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吴敏超
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启蒙与救亡的主旋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共两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主角，知识分子成为两党重视与争取的对象。尤其是抗战爆发后，民族危难加剧，大批知识分子从沿海迁移到西南大后方，他们的政治倾向与社会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国共之争的最终走向。
马寅初是民国时期最负盛誉、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五四时期便已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在立法院身居要职。1940年7月至11月的近半年时间里，针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之势，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和举行演讲，强烈主张稳定物价，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回笼货币。他所谓的发国难财者，即以孔祥熙和宋子文为首。由于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在社会上赢得普遍同情，产生巨大影响力，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令宪兵团“请走”马寅初，随后将其软禁于贵州息烽。此即为本文关注的马寅初被捕事件。目前学术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颂扬马寅初不畏权贵、言人所未敢言的精神，凸显深重国难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良知。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寅初痛批孔宋之事被演绎得愈来愈精彩、神奇。但若从严肃的学术研究规范看，相关论述不免有夸大不实、以讹传讹之处。
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具体脉络中，深入探讨这桩以马寅初为主角的个人“传奇”事件的来龙去脉，借以考察抗战危局中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以及国共的应对策略。本文利用《马寅初全集》、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邵元冲、冯玉祥、翁文灏、唐纵等人的日记与朱家骅档案，以及与马寅初交往频繁的竺可桢、黄炎培等人的日记和中共方面的资料，细致考察马寅初的学术理路与心路历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处境与孔宋的实际作为，国共两党对马寅初的态度变化等。马寅初被捕事件，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亲密到疏离、反对的转折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共相争、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乃至做出政治抉择的具体缘由与生动面相。
一、合作中的分歧：马寅初与财政部龃龉之由来
1914年，马寅初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11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马寅初长期任职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至抗战爆发，他先后为国民政府起草或审议制订了《工厂法》、《票据法》、《交易所法》、《商标法》、《施行法》、《银行法》、《储蓄银行法》、《营业税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工会法》等诸多重要法律。这些法律的制订，为当时工商业、金融业的正常发展提供了保障。此时，他与学术界、沪杭工商界有广泛交往，社会影响力持续上升。不过，马寅初在立法院任职期间，并非风平浪静。
1933年初，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后，与财政部的关系渐趋紧张。他先是因反对财政部的禁烟条令遭到政府抵制，接着愤而提出辞职。后来他又公开批评财政部对有奖储蓄、白银问题的处置方案，引起财政部的不满。马寅初与财政部“唱反调”，体现了他作为经济学者、财政专家的诸多独立思考，作为立法院的一名委员，他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了学者本色。事实上，马寅初并非与政府故意为难，而是一个经济学家从学者立场与学术训练出发，对自己主张、见解的一种不懈坚持。
