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镇   来源：中国石油报  时间：2010-10-01

20世纪30年代陈贲（中）与清华同学在一起

（图片来源：陈忠勇主编：《清气长留：纪念石油地质学家陈贲诞辰80周年文集》，三峡出版社，1995）

1939年春陈贲（前排左三）与清华地质同学摄于昆明

（图片来源：陈忠勇主编：《清气长留：纪念石油地质学家陈贲诞辰80周年文集》，三峡出版社，1995）

    在欢庆国庆节的时刻，我们不应忘记为了我国的石油工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一生的新中国第一位石油总地质师、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陈贲。

　　陈贲1914年生于湖南长沙，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39年由西南联大地学系毕业后，进入已在世界上获得很高声誉的中央地质调查所。1940年参加玉门油矿的地质勘探工作，并成为中共玉门油矿地下党支部的重要成员。他通过对玉门油矿地质的多年研究，于1945年在当时最具权威的地质学杂志《地质论评》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玉门油田生油层为陆相上侏罗纪，成为继潘钟祥、谢家荣、黄汲清之后，我国自主科学成果“陆相生油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45年春，陈贲被派往美国考察学习，于1946年夏回国后调入新成立的上海中国石油公司勘探室。

　　台湾在被日本侵占时期便开始了石油的开发，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极有发展前景的地区。为了解掌握光复后台湾的石油地质情况，陈贲上任不久便被派往台湾作石油资源的调查。陈贲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台湾可能生油的地区，并认真研究日本人留下的地质图和资料，经过数月调查，最终完成了《台湾石油资源状况的调查报告》。

　　1949年初，陈贲参加了中国石油公司的护产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陈贲以社会主人、中国石油工业主人的身姿，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石油地质勘探事业中。

　　1950年4月，陈贲随中国石油公司军代表徐今强到北京，参加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徐今强宣读了《石油工业地质勘探现状与今后勘探部署》的报告。这份在当时极为重要的文件是陈贲撰写的，凝聚了他投身石油地质事业十余年的科研与实践的成果，对开国之初的石油勘探工作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会上即宣布成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石油部门“石油管理总局”，下设“西北石油管理局”，陈贲任陕北勘探处副处长（陕北是当时石油勘探的主攻方向）。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已去世，但从“年轻一代”的老人回忆中，仍可感受到他们在会议后，落实地质勘探计划时的兴奋心情。中科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田在艺当时担任陕北野外地质调查队队长，他回忆陈贲向他传达会议精神时说：“陈先生亲切地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了，旧的封建社会铲除了，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发展，对能源的需要更迫切了。老君庙（指玉门油田）那点儿油是远远不够的。石油工业要加速发展，因此要求地质勘探要加快步伐，尽快找出大油田来。我们在陈先生的带领下，为了很快找出油，使新中国石油工业兴旺发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爬高山，穿深谷，走沙漠，踏黄土，为寻找大油田而奋勇前进。”

　　陈贲是一位治学严谨，尊重科学，不唯上，不唯权威，特立独行的地质学家。1951年，苏联专家在甘肃永昌的窑水构造定下一口深探井，并制订了在开钻的同时建设固定的地面设施，包括生活设施。这个方案是完全根据苏联经验制订的，而苏联专家在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开钻后，陈贲根据钻井取样的地质资料，认为目的层会打在变质岩上，使这口井成为废井。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资金极其紧张。为使国家避免更大的损失，陈贲不顾“反对苏联专家”的帽子，果断地提出立即停止钻探，改变设计，进行侧钻打断层上盘侏罗系油层。但由于苏联专家的专横，反对没有生效。钻探的结果正如陈贲所料，打在了变质岩上，这口井连同已建成的地面设施全部报废，造成重大损失。此次钻探失败使陈贲痛苦不堪，为汲取教训，他撰写了《使用深井钻探应注意的事项》，详细阐述了构造选择、探井布置、标准施工设计的原则，以及地质人员的责任，对当时的钻探工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2年春，陈贲调任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处主任地质师。在这个职务的任职期间，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地质调查制度和工作规范，为新中国初创的石油地质勘探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3年，陈贲与其他地质人员一起，发现玉门油田为“水驱动型”油藏，参照苏联经验编制了顶部注气，边缘注水的油田开发方案。这是我国石油工业运用注水工艺的发端之作。

