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传骝  来源：文汇报  2014-09-25

   王淦昌（1907.05.28—1998.12.10），江苏常熟人，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被誉为“中国核武器之父”、“中国原子弹之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1952年任教浙江大学，曾担任物理系主任。

    1961年，领导选派王淦昌教授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原子弹。这个安排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已取得重要成果的领域改做不熟悉的工作。

　　王老师是一位世界级的知名科学家。此前不久，他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亲自指导和参加高能实验物理研究，并任组长，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成果。面对新的任务，王淦昌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决定，来到核武器研究所（北京九所）担任副所长，主管爆轰物理实验研究。

　　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王淦昌的技术秘书，协助王老师一起参加各项试验工作。王老师的一言一行对我教育很深，从他那里我学到许多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的道理。

　　王老师到北京九所报到后，立即深入实验室和试验场地第一线，快速熟悉了解试验进展情况。对于自己分工负责的爆轰物理实验研究各方面的工作，他极端负责，不满足于听听汇报，总是亲自深入到工作场所查看询问，并亲自动手操作。

　　对于内爆型原子弹，爆轰物理实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炸后所产生的爆轰波转换成向心的冲击波来压缩核材料。一种办法就是用若干个以平面波发生器为基础的曲面波发生器拼合在一起，人们将这种发生器简称为聚焦元件。设计研制的聚焦元件要通过爆轰试验调正定型，王老师与陈能宽教授和技术人员一起，通过上千发爆轰试验，研制出能产生合乎要求的波形和冲击波速度的聚焦元件。

　　爆轰物理实验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炸药部件的浇注成型。对王老师来说，这是个新的领域，但他并不畏惧，亲自动手操作，向现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习，并把自己在别的方面了解的情况和技术介绍给大家。例如在研究高爆速时，要将爆速高的固相炸药用液相炸药来粘结。如何提高固相炸药的含量并使它成型？这是一个工艺上的难题。王老师提出真空浇注法，并指导大家去做。经过试验，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效，可以按需要浇注出各种形状的高质量炸药部件。在研究低爆速时，又遇到一个新问题，需要在液相炸药里加入固相掺杂物，这就出现了因黏度大而使浇注出来的炸药部件质量不高的问题。王老师在杂志上看到一种用在水泥上的综合颗粒法，经过试验，用来制作低爆速炸药。就这样，我们成功地浇注出各种不同成分配比、不同爆速、不同形状、成分均匀的炸药部件。

　　王老师在深入一线工作时十分谦虚，态度和蔼，遇到自己不懂的地方，不管具体工作人员是什么人，王老师都虚心请教。在技术讨论会上，只要有王老师参加，讨论会就不会沉闷，大家畅所欲言。王老师兴趣广泛，知识面广，求知欲强，总是积极提出各种问题，发表看法，参加讨论。当他认为别人的意见正确时，就虚心接受，哪怕该意见是年轻人提出的，因此大家都喜欢和王老师讨论问题。王老师与老科学家讨论问题时，也十分热烈。

　　在我任王老师秘书期间，就亲眼看到他和彭桓武教授讨论问题时，争论得很激烈。一位是实验物理的泰斗，一位是理论物理的宗师，各抒己见，毫不相让；最后意见趋于一致时，又都十分高兴。这两位大师对待学术问题和追求真理的态度，对我教育很大，很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作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原题为《王淦昌教授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背景知识

　　要使原子弹发生核爆炸，必须使核裂变材料瞬间从次临界状态达到超临界状态。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使数块分别处于次临界状态的核材料瞬间迅速合在一起，达到超临界状态，即所谓压拢型；另一种是使处于次临界状态的核材料瞬间被压缩到超临界状态，即所谓压紧型。前者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但核材料利用率较低，后者实现起来技术要求较高，但核材料的利用率高。两种办法都要靠炸药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来推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是压紧型，它涉及的技术面很广，它的研制对我国科技人员是个新课题，要求攻克无数技术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