1934年春夏间，马寅初在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立法院会议等各种场合提出禁止有奖储蓄，态度坚决。他认为万国储蓄会与中法储蓄会开展的有奖储蓄，妨碍国内正常储蓄事业，应乘《储蓄银行法》颁布之机取消一切有奖储蓄。马寅初还批评财政部因对有奖储蓄会征收印花税与特税，每年收入可观，因而不愿取缔万国储蓄会，要求该部“以身作则，除去此种恶税，断不可爱惜区区收入，任其流毒无穷也”。或许是由于马寅初的不断宣传，1934年7月，“取缔有奖储蓄案”在财政部会议上终获通过。早在1928年前后，马寅初已经批评过财政部的禁烟举措，因他一直主张禁烟问题应由民政部负责，财政部禁烟不免会使禁烟与财政收入挂钩。可以发现，在禁烟与禁止有奖储蓄问题上，马寅初与财政部的分歧，体现了一方更多地从社会道义角度考虑问题，一方则从财政收入上考虑，是非曲直和利益纠葛较易判断。不过，在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有关白银问题的应对上，马寅初对财政部的异议更多地是从学理出发，其中争论之点，包含了复杂的技术因素与时事变迁的影响，很难说某一方的主张就完全正确并具有可操作性。
1934年6月，美国通过购银法案，国际银价上升，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财政部下令征收银出口税，以平衡中外银价，使运银出口者无利可图。马寅初认为，中国入超浩大，华商欠洋商的货款甚多，中国现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汇丰银行，而外籍银行不在财政部管理之列，所以只要入超问题不解决，最终还是不能阻止现银出口。的确，财政部征收银出口税没有解决当时的白银外流问题，但马寅初寄希望于中国的国际贸易状况在一朝一夕间获得改善，解决入超问题，显然也至为困难。他建议国人完全使用国货，似更不现实。随着白银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与经济学界、金融界共商对策，形成了一场有关白银问题与改革币制的大讨论。马寅初是“入超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统制国际贸易，并认为改变币制困难重重。赵兰坪、姚庆三、顾翊群等学者对马寅初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主张尽快实行货币改革。1935年11月财政部主导的法币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应当说，财政部主导的法币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法币改革顺应了历史潮流，是中国货币体系现代化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马寅初对待货币改革的态度则显得过于保守。
从禁烟活动到有奖储蓄，再到白银问题，马寅初与财政部之间可谓芥蒂已深。1935年元旦，马寅初写下《快乐之生活》，概述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社、学术研究和立法方面的收获。随后笔锋一转，感叹“惟快乐之中，尚有最感不快者两事：即禁烟与取缔有奖储蓄是也”。并指责财政部迟迟不肯执行相关法律。不久，财政部与马寅初之间的矛盾趋于公开。1935年1月29日，南京《中国日报》刊发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马寅初：“现在中央立法机关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时候，或者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每逢到与以前有过关系的银行或公司利益有关系时，无不是站在银行或公司的利害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只要与银行公司的利害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文章最后还提醒马寅初，要检点自己的言论，顾及国家利益和公务员的责任。马寅初很快撰写《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以为辩驳：“鄙人服务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弊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针对《中国日报》社论要求顾及国家利益和公务员责任之说，马寅初特别声明：“鄙人每以党员的地位，对于危害党国，借便私图之流，不得不以正言相责，虽得罪于人，在所不计。”也就是说，马寅初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为“党国”考虑，才会直言不讳、勇于批评。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财政部紧接着发表了一篇辨正文章。这些文字往来，是马寅初与财政部矛盾升级的体现。
