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一介 来源：凤凰网读书 时间：2014-09-11
我父亲汤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欢用他那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赋》。我记得我的祖母曾经对我说，我祖父汤霖就最喜欢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我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甘肃任职知县，我父亲就生在甘肃。据我祖母说，我父亲小时候很少说话，祖父母都以为他不大聪明。可是，在父亲三岁多时，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头到尾学着我祖父的腔调吟诵着《哀江南》。我祖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一直听着，不禁大吃一惊。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惜她在十五岁时在昆明病逝了)。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得睡午觉，父亲总是拍着我妹妹吟诵《哀江南》。我听多了，大概在六七岁时也可以背诵得差不多了，当然我当时并不懂它的意义。今天我还会用湖北乡音吟诵这首《哀江南》。《哀江南》是说南明亡国时南京的情况，其中有几句给我印象最深，这就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大概真的就是如此。我想，我祖父和父亲之所以爱读《哀江南》，是因为他们都生在中国国势日衰的混乱时期，为抒发胸中之郁闷的表现吧!我对我祖父了解很少，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现在我只保存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此长卷中除绘有当日万牲园之图景外，尚有我祖父的题的《自序》和他的学生祝他六十岁生日的若干贺词。从祖父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伤时忧国之情和立身处世之大端。《自序》长五百余字，现录其中一段于下：
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则劳于吏事……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遇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券。
此次游园，我父亲也同去了。这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大概是我父亲留下的祖父唯一的遗物了，图后有诸多名人题词，有的是当时题写的，有的是事后题写的。在事后题写的题词中有欧阳渐和柳诒徵的，辞意甚佳。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在国文课中有些唐宋诗词，我也喜欢背诵。一日，父亲吟诵庾信《哀江南赋》，并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找出这赋，说：“也可以读一读。”我读后，并不了解其中意义，他也没有向我说读此赋的意义。1944年，我在重庆南开读高中，再读此赋，则稍有领会。这首赋讲到庾信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而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赋中领悟到，我父亲要告诉我的是，一个诗书之家应有其“家风”。因在《哀江南赋》的序中特别强调的是这一点，如说：“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云云。近年再读祖父之《游图》中之题词，始知我父亲一生确深受我祖父之影响。而我读此题词则颇为感慨，由于时代之故我自己已无法继承此种“家风”，而我的孩子们又都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和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了。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则“有去无回”，此谁之过欤!得问苍天。不过我的儿子汤双博士(一笑)也会吟诵《哀江南》，四岁多的孙子汤柏地也能哼上几句。但吟诵《哀江南》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我想，他们或许已全无我祖父和父亲吟诵时的心情，和我读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谓“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大概传“家风”也不会过三代吧！
1993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虽无力传“家风”，但为纪念父亲之故，谈谈我父亲的“为人”也是一种怀念吧!
在我祖父的题词中，我以为给我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
父亲一生淡泊于名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一直是教书，虽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多年，他都淡然处之。平时他主要管两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羡林先生对现在我国这种评职称的办法颇不满，他多次向人说：“过去用彤先生掌文学院，聘教授，他提出来就决定了，无人有异议。”盖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无私心故不会有人不满。二是学生选课，他总是要看每个学生的选课单，指导学生选课，然后签字。故他的学生郑昕先生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说：“汤先生任系主任时行无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为而不乱。”现在看来，“无为”比“有为”确实高明，自1957年后北大哲学系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45年胡适接任北大校长后，有一阶段他留美未归；西南联大三校分家，北大复员回北京，事多且杂，时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长期在重庆，因此我父亲常受托于傅先生处理复员事务，自是困难重重，他只得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来为北大复员尽力了。后胡适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亲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亲也就是帮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北京东厂胡同一号成立了一个“驻北京办事处”，傅斯年请我父亲兼任办事处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亲全数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拿另一份。”而他对办事处的日常事务很少过问，由秘书处理。记得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所给稿费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当时稿费标准，对此也无所谓，后他的学生向达得知，看不过去，向中华书局提出意见，中华书局给以高稿酬。这又使我想起，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我父亲那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得到这消息后，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我父亲对金钱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对他的学问颇有自信。
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给了八千元，我母亲颇不高兴，但我父亲却说：“北大给我们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亲任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当时无校长)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过问政治，实是有职无权，此事可从许德珩为纪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长，让他分管基建，这当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无怨言，常常拄着拐杖去工地转转。我想，当时北大对他的安排是完全错误的，没有用其所长，反而用其所短，这大概也不是我父亲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识分子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钱穆在他的《忆锡予》(我父亲字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之流矣”（钱穆：《燕园论学集》，24～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确如钱穆伯父所言，父亲治学之谨严世或少见，故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经典性著作。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所说：“汤先生……所著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的丰富，方法的谨严，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胡适在看此书稿时曾在日记中记有：“读汤锡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全日为他校阅。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的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权威之作。”(《胡适日记》，1937年1月17日)其治“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父亲做学问非常严肃、认真，不趋时不守旧，时创新意，对自己认定的学术见解是颇坚持的。但与朋友相聚论政、论学，他常默然，不喜参与争论。故我父亲与当时学者大都相处很好，无门户之见，钱穆与傅斯年有隙，而我父亲为两人之好友；熊十力与吕澂佛学意见相左，但均为我父亲的相知友好；我父亲为“学衡”成员，而又和胡适相处颇善，如此等等。据吴宓伯父原夫人陈心一伯母说：“当时朋友们给锡予起了一个绰号叫‘汤菩萨’。”陈心一伯母九十九岁，住吴学昭处。我想，这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是“圣之和”者，而非“圣之时”、“圣之任”者也。
我父亲虽有家学之传，并留学美国，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外，几乎无其他嗜好。他于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京戏，不喜饮酒，只抽不贵的香烟；他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会跳舞，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英文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或者带我们去散散步，在田间走走。我父亲的生活非常节俭，从不挑吃，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我母亲为他做的布书包去上课。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馒头片，放上一点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满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没看清，把茶叶末当成黑芝麻放在馒头片上，他也照样吃下去，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
我父亲一生确实遵照我祖父的教训：“素位而行，随遇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娱乐”。我想，像我父亲生在国家危难之时，多变之际，实如钱穆伯父所说是“一纯儒之典型”。从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继家风、为人为学、立身行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忧国忧民之胸怀，现录“跋”中一段于下：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唯今值国难，戎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唯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则拙作不为无小补矣。
这篇“跋”写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远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训，对祖父的教导或稍有体会，当以此自勉也。
原刊于香港《大公报》，19931024
（摘自《汤一介集》，汤一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