指定她学习最后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老夫人虽在华东师大教书，但她一向免于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她根本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她捉摸不透，这是为什么？叫她揭发、检举她丈夫，等于叫她背叛，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她被隔离了九个月之久，什么也没交代。监管人员觉得这外国老太，不好对付。文革以来，她把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版读得熟，学会用这武器和红卫兵打交道。红卫兵凶狠狠地对她叫喊：“你，不老实！”。她回敬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我说根本不存在的事情，究竟是你们不老实，还是我不老实？你们就是枪毙我，我也只会说实话。” 她决不忍气吞声，不怕红卫兵的蛮狠无理，她要反抗。她记得在这九个月的隔离期间，最长的一次“放风”是两个小时。她以后告诉家人说：“我在这两个小时里，晒了晒我的膝盖的关节”。 1969年4月，她被释放，小女儿接她回家，她撕去门上的封条，走进满目尘埃的屋子里。她满以为丈夫也将很快被释放。1969年6月7日，是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她望眼欲穿，希望丈夫能在这个日子回家。每天站在阳台上，望着弄堂口，看看是否有一个白发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进来。她的希望落空了。
在老夫人被遣送回家的同时，涂老先生则被送到香港路59号（注：原为银行俱乐部）“上海市基督教界学习班”，所谓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斗争。据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老先生在他《八五自述》一书中描写了这个所谓“学习班”的情况。徐先生曾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董事，所以他也被拉去参加“学习班”。书中写道：
“学习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有些教会负责人接受前燕京大学校长，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领导，组织政党，反对共产党，走‘第三条路线’。主要审查对象是两个人：涂羽卿和吴高梓。涂羽卿已被隔离在香港路59号地下室多时，学习班有时传他来，叫他交代这个阴谋活动的情况。他态度坚决，说他和司徒雷登只是相识而已，没有深切关系，也根本没有另组政党的事。他的问题早已交代，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涂不多说，不承认。”
从在学校隔离到“学习班”隔离，说明涂老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基督徒二百人左右。大部分人晚上可以回家，重点分子不准回家。地下室临时用书架隔开，给每个“牛鬼蛇神”夜间住宿的一席之地。监管这一批人的是上海市黄浦区工宣队进驻基督教界的小分队。学习班的会上，三自爱国运动的某些人声嘶力竭，逼涂老交代和美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一看，还是五十年代斗他的那批老人马，他心中自然十分反感，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回答很坚决：他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他们残酷斗争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还不罢休，明知他体弱多病，会后还要他干体力劳动。他一生从不养尊处优，不怕干体力活儿，但这场“革命”已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身心。他已力不从心。一次，他在打扫卫生时，发现一块铁片，拾了起来，放进口袋，这一举动被发现后，又挨斗了一整天，直到他昏倒为止。当晚，一位睡在他隔壁的难友听他整整呻吟了一夜，他喃喃自语数百遍：“我没做任何坏事。”
1969年11月，涂羽卿被关进在漕溪路上的前上海市少管所。他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当时这个少管所，已被空军部队接收，专门囚禁重要的政治犯。以后获悉，京剧大师周信芳、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和作家杜宣，当时都曾囚禁在这监狱里。进了这个地方，都以号码代替名字。以后，他又被转移到虹桥机场附近好似监狱的地方，带上手铐，过着罪犯的生活。在严厉的逼供之下，他精神上彻底垮台，承认了诬告的罪名，但又苦于编造不出具体内容，痛苦折磨着他，无法解脱。
……
1970年5月，老夫人最后一次获准送食物去。无情的岁月在这七旬老人的脸上深深刻下了道道纹路。她躬着背，提着东西，挤上公车，从淮海路到香港路去送东西，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老先生原先享受二级教授的月工资300元，从1966文化革命开始到1970年，老先生只能拿15元的生活费，加上老太太的低工资，无法支付淮海公寓的房租。她自己生活费已降到最低水平，邻居董家，看这位老太实在太可怜，有时偷着给她送去一碗馄饨。亲友们见她如此受罪，心中不平。有些好心人在私下说：“这位老人千里迢迢离别祖国到了异国来受这份罪，真是何苦呢？”可是，老太太本人却从没有过这样的念头，从来没有动摇过。她日日夜夜地等待着亲人的归来。