马寅初文与财政部的辨正文，涉及当时立法院正在审议的《储蓄银行法》与交易所税案中的多个问题。试举一例说明两者的分歧点。《储蓄银行法》由财政部起草，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储蓄银行应将所有当储蓄存款三分之一之公债、库券及其他有价证券，交存中央银行或财政部指定之银行，以为还款之担保。”该法提交立法院审查时，马寅初主张将其中“公债、库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改为“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确实之资产”，即银行拥有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也可作为担保，以减少社会上对公债的炒作。同时，马寅初建议将缴存比额由三分之一改为四分之一。这样就不致占用银行更多资产，便于资产流通与业务发展。财政部在辩正文中则认为，国家的债券有基金担保，比起涨落无定的房地产等更为可靠，因而坚持用公债与库券作为担保。而且，此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三分之一的缴存比额，更能确保银行业务稳定，保障储户利益。显然，两者的分歧及缘由十分明显，马寅初是站在银行角度，希望增加担保品的种类，减少缴存比例；财政部则想提高该部发行的公债地位，三分之一的缴存比额名义上是为储户安全考虑，实则可以增进中央银行的地位。确如财政部所说，当财政部与银行、公司发生冲突时，马寅初站在银行角度立论。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不断加强对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的控制，马寅初此时在立法院的申辩，实际上是在国家与商业银行的博弈中，站在民间立场上。从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会议记录可知，从1935年3月26日到4月11日的4次会议，委员长马寅初均缺席，由委员陈长蘅代为主持。显然，马寅初以拒绝参加会议作为抗议。
不过，马寅初的民间立场，也需要进一步探讨。在这一案例中，“民间立场”是指维护银行利益。实际上，广大储户也是“民间”，而银行与储户的利益往往并不一致。如增高缴存中央银行准备金的比例，显然不利于银行，有利于储户。事实上，对马寅初而言，并没有到底要代表谁的预设，他将自认为正确的学理，结合国情，作为立法与立言的依据。其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制度，同时独立于政府财政，当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与马寅初当年博士论文选择做纽约财政的内在关怀，一脉相承。若抛开马寅初发言时的意气之词，可以发现，他虽然多次对财政部提出尖锐批评，但目的是提醒政府及时解决禁烟、有奖储蓄、白银外流等问题时存在的技术细节，克服弊病，而不是在挑战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这也是马寅初在1935年初风波之后仍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原因。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也继续参加马寅初主持的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
与1940年马寅初被捕事件最密切相关的，是他有关战时财政的见解。这一问题起始于1936年。鉴于当时中日之战已是山雨欲来，战时财政问题即政府如何筹措经费应对战时的庞大开支进入学者视野。由马寅初担任社长的中国经济学社，在社刊《经济学季刊》第7卷第3期上开辟专号讨论。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学者们对于征税、举债和通货膨胀这三种战时财政收入来源，结合国情进行了细致分析与权衡。在西方国家，所得税和遗产税是重要财政收入，而我国尚未全面推广，所以将其作为战时收入重要来源的呼声非常高。马寅初即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提出：“非常时期之国家财政，应以开办所得税为主要收入之一，必要时，再作有限制之通货膨胀，并发少数公债以补助之。”可见，马寅初的主张是以开办所得税为主，以有限制的通货膨胀和公债为辅。事实上，所得税和遗产税试办时，必然收入不丰，特别是我国以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不发达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所得税不可能像英美一样在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来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际征收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马寅初的战时财政主张显然值得商榷。
193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政府要人主持召开庐山会议，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全国精英被邀至庐山，商讨国是。经济界同人重点讨论了战时财政与金融问题。马寅初综合各人意见，认为战费来源主要包括加旧税与办新税、举借内外债、增发纸币（但极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发生的严重通货膨胀）三项内容。此时的马寅初，也不得不承认所得税收入有限。欲以所得税为战时财政的主要来源，可以说是一厢情愿。庐山会议使学者的意见进一步在政府高层中传播，并影响政府决策。抗战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开征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等新税弥补损失巨大的关税，发行5亿元的巨额救国公债，并积极寻求外债，与学者的上述建议颇为一致。
