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宏

    1958年学校在学习苏联教育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倡“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汽车教研组和实验室的一些教师和师傅余志生、蔡景泉、黄实和我等人认为微型小客车比较适合当时的国情，就决定带领当年毕业班汽8班的部分同学在汽车实验室自己设计并制造微型汽车。当时在首都北京的街道上除了公共汽车和少量机关用的小汽车，还存在大批的人力三轮车供普通市民乘用。三轮车工人的劳动非常幸苦，在风雪气候中工作条件尤其恶劣。此时乘客和车夫更形成鲜明的“不平等”印象。我们设想设计制造一种适合我国国情、成本较低的、可作为出租车来代替人力车的微型汽车，这样不但可以使学生在设计制造的实践中增长才干，还可以消灭“人拉人”的“不平等”现象。

    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刚刚起步，只有1956年建成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按苏联图纸制造载重汽车，小客车全靠进口或半手工少量仿造外国汽车，国内更没有人设计过汽车。我们搞微型汽车的全组师生基本上都是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人在国外的汽车厂学习过，但是大家热情非常高，本着自强不息、敢于创新、群策群力的精神，在汽车实验室简陋的制造条件下，用自行车车架钢管焊接了一个车架，用北京摩托车厂生产的单缸发动机，制成一台前轮驱动、后轮转向的三轮微型汽车。在此过程中还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后轮转向的汽车，转向轮向右、车子是向左转弯的，我们弄反了，试车时车子差一点掉进沟里，但我们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该车与全校其它各毕业设计项目成果一起在图书馆展览。8月份，周恩来总理来校参观看到这辆微型汽车，认为这个项目很好。希望我们再造一辆好一点的给他看。学校党委立刻决定参加微型汽车项目的汽8班同学延期毕业，争取在国庆节之前再设计制造一台好一点的汽车向国庆献礼。学校还指示我们设法争取较好一点的制造条件，我和发动机教研组教师黄鼎模立即找到我们熟识的北京市交通局朱临副局长，告之周总理交待的任务，希望得到制造方面的支援。朱局长向北京市委汇报后，决定由首都汽车公司汽车修理厂制造我们的微型汽车。

    在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北京汽车厂制造的四缸风冷发动机的配件、设计了一台单缸发动机；采用后横置发动机的总布置，避免了汽修厂不能制造的锥齿轮；选用皮带无级传动系统，取消了一般汽车所需的排挡，以便不会开车的三轮车工人驾驶。经过约四十个昼夜的努力，终于在国庆节前制成了一台新的微型汽车。在总装配时，我们这些负责指导的老师三天三夜没离开过车间，最后由我们把车子开回了学校。系总支副书记高原带领黄鼎模和我去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报告任务已完成，当时齐燕铭秘书长接待了我们，说总理如有时间就会通知看车。于是大家回校开始休国庆假。

    休假期间，有一天上午市委有人来看车。车子在实验室转了一圈，驱动半轴就断了。这时学校收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让我们下午三点开车去中南海给周总理看。当时首都汽车修理厂已没人上班，我们只能在学校的实习车间赶制一根半轴。因为时间太紧，我们决定将微型汽车装上解放牌卡车运去中南海，路上边修车边赶路。当时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汽车这一部分的构造，于是我干脆钻到微型汽车底下，在卡车行驶途中将新的半轴装好。到了中南海，我们把微型汽车由卡车上抬下来，我将车开进了总理办公室大院。这台单缸机汽车噪声较大，总理大概听到车声就迎到院子里来了。总理第一句话便开玩笑“你们再不来，我就要到清华看你们了”。我请总理在院子里乘车转圈时汇报了设计的特点。当我说到这辆车没有变速排挡，不会开车的人也很容易学会驾驶时，总理就问“我不会开汽车，能否试开这个车？”。当时我和总理换了座位，我在旁边帮他扶住方向盘，总理很高兴地在大院试开了我们的微型汽车。试完车，总理鼓励我们说做得很好，希望我们将车子的噪声和振动再减少一些、将来还可以供家庭用。

    回校后，我们又再接再励改进设计，将单缸机改成了对置双缸发动机以减少振动。年底之前又试制出两台微型汽车。正好总理此时带领外国元首来清华参观。一次是缅甸总理吴努，另一次是朝鲜元首金日成。总理每次都向他们展示我校师生自行设计的微型汽车，我开着微型汽车带首长们在校园内转圈。在金日成首相来时，总理再次提出亲自驾车试验。于是在汽车实验室大院里，总理又一次开了我们的微型汽车，留下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此后，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前，不断改进微型汽车以及设计微型越野汽车等一直是汽车专业的毕业设计课题。通过这些课题培养出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骨干力量。在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上，微型汽车还被列为获奖项目。周恩来总理对我们当时一帮年青人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鼓励，以及我在母校参与微型汽车项目感染到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对我后半生影响非常深远。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就近照料分别三十年已经年逾古稀的双亲，我移居美国，并进了美国GE公司，专做柴油机发展工作。我没有在美国受高等教育，与国际技术界也隔绝多年，就凭着当年参加微型汽车工作的精神，以及其后在70年代参加490Q高速柴油机研制工作的一些体验，五年之内我就在有一万名科技人员的GE公司动力分部赢得1984年度最高工程大奖。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内燃机分会又在1988年颁发给我年度最佳论文奖，并在1995年授于我“对柴油机燃烧多种燃料有杰出技术贡献”奖状。在我退休后，2002年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SAE)出版了我的专著 《Practical Diesel Engine Combustion Analysis》，此书我己送给母校图书馆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2001年我又应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之聘回到清华讲学。我没能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直接贡献力量，但愿我做的一点技术工作对国内同行有些参考价值。

    （徐大宏，清华大学汽车专业1953届毕业生，曾是汽车系教授，后移居美国，此文写于美国加州）

（本文转自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网站，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dae/7518/2012/20120319141111785160403/20120319141111785160403_.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