整整两年多，亲人下落不明。她不能再给丈夫去送东西，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定期来向家属收粮票、油票，拿换洗的衣服。老夫人心中起了疑问，莫非人已不在人间，即使人死了，也该通知家属去收尸吧。这种生死两茫茫的日子难熬，性格非常坚强的老人要弄个水落石出。1972年初，她又去香港路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搬走了”，再问：“搬到那里去了？”，回答仍然是三个字“不知道”。她先后走访、写信给黄浦区革委会、上海政协、上海市统战部、华东师范大学等有关单位，从未得到一个字的答复。她甚至写了一封信给江青，寄到北京，要她儿子转寄，当然这封信当即被儿子卡住。其实，涂羽卿早被关进了监狱，前次家属要求见他，是把他从监狱里带到香港路来会见的。他决不是像那些人所说的，能吃、能睡，没有毛病，而是这几年的冬天，他都患肺炎，住进离家只有两站路的华山医院，但从不让家属知道。他们把他当作“要犯”放在单人病房内，门口有解放军把守，没人敢伸脑袋向里张望。
亲人生死不明，家人心焦如焚。经过四年的审查，父亲的问题非但没有结论，而且连死活都不知。这时候，国际形势有了变化，美国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打开了通向中国这扇大门。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9月，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到国务院的信访处反映情况，要求了解父亲的下落。1972年10月，二女儿长松从甘肃到上海，在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见到父亲一面。1972年11月23日，这一天正巧是感恩节，老夫人接到通知，叫她到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去接涂老先生回家。老先生并不知情，车子经过他家的弄堂口，又把他送到香港路，他身子凉了半截，以为又将面临一番批斗。原来那帮人怕家属知道涂羽卿是从监狱里放出来，所以绕一大圈子，故意把他先送到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
涂老先生回到家里，恍如隔世，是梦境，还是现实？在离家的四年多时间里，他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他半响说不出话来，突然开口：“我的小提琴呢？把小提琴给我”。老夫人拿出他在美国上学时买的提琴，红卫兵抄家时的“漏网之鱼”，他接过琴，用颤抖的手拉起他心爱的曲子“如歌的行板”。琴声如歌如泣。他低垂着枯干的眼睛，似祈祷，似沉思，愿音乐治愈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但是，回家后他的心始终没有得到安宁。因为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当局究竟把他看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从1970到1973年每月的生活费提高到35元。但从1966年到1972年底，他已欠房租7070.56元。生活勉强能过，根本无法付清所欠的房钱，只好继续拖欠下去。上海师范学院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没有结论“挂起来的人物”。在他回家之后，精神失常的表现越来越明显。经家属要求，上海师范学院开了证明，送他去上海精神病院就医，诊断结果，他确实患有精神病。家属一再要求给他做书面结论，解除他思想上的负担，有助于他的疾病的治疗。他的问题是上海基督教界当权者给他立的案，但他的组织关系属于上海师范学院，他该归学校管，由学校出面处理他的问题。
1973年，春节前，上海师范学院来了两位代表，奉上级指示，向他作口头宣布：“你的问题，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过去有文字的结论都可以作为一张废纸，如今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口头宣布，任何时候都可以不予承认。最后，两位代表还对他说：“至于你隔离时的情况，没有必要对别人讲。”这种带威胁性的口吻只能使他已有沉重的压力更加沉重。他的疾病日益恶化。事实上，他的儿女一直想了解他被隔离时的遭遇，老人总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说，断断续续，他们得知他是被监禁在牢里，受过拷打，带过手铐。以后和他同时监禁在少管所的林永俣先生（林则徐的第五代孙，涂老的一个学生）透露说，由于涂老晚上哭、喊、呻吟，大冷天晚上，罚他带着手铐站在露天，以至于得过几次肺炎。尽管妻子儿女多方精心照料，给他人间的温暖和爱，深情地劝他安心养病。但他的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他一日不安，病也治不好。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叛，使他被损坏和被侮辱的身心全线崩溃，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丧失殆尽，就像彻底被毁坏的一台机器，无法修理。
入土未安