但进入1938年后，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1938年12月，中国经济学社举行第14届年会，以是否维持法币汇率为主题展开论辩。时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的孔祥熙也是中国经济学社社员，他做了外汇管理问题的长篇演讲。马寅初提出，希望政府能坚决维持法币汇率。孔祥熙当即表示，维持外汇汇率关系到整个抗战的财政经济大局，一定要设法予以维持。此时，“全场社员一百六十余人以及来宾鼓掌达数分钟之久，尤足证明本社同人对于维持法币汇价情绪之热烈矣”。学者与政府达成共识的这一场面，令人颇为感慨。维持法币汇率，防止通货膨胀，是以马寅初为首的大部分经济学家翘首以盼的事情，但在战时境况下却很难做到。抗战爆发前后，马寅初一直主张战时财政的应对方策应以加税为主，尽量避免通货膨胀；当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时，马寅初极力宣传法币贬值、通货膨胀的种种弊端，提出法币汇价非予以维持不可。事实上，孔祥熙的保证并未践行，或者说，战时财政的发展方向不可能以个人的愿望为转移。从1940年开始，面对巨额军费支出与财政赤字，政府被迫走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路。显然，这是马寅初最不愿看到的情形。可以说，只有厘清马寅初秉持的有关战时财政的学术主张，才能理解他后来强烈批评政府通货膨胀政策、指责孔宋大发国难财的根本原因所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寅初是中国最具现实关怀的经济学家。他对财政金融问题尤其擅长，经常以专业素养与热情，提出见解，擘画献策，影响财政当局与社会舆论。他与政府保持相当联络，长期任职立法院，与蒋介石、邵元冲等国民政府多位高级官僚多有往来，同时又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不乏对政府的批评之声。30年代中期马寅初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与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财政当局关系不甚融洽，便是其中一个重要面相。不过，总体而言，马寅初在这一时期一直以国民党的忠实党员自居，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亦存在相当程度的共识。马寅初对财政部的所有批评，都遵循这一底线，属于“体制内的批评者”。更重要的是，他的批评虽有其学理基础与事实依据，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非完全正确。他在法币改革时持保留态度，以及认为所得税是战时财政的重要来源，即为其中较为明显的两例。
二、剑拔弩张：马寅初对孔宋的抨击与蒋介石的断然处置
从1939年6月至1940年6月，大后方城市物价高涨，特别是事关民生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引发了成都等地的抢米风潮。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切实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1940年7月至11月，身为立法委员的马寅初，在三篇文章和多次演讲中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以回笼法币、应对通货膨胀，可谓切中时弊、迎合人心。
马寅初对以孔宋为首的发国难财者的大胆批评，并非孤立无援，他的批评切合当时社会人士的普遍观感。这也是马寅初的批评深具影响力的原因所在。1940年7月29日，蒋介石召见华侨领袖陈嘉庚，问及其对国民党的意见。陈嘉庚碍于在场人多不便陈述，第二天专门写信给蒋，指出政府存在“三大害”：一是西南运输办理不善，二是马寅初在1940年经济学社年会上指出的孔宋搞外汇投机，三是西安污吏盛行。1940年8月，向以敢言著称的傅斯年在致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不无气愤地谴责孔祥熙：“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2、他之行为，堕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绝无希望。”马寅初与傅斯年，是20世纪40年代批评孔宋最严厉的两位知名学者。抗战结束前夕，傅斯年借“美金公债案”向孔祥熙发难，成为迫使其最终离开政治舞台的重要因素。
陈嘉庚、傅斯年二人都对孔（宋）的贪腐不满，但他们是在私人信件中表达情绪。马寅初公开发表文章与演讲，显然影响力要大得多。不过，若仔细阅读马寅初1940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们不难发现，第一，马寅初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直接针对的固然是以孔宋家族为首的“发国难财者”，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安定人心，维持战时经济大局。这从其文章题目《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亦可体现。事实上，这仍然体现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对战时财政的一贯主张：首选加税（如所得税、临时财产税），极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马寅初批评孔宋的内在意涵是为贯彻自己的学理主张。