　　1954年，陈贲向石油管理总局提出了对华北平原进行钻探的建议。1955年1月，石油管理总局召开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会上确定在华北平原进行地球物理勘探。陈贲根据地质资料分析，确定了华北一号、二号井位，预测将会有重大的发现，并派出地质队到二连盆地普查，为后来华北油田和胜利油田的全面开发奠定了基础。由于陈贲杰出的工作，这年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大会上他被选为理事会理事。

　　1955年7月，石油工业部成立，陈贲出任勘探司第一任副总地质师（时总地质师出缺）。1956年，陈贲随康世恩部长助理到新疆研究加速石油勘探的方案。苏联专家坚持以往的坳陷勘探，陈贲提出：盆地中部深坳陷生油，可向周围隆起或边缘运移。构造的北部隆起高，有断层和不整合，运移通道良好，油储丰富。因此，应加强北部地区勘探。康世恩同志最终说服了苏联专家。随后，陈贲提出开展十条东西大剖面，同时进行勘探的建议。这一建议打破了过去在构造上一口一口打探井的缓慢局面，当年便探明55平方千米的地下储量，很快便拿下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陈贲在担任副总地质师两年余的时间内，不仅做了大量石油地质勘探技术决策上的工作，重要的是做了大量的指导性和方向性的工作。

　　他提出了在石油勘探单位应搞经济核算的建议。他说，绝不能容忍各大探区大量浪费国家投资和设备的现象，必须注意勘探效果，对那些只图向国家要投资，大量浪费国家资财又拿不出储量的单位，应减少以至取消投资。

　　他提出了石油勘探工作应以为国家找到地下石油储量为最终目的的建议。石油勘探工作要以储量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标准，而不应以钻井进尺指标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标准。

　　他提出了成立全国石油储量委员会的建议，设立全国统一的石油勘探技术标准。

　　他的这些建议都是为当时石油勘探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的。最为慨叹的是，在“反右”运动最高潮的时刻，他还在做石油地质勘探制度的建设工作。他到各探区做了数月的调查，回京后向上级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对现行的计划任务办法的意见及修改建议”，其中包括了以上的建议。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的这一建议成为批判材料，他本人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下放青海冷湖。

　　但对于志存高远的人，逆境并不会阻挡住他追求理想的信念。到冷湖青海油田后，陈贲一方面埋头读书学习，一方面深入研究冷湖的石油地质构造。管理局交给他编制油田开发方案的工作，在研究冷湖油田的富集规律后，他运用渊博的学识对冷湖第三系油田，首次提出了是由侏罗系油层补给的观点。他认为：冷湖第三系地层不具有生油的条件，其特征可能是沿断层垂向运移的“次生油藏”，其油源来自侏罗系。由于他的政治身份，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得不到重视，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管理局终于同意在冷湖4号构造部署冷17井钻探侏罗系。结果获得了可喜的工业油流，证实了陈贲判断的正确。这一论断不仅对冷湖油田的开发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内断块油田的研究也是一大贡献。

　　1966年6月15日，由于对“文革”的失望，陈贲在冷湖告别无限眷恋的石油工业，走向了人生的终点，年仅52岁。

　　陈贲作为一位老油人、老共产党人，对新中国的石油事业赤胆忠心，他的一生不仅仅是把石油当做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而是将魂魄融化在石油中，以表达对新中国的爱。他的妻子黄佩文老人告诉笔者，她与陈贲1942年结婚，24年的夫妻算来共同生活的时间也就7年，解放前还能在一起长些，解放后他几乎忘了这个家，常年在各探区、油田和野外跑，身心都投入到石油上。1955年全家来到北京，本想终于可以团聚了，谁料分别的时间更长。

　　陈贲的才华和学识在老一辈石油人和地质学家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坚持真理的精神更被他们所敬重。他认为科学是纯洁的，是不能被玷污的，坚持科学的真理性是科学家的责任和良知。即使在他身处逆境，被开除党籍，下放冷湖，依然对关心他的同志表示，他所提出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决不反悔。告慰陈贲的是，他的建议在国家改革开放后，已完全成为了现实。

　　让我们缅怀这位平凡而伟大的石油地质学家。

   （本文转自中国石油新闻中心，http://center.cnpc.com.cn/zgsyb/system/2010/10/01/0013082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