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凯芬 来源：中国科学报 时间：2014-10-24
与黄先生熟识后不久，我大胆发问：为什么要调到大学来？我觉得这里对你并不太合适。因为内心总认为，像他这样在国防事业上成就卓著的大科学家，到学校工作似乎是大材小用了。
告别厅。深深地鞠躬之后，我注视着黄祖洽先生安详的面容，身体被党旗覆盖，那宽阔丰满的天庭，显得尤为突出。
这是怎样一颗睿智的头颅！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令我高山仰止。从宇宙大爆炸原初物质的产生到各种夸克态，从输运理论到流变学，从固态物质到软物质，从太阳中微子丢失之谜到细胞生命中的钙离子流动……在讲座中，在闲谈时，黄先生为我们娓娓道来。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追根溯源，列出复杂的公式，理出清晰的脉络。他的头脑就像一个知识的宝库，思绪在其中流连，更不用说他曾在反应堆和原子弹氢弹理论方面为国家作出过重大贡献。我们这些后辈难望其项背，也因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从不敢懈怠，更不敢为些许浅见而沾沾自喜。而如今，不久前还曾握过的他那温暖的手已经凉去，那思想深邃的大脑也已永远地停止工作了。
为什么调到大学来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核工业部从事受控热核聚变研究时，黄祖洽先生的名字，就已如雷贯耳。不仅是学识，而且他的严厉，在学界都是闻名的。
1979年我调到师大，不期于几个月之后，就成了刚调来的黄先生的直接下属。第一次去面见先生，心中难免忐忑。
后来才知道，先生在生活中是一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严厉，全在于对学问的严谨，对粗制滥造的深恶痛绝。黄先生的思想非常敏锐，在听学术报告时，反应极为迅速，哪里有误，即刻就被他抓住，毫不留情。一次我汇报工作时，就被先生当场指出：“量纲不对！”让我为自己的不慎深感愧疚，至今不忘。有很长一个时期，所里的许多文章都有黄先生修改的笔迹，错别字是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的，记得有一次，他指着一篇文稿对我说：“你看，光标题中就有两个错别字！”对浮躁作风的厌恶，溢于言表。
与黄先生熟识后不久，我大胆发问：“为什么要调到大学来？我觉得这里对您并不太合适。”这个问题我已经憋了不少时候了，因为内心总认为，像他这样在国防事业上成就卓著的大科学家，到学校工作似乎是大材小用了。
黄先生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但不久我却找到了答案。那是在北戴河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学界泰斗如王淦昌、于敏、黄祖洽都到会并发表讲话。其他前辈谈的内容多侧重于学科发展问题，而黄先生讲的主题却是培养学术接班人。我突然明白了，先生痛感十年动乱造成学界几乎断代，已决心以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教育事业，他要致力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学科带头人。
为什么还上讲台
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以我的愚见，有两个特点。
一是高屋建瓴，例如，在先生的倡导下，我们理论研究室每一周或两周都有学术报告和讨论，主讲人可以是校内外的教师或研究人员，也可以是学生。所涉及领域宽广，未必局限于老师们自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当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时，先生总要求大家分头研读有关文献，并在室内为师生作介绍。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培养具有开阔视野的人才，希冀从中产生出大学问家。
二是，按照黄先生的观点，带研究生的过程，是导师和学生共同探索自然界未知领域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战友，导师只是以自己的学识和研究工作的丰富经验，鼓励和帮助学生独立地提出和解决问题。黄先生的研究生，选题的范围非常宽，他们在与导师共同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科研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写到这里，不禁想到，近些年常有新闻见诸报端，说某些导师把研究生当作项目的廉价劳动力，甚至以此为自己谋利。这样的事情，对于黄先生这样真正的学者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黄祖洽先生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献给了培养青年一代学人的事业。几年前，有记者问及：先生80多岁了，为什么还上讲台，他言简意赅：“我是老师，当然要讲课。”
离开原子能事业后，在30多年的耕耘中，他对科学的热爱、对研究的热诚以及严谨的科学精神等都已像种子一样，洒在这片热土上。他满腔热情地工作，期待着种子生根开花结果。
那还是先生到我们学校后不久的事，我和一位同事写了一篇论文，在投出之前，交他审阅，他即刻将文稿作者中他的名字删去，并说他不会像有些当领导的那样，不管是否对工作有实质贡献，都要把自己的名字挂上。
又一次，我奉命起草对一个科研工作的评语，虽然拿不准，但人情难却，还是写上了“国内领先”这样的字样，在送交黄先生审阅时，这句话被他划掉，并严肃批评我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学浮夸之风。这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此后多少年，除共同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外，我再不擅自为黄先生在文章中署名，并下定决心，绝不在科学真理面前做人情交易。
还记得，1982年，我到联邦德国客座访问之前，黄先生谆谆嘱咐我，不仅要学习他们已有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目前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教导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只有迎头赶上，才能弥补失去的岁月。
生命创造的奇迹
先生是一个生性好动的人。上世界80年代时，每逢周末他总是与恩师彭桓武先生相约骑自行车到戒台寺一游，借以锻炼体魄并讨论科学问题；黄先生爱爬山也善于爬山。
除了这不多的爱好，在我跟随黄先生二十多年间所看到的是，工作就是他的一切，物理就是他的一切。
那些年他家的桌子上，除许多研究生论文外，永远堆着一摞《物理学报》新一期待发表的稿件，作为主编他要终审，还要为有争议的稿件作定夺。
一次春节去他家看望，却恰逢他与彭先生正通过电话热烈地讨论某个物理问题。据说，就是在这次病重期间，黄先生还在思考着中子理论一个可能的重要应用。
我的书架上立着一本黄祖洽先生翻译的《量子场论》，那是认识他以前很久买的。后来在先生与我们闲谈中我才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清华时曾遭遇严重车祸，昏迷了整整一个月。当时不少人预言说，即使苏醒过来，他也永远搞不了高深莫测的理论物理研究了。然而，人们想不到的是，就在因车祸休养的那一年里，他就以顽强的毅力翻译出了这本《量子场论》，此后，黄先生不仅恢复了脑力，而且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
几年前同事告诉我，她为黄先生去医院看他的脑部CT片时，医生指着片子上因当年车祸留下的斑斑血管堵点说：“这个人不能自理了吧？”“不能自理？啊，不！他讲课，他研究，他带学生，对许多人望而生畏的那些高深理论，他的反应常常比年轻人还快！”黄先生以他的经历向我们证明了，生命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
这个医学都无法解释的了不起的大脑，高速运转了90年，现在，它可能需要歇歇了。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大学范核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