第二，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确属严厉，但并未直接点名，用的是“几位大官”、“几位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上上等人”，作为替代。当然更无后人传说的“面斥孔祥熙”事件。至于如何拿孔宋等人开刀，切实推行临时财产税，马寅初还是寄希望于蒋介石：“不能不期望于全国一致拥护之蒋委员长，毅然施行，其裨益抗战前途者，正不下于前方将士之忠勇也。”这说明，马寅初的批评是留有余地的。虽然他表达的拥护蒋介石之举，可以理解成为其言论提供保护伞，使其文章得以公开发表、流传，但同时也说明，马寅初矛头针对的主要是孔宋，并不反蒋。他在行文中多次以国民党员自居，表示拥护领袖与政府，声明自己的主张以实现“节制资本、以均贫富”的民生主义为旨归。结合马寅初的学术主张与脾气秉性，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陈述是真诚的，即此时他希望蒋介石痛下决心，解除孔祥熙主管国家财政之权，扭转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趋势，予抗战建国以新机。
蒋介石对马寅初批评孔宋事件的应对，在1940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首次出现。在这一天的“预定”与“注意栏”中，分别记有“马寅初之警告与监视”，“对马寅初之诽谤，应有制裁”。马寅初的正式被捕是12月6日，说明蒋介石从决定制裁到正式贯彻，至少有半个月的拿捏时间。马寅初被捕当日，蒋介石写道：“本日押解马寅初在宪兵司令部，以此人被共党包围，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也。”这句话透露出蒋介石羁押马寅初的两点理由：一是马寅初受到中共影响，与中共接近；二是马寅初造孔宋之谣言，危及政府财政信用。需要探寻的是，蒋介石缘何对马寅初形成这一判断，进而做出羁押马寅初这一似乎有些过激的决定。
翻阅蒋介石日记，可知他此时对知识分子与中间人士接近中共非常不满。上文提到的华侨陈嘉庚，蒋介石1940年7月27日与其谈话时，“恳切告诫其对共党之欺伪与假抗战及不爱国之实情”予以警惕，私下感叹“陈嘉庚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矣”。从陈嘉庚的回忆录可知，这年春夏他第一次去西北考察，其间在延安停留几日，对延安观感颇好，回到重庆后在一次演讲中有所提及。蒋介石对其“为共党包围，中毒已深”的判断，似乎过于严重。9月7日，蒋介石在评估时局时认为：“物价高涨，外汇渐下，军事无进展……而智识分子与政客以此为可欺负，对政府诽谤侮辱，动摇人心，丑态毕露。”可见，蒋介石在抗战危局下，殚精竭虑、心神苦痛，他将知识分子与政客的批评视为对政府的落井下石之举，容忍度大大降低。11月10日，也就是在蒋介石决定制裁马寅初前夕，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在山东戏剧学院职业青年讲座演讲，题目为《战时经济问题》。据黄炎培日记记载，马寅初大骂发国难财者与存款外国银行者。演讲结束后，马寅初与黄炎培、梁漱溟共进午餐。而黄炎培与梁漱溟，此时正被蒋介石骂作“对共党骑墙投机”之人。马寅初与黄炎培等人接近、对着众多青年大骂孔宋，自然引起蒋的强烈不满。
那么，此时的马寅初，到底是否如蒋介石所说，受到“共党包围”呢？马寅初抗战期间并未去过延安，此时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与中共接触的通常途径，便是驻渝的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要人与《新华日报》。从时任《新华日报》编辑、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回忆可知，较早与马寅初有接触的左翼经济学者是沈志远，沈曾被马寅初邀请至重庆大学商学院做讲演。而许涤新参加了中国经济学社1940年4月的年会，对于马寅初批评“保管外汇之人投机外汇”印象深刻。1940年6月25日，《新华日报》记者专访马寅初。7月3日该报发表《马寅初先生谈抗战第四年经济》一文，中心意思还是他一贯主张的有钱人出钱，发国难财者拿出钱来贡献国家，未点孔宋之名。这也是马寅初被捕前在《新华日报》发表的唯一一篇短文，观点与他在其他场合发表的意见基本一致，并无特别之处。
从《周恩来年谱》看，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周恩来离渝赴延，期间有半年在苏联治病，可以推断这一年内周恩来与马寅初建立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正是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初步显现，物价渐高，马寅初开始不满政府的战时金融财政政策，攻击孔宋，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1940年9月与10月，毛泽东两次致电周恩来，指示做好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的联络。但在1940年12月马寅初被捕前，《周恩来年谱》中没有周恩来与马寅初直接交往的记载。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马寅初在被捕前与中共方面有所接触，但并没有建立密切联系。1958年，周恩来在保护马寅初不被划为右派时说：他是爱国的，坐过国民党的牢，出来后同我们合作。“出来后同我们合作”，正说明马寅初是在恢复自由后的抗战胜利前夕才与中共核心人员日益接近。马寅初批评孔宋、呼吁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举动，主要由其自身的学术见解与个人认识发展而来，并非如蒋介石所说，受到中共“包围”与影响。
