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夏鼐是著名考古学家。一般而言，学者都爱读书，但夏鼐爱读书，却到了痴迷的地步。

    清华园里好读书

    读书，对于夏鼐而言，是治学的需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夏鼐日记》的出版，为我们展开了夏鼐在书海中遨游的生动画卷。

    1938年末，留学英国的夏鼐在日记中写到，“今年第一季以参加发掘，漫游近东，无暇阅书，4月底返英时，一共只阅十来本书。以后又以在校中整理古物，从事于串珠之编目，偷闲读书，一年仅阅过80部书，页数达19534（小说及杂志中论文不算在内）”。一年12个月、365天，阅书80部、19534页，月均读书6部以上，日均读书50多页，若算上小说和期刊论文，数量还要多，这尚属“无暇阅书”之年的“战绩”，实在令人既咋舌又汗颜。

    不过，说到集中、大量地读书，还属夏鼐在清华读大学的那几年。1931年9月，夏鼐从燕京大学转学到清华大学，1935年8月，他考取公费出洋留学。据《夏鼐日记》记载，4年间，夏鼐阅读书籍近300种，大部分为学术著作，也有一些中外小说，其中外文原著近百种。

    对于喜欢读书的夏鼐而言，1931年入清华求学可谓运气颇佳。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特别重视图书馆建设。1930年春开始，对图书馆进行了扩建改造。1931年起，依罗家伦所订《校务计划进行大纲》，每年图书仪器经费不得少于全校总预算的20%，即24万元，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为清华成立以来图书预算最高额。夏鼐在清华大学期间，图书馆藏书逐年增长，到1933年，中西文图书合计已达24万余册。

    当时清华园读书风气很浓，各位老师对读书的要求也很严，给学生布置了大量阅读材料。即便是节假日，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座无虚席。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夏鼐尽情地享受着阅读的乐趣。纵观他在清华期间的日记，记事大都很简略，唯“读书账”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日记的全部内容就是当日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比如，1931年10月4至8日的日记，只记了“阅书：《莎氏乐府本事》（全书368页，完）”这么一句。10月12日和13日，同样也只有一句“阅书：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之起源》（全书290页，完）”。由此可见，读书几乎填满了夏鼐清华生活的全部。

    夏鼐读书勤奋，不因病痛或外界纷扰而中断。1931年12月9日，他身体不适，发烧39度多，头脑发昏，住院治疗。在病房中，他依然没有停止读书，住院四天，读完了梅森的《书写艺术史》外文原著。1931年日记文末，夏鼐有一条“补记”：“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

    清华本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约束较严。北伐期间，国共两党力量进入校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反日情绪高涨。清华园里也是如此。事变第二日，清华学生会就设立了“抗日救国会”，通电政府主战。27日，全体学生大会决议，停课3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2月，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200余人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夏鼐这条“补记”写于1954年9月18日，“民族观念淡薄”、“醉生梦死”等语言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其实，在民族救亡大潮面前，夏鼐并没置身事外。1931年9月24日，他参加抗日宣讲，步行二三十里到沙河镇，入昌平县城，沿途演讲日兵暴行。不过，政治活动并非夏鼐所热衷，他的更多的精力仍是放在读书上。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一点来看，那时的清华大学，多元自主是学生思想的主流，大家都根据自身禀赋和兴趣选择着人生路向。有像夏鼐这样一心读书的，也有如他的同系师兄胡乔木那样矢志革命，每天早晨把革命传单放在同学的洗脸盆里的。而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无论“革命”还是“读书”都是为民族进步凝聚向上的力量，都值得浑浑噩噩、虚度光阴者“汗流颜赤”！

    循序、比较、博览的夏氏读书法

    夏鼐读书速度惊人，往往两三天时间就读完一部书。书读得快，却绝不浮皮潦草，而是章法井然，值得后人仿效。笔者以为，夏鼐读书之道可归纳为“夏氏读书三法”。

    一为“循序推进法”，即制定周密阅读计划，有条不紊地扩大阅读量。1932年第一天，夏鼐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年“预备读50部以上”书籍。实际上，日历刚翻到9月9日，他的阅读量已达50部。这一年里，夏鼐共读书66部，可谓“超额”完成任务。1934年1月1日，夏鼐写到，“今天是元旦，但是佳节良辰对于我已失去它们的意义。我仍是依着预定的计划，读了一卷《通鉴纪事本末》”。在《夏鼐日记》中，屡屡可见他自我督促阅读进展的记录，如“此书颇欲从速阅毕，今日起非赶快阅读不可”等，从中皆可体会夏鼐渴望多读书、快读书的迫切心情。