1975年夏，他又患肺炎，气管被痰堵住，不能正常喘气。医生要切开气管，插入管子把痰吸出，他央求医生，不必抢救，费劲地吐出几个字：“让我走吧”。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以后几个月，他一直住在华山医院，再也没回过家。住院期间，妻子、女儿、外孙去陪他。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女涂诚到上海去看他，他见到这个出生在他被隔离那一年的小孙女，已是个小学生了，他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这是他回家后，家人第一次见到他的笑容，也是最后一次。在他住院期间，老太太经常去探望，在他的病床边，望着他痛苦的表情，和他叙叙家常。老先生沉默不语，他唯一安慰她的话是“孩子们会对你好的”。他们最后一次谈论的严肃的问题是宗教信仰。老太太问老先生：“你是否还保持你的信仰？”。老先生回答说：“我不相信童贞女生下耶稣这一说法，但是我相信宇宙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老太太早在1931年，她第一个男孩，在没见到他父亲的面就死去之后，就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她不知道上帝究竟是否存在。
1975年9月，大女儿莲英出差在东北，儿子继正在石家庄农场劳动，小女儿涂省在北京探望她病在医院的儿子徐超，只有二女儿长松在上海守护着他。11日中午，他的二女回家吃饭，外孙袁忠坚陪着他，见他呼吸减弱，赶快回家报告，女儿赶回医院，见父亲终于带着他的“问题”走了。老夫人拒绝见她丈夫最后一面，她说：“我要永远保持他活的时候的形象”，她还说，“你们不要把他的骨灰带回家来。我不要听到周围有哭声。人死了，哭也没用了”。
上海师范学院得知消息后，总算来了两个人问老太太有什么要求：老太太说了“四个不要”：一不要办丧事；二不要追悼会；三不要带黑纱，四不要骨灰。她说，这些都是“四旧”。文革期间，在所谓破“四旧”时，上海的公墓全被捣毁了。
儿女门从外地赶回上海，儿子、女儿、外孙袁忠坚把老人送到火葬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火葬场要家属送去死者的衣服时，老太太先拿出一条深红色的被单，并写了一个条子说：“他能不能盖红被单？如果不能，请退回，我死时可以用。”（注那时红色只属于革命者用）。这是一条缝补过的旧被单，因为被单不够长，二女儿长松给接上一块。老太太说：“现在全国困难，大家只有有限的布票，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衣服去烧掉，这不是浪费吗？人赤条条来，也可以赤条条去”。对中国红白喜事的浪费，她持反对的态度已有几十年之久，从她踏上中国的国土开始起，她对中国的这些习俗向来无法认同。最后涂老先生的骨灰由在上海的大女儿和小女儿各拿一半带回家。小女儿把骨灰带回她的家，埋在小院内的玫瑰花坛下。
从涂老去世后到1979年，他的四个子女为他们死去的父亲的一个书面结论奔走，遇到种种阻扰。作为涂羽卿的专案组长李xx当然不愿痛快地承认这是个错案。而且，在文革之后，他又获重任。这座大山是他们几个子女逾越不过的障碍，费尽周折，听够令人刺耳的训话：“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们联名上书给邓小平副总理，给中央和市统战部，经过多次努力争取，最后得到一张纸：上面写道：“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认为涂羽卿同志作为美特嫌疑而立案隔离审查是错误的。所谓基督教美特潜伏组织是一起假案，应予否定”。这张纸对逝者已无意义，对活着的略有安慰，可是，子女们心灵深处的伤痕已无法弥补。
1979年11月2日，上海师范学院为他举行骨灰安放、平反昭雪的仪式，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老夫人从不赞同任何殡葬仪式，但这次破例，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骨灰安葬，而是为她丈夫平反昭雪，让她子女解脱苦恼。在她心中，无论是平反还是不平反，他永远是个坦荡的君子。涂老夫人，子女、孙辈，生前好友及其子女，同事、学生、邻居前来送花致哀。老夫人唯独谢绝了四个人的花圈，她不愿这四个名字在她丈夫灵前出现。她认为如果她丈夫在九泉之下再看到这几个人的名字会有极大的伤痛。她不顾他们几个的官职节节上升的这个现实情况，不怕惹是生非，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们多年的老邻居周谷城教授亲切地用英语对老夫人说：“你的丈夫是个正人君子，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老夫人噙着泪花骄傲地回答：“是的，他爱国、爱家、爱学生、爱朋友，他撒向人间的一片爱心永留我们心间。”
笔者在大洋彼岸翻开当时有关的纪录、信件，查到在国外保存的涂老先生与友人的通信和他发表过的文章。字字句句跃然纸上，记载着这个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学者的心路历程。回顾和记述这位值得我们尊敬的长者惨痛的经历，是个痛苦的过程。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痛苦经历，而是千千万万个忠心耿耿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怎能忘却。
注：本文摘选自涂羽卿先生儿媳李宜华编写的《不能忘却LEST WE FORGET——纪念爱国教育家涂羽卿博士》一书（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