蒋介石对马寅初、陈嘉庚等与中共有所交往，对国民政府予以批评的人，难以谅解与容忍，确与此时抗战危局、国共相争的形势有关。1935年初马寅初与财政部矛盾公开化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闻马寅初攻讦财政而怨忽，思欲胜之，此不可也。”当年蒋介石忍耐克制的态度，此时已不再具有。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从南京到重庆，国难步步加深，马寅初批评的法币贬值、物价上升，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局、民众生活，加上中共统战因素，蒋介石心底终究难以释怀。那么，他在日记中对马寅初的具体指责“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是否成立呢？
马寅初对政府的批评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财政当局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日高。这一点对照历史史实，显然成立。蒋自己在1940年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并对此忧心忡忡。不过，抗战初期的通货膨胀相对于抗战中后期而言，仍属温和，考虑到法币流通区域扩大、战时运输困难与物资紧缺、商人投机等，对战争初期的法币增发、物价上涨应持更多同情之理解。马寅初的批评固然成立，同时也要客观看待抗战初期通货膨胀的具体形势与程度。可以说，通货膨胀现象是战争时期很多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马寅初的第二点批评是，以孔宋为代表的少数人利用权势大发国难财，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大买外汇、从中渔利，应对这些人征收临时财产税。“大买外汇”的批评，主要源于1939年3月中英共同设立的1000万英镑法币平准基金。这笔基金到5月底即只剩三分之一，至7月几乎耗尽，法币汇价一路下跌。马寅初怀疑管理外汇的孔宋等人大量买进外汇，是平准基金难以维持的祸首。事实上，这笔平准基金的急剧减少，应是通货膨胀的客观形势使然，日伪方面亦不断以法币套取外汇，国内外投机商推波助澜。而且，这笔基金由孔宋争取而来，很难想象他们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抗战爆发后，孔宋在蒋的授命下，寻求西方经济援助。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常驻香港，与英方积极联络，促成中英法币平准基金的设立。在基金运用过程中，蒋、孔、宋三人共同决策处理，竭力维持法币信用。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孔宋在运用这笔基金的过程中获得极大利益。
1940年6月，蒋介石为争取美援，又派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赴美谈判。翁文灏在日记中写道：“在此吃紧时代，宋此行具有极大关系，一发千钧，但愿能得胜利也。”“一发千钧”，正说明宋子文此次赴美借款对于国民政府抗战的重要意义。1940年11月，宋子文向国内传递了美国将提供5000 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的大好消息。12月初中美双方开始讨论借款的详细条件。在这紧要关头，马寅初不断批评孔宋套取外汇、大发国难财，无疑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声誉，将影响政府获得国外援助的进程。蒋指责马寅初“造谣惑众，破坏财政信用”，确属有感而发。
值得注意的是，马寅初对孔宋套取外汇的指责基本上属于无的放矢，不过对通货膨胀和孔宋在外国银行拥有巨额存款的批评，不仅引起社会舆论的积极响应，还在政府内部引发了众人对孔祥熙的强烈质疑。据翁文灏记载，1940年10月28日纪念周上，“孔庸之报告政治及财政：‘有人谓中国要人有外币存款二万七千万美金，不应屡借外债。实则财政部长付款及外币汇兑均有法定手续，决不能捞钱……有人怪通货膨胀，故物价奇贵，其实钞票确已加多至六十万万元，但货币并未膨胀（听众皆笑）。且钞票系银行发行，并非财政部发行。’……其言似辩，而实太幼稚。”孔祥熙对于中国要人外汇存款和通货膨胀问题在纪念周上公开回应、解释，说明这一问题确实引起时人关注。而听众对于孔祥熙的辩护“皆笑”，以及翁文灏认为其辩护太过幼稚，反映出孔祥熙在政府中的尴尬处境与不良声誉。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要人是否真有2.7亿美元的存款？其中孔宋家族又有多少？鉴于孔宋来自富商家族，他们的存款多少是战前拥有的？多少又是战时通过发国难财取得的？马寅初与金融界关系颇深，有很多学生在银行做事，他认为宋霭龄、宋美龄和宋子文三人共有1800万美金存款，应将这些钱拿出来用于抗战。当代学者汪朝光在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日人所做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银行存款调查表。1939年，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静江、孙科、何应钦等20人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总额，按照不同的计算口径分别为9576万美元和2.0409亿美元。若此份调查表属实，那么中国要人有2.7亿美金存款的说法确非空穴来风。