    二为“同题比较法”，即把相同主题的书放在一起阅读，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1932年5月，夏鼐阅读金兆梓的《现代中国外交史》，以刘彦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作比较，发现两书材料相同，章节布局有所区别，金著“条理似较清晰”。读芍唐居士的《防海纪略》时，夏鼐感觉此书内容与石印本魏源《圣武记》中的《洋舶征抚记》相似，就找来后者，放在一起对比阅读，“果然抄袭之痕显然”。阅读外文原著时，夏鼐会找到中译本，边读边校。比如，读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时，即以原文与中译文互相对勘；读科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以“吴某”译本校对，结果发现“吴某译本不大高明，错误处及奥涩文句所在多有，校正译本比读原书还多花功夫”。（“吴某译本”应为吴献书所译《基尔特社会主义》，该书初版于1923年，是共学社丛书的一种———笔者注）同题比较的读书方法，增强了夏鼐读书的问题意识，为其研究能力助益不少。夏鼐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得到指导教师蒋廷黻教授肯定，并推荐给《清华学报》，应有得益于他科学的读书方法之处。

    三为“广收博览法”，即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为学科专业所限。夏鼐在清华大学所学专业为中国近代史。以《夏鼐日记》所载而言，夏鼐所读书中专业书占了一大部分。从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等西人史著，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萧一山的《清代通史》等中国人的作品，以及《曾文正公书札》、《胡文忠公遗书》、《李文忠公全书》、《左文襄公年谱》等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文献，夏鼐均认真研读。不过，夏鼐的阅读视野没有限于史学一隅。相反，他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读了大量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的书籍，还把触角探到文学领域，读了一批中外文学名著，如鲁迅的《伪自由书》、茅盾的《子夜》、伏尔泰的《老实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等。

    了解理论新潮又保持学术定力

    夏鼐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四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低潮，唯物辩证法却在思想界兴盛繁荣。史学家何兹全曾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家、史学家，我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哲学家贺麟也说过：“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九一八’前后十年左右。当时有希望的青年几乎都曾受此思潮的影响。”

    1933年，左派学生在清华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日记看，夏鼐应未参与这一组织，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注唯物史观思潮。实际上，未到清华上学时，夏鼐便已读过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蒲列哈诺夫的《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北条一雄的《社会进化论》（施复亮译本），以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等。在清华期间，他更是相当深入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书籍，还和好友讨论唯物唯心等问题。

    细览夏鼐的清华书单，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的名字赫然在列。在美丽的清华园中，夏鼐不仅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陈启修译本）和《哲学之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和《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章一元译本）和《国家与革命》（华兴书局版）、斯大林的《列宁主义》等一系列书籍。这些“进步”书籍深深地吸引夏鼐年轻的心灵。夏鼐在日记中写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理论很精辟，令人一口气读下去不忍舍置”，他还根据英译本改正了中译本的几处错误，可见其读书之细。夏鼐还阅读过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莱德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史》、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书，对费边式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都有相当的了解。

    吴亮平曾经说过，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如同今天有些人喜欢卖弄西方学术概念一样，当时不少人翻阅唯物辩证法书籍，只是为了赶时髦、装点门面。夏鼐却不是这样，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适用性。1932年3月，夏鼐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日记中摘录了书的要点，并写到：“这书理论是精辟透彻”，“研究中国近世外交史，更必须要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

    在清华期间，夏鼐还读了熊得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这些书是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早期产物。其中，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在当时影响极大，但夏鼐却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陶希圣划分社会史采用的是A.Bogdonov的方法，即把社会发展史分为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先资本主义时代等几个时期。”但是陶希圣“将波氏所谓的‘封建社会’称为‘原始封建社会’，又将奴隶社会所发展出来的农奴制度，称为‘田园经济社会’，放在‘先资本主义’以前。这种分法是否合理？是一问题。纵使是合理，他所划分的中国社会史之各期，是否恰当？又成一问题。有暇当作进一步的研究”。

    陶希圣当时正处于其学术地位的巅峰，出版于1935年的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是这么说的：“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而夏鼐仅是一名史学系的学生，却敢于对学术权威提出质疑，勇气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博大精深的阅读面所奠定的学术功底。查诸日记，早在1931年1月，夏鼐就已读过波格丹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一书，而陶希圣正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中国“门徒”。时光过去80多年了，较之夏鼐读书的时代，传入中国的外来学说既多且杂，以外来理论解释本土问题者亦不断加增，广览西学典籍，探其本意，守我文化根基，独立判断，正是今天为学者所应努力处，这或许是今天我们阅读《夏鼐日记》所应有的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