11月18日，翁文灏又谈到：“纪念周，孔庸之报告，又提及周恩来、张西曼所言中国存积外汇一万七千万美金事……监誓员张继训词：‘汉奸有二类，一为大众共知，彰明昭著的汉奸，如汪精卫；一为后方服务，常言抗战建国而行为实多害国之人。许多坏行为，使社会崩溃、政事纷乱而实大官包庇，甚至其家太太、小姐、少爷种种妄行，法律不加处治。’其意明系指孔辈而发。”张继是国民党元老，他在纪念周上的这段话引起蒋介石的极端不满，斥之为“狂言”。但联系上述傅斯年致胡适信中对孔祥熙的批评，他包庇家人、公私不分、贪污腐败等行为，是当时很多人的切身感受。而周恩来、张西曼所说孔宋等政府要人拥有巨额外汇存款之事，显然与马寅初的批评一脉相承。不管是2.7亿美元，还是1.7亿美元，其数额确实太过巨大，容易引起民愤。当时的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不可能公开财产，类似的指责和猜测也终将无法平息。
可见，马寅初对于孔宋的批评，如保管外汇之人套取外汇，未必准确；他提出的征收临时财产税，从税收征收的技术要求与国民政府的态度而论，也不太可能实行。但他批评孔宋利用权势贪污腐败、拥有大量外汇存款，以及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等现象，切中时弊，引发了舆论风暴。对蒋而言，孔宋是他信任与仰仗的财政左右手，特别是孔祥熙，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孔宋之间尽管矛盾重重，但此时都是蒋的亲信，自然也是蒋的保护对象。蒋介石是孔宋主持的战时平准基金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借款之艰难、谈判之艰苦与平准基金实行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阻碍与制肘，了然于胸。在巨额美元借款即将达成的关键时刻，蒋自然不能容忍来自马寅初等人的批评，加上孔祥熙的催促，最终于12月6日下达了让宪兵队“请走”马寅初的决断。不过，蒋做出这一处置决定时，国民党高层内部并不赞同。他自己对于这一处置是否过于严厉也有反思，在次日日记中以“监视马寅初不法言行，似非过当也”，宽慰自己。与马寅初交往较多的冯玉祥，认为蒋的处理并不恰当，“这总不是好办法，马先生弟子遍天下，反对者当更多，最好是委员长专请马先生当作老师，研究这些问题，并施行之，才见你的容人伟大”。确实，将马寅初软禁之后，“反对者更多”，蒋介石面对的是全国的汹涌舆论与中共的积极应对。作为政府首脑、抗战领袖的蒋介石，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展现出应有的“容人伟大”。
三、得失之间：中共与国民政府的后续应对
马寅初被捕后，他任教的重庆大学师生首先予以声援。12月8日，马寅初由宪兵陪同到重庆大学商学院移交工作，其商学院院长一职暂由校长叶元龙代理。因马寅初是以去第三战区考察经济的名义失去人身自由的，所以重庆大学的师生告别会，也以“去前方战区考察经济”为名。会后，马寅初与全校师生合影。这张照片被保存下来，数量众多的学生密密麻麻、表情严肃地拥簇着马寅初，可以想象当时送别会的盛况与气氛。
12月9日，商学院学生撰写了《陈情书》，准备送给国民政府，同时酝酿草拟《罢课宣言》，准备以罢课的方式表达愤怒之情，这些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进行的。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马寅初的案子，成了沙坪坝的学潮，由商学院扩大到了全校，由重大扩大到了中大。共产党从中鼓动，因为最近国共关系的恶化，已由学潮变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唐纵“共产党从中鼓动”之说，也表明中共参与了马寅初被捕后学生运动的策划。此时国共关系趋于紧张，不久之后的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使国共合作面临巨大挑战。处此敏感时期，马寅初被捕事件，自然成为中共向国民政府发难的一个缘由。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学生罢课活动未能正式开展。
中共对马寅初事件最积极的因应，还是在舆论方面。延安中共机关报《新中华报》成为当时报道马寅初事件的重要平台。12月29日，《新中华报》于头版发表社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该文驳斥中央社消息所称“马寅初奉派赴前方研究经济状况，业已首途”后，指出马寅初事实上是被宪兵逮捕，放逐贵州，重庆大学的师生都感到“悲愤莫名”。2月13日，《新中华报》择要发表了马寅初1940年11月24日在重庆大学的演讲稿。其中有“我们的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不出钱，也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可是现在更有上上等的人出来利用政治力量做生意，大发横财，伤天害理，莫过于此！”编者还添加了按语：“马氏为我国著名经济学者，历任财政立法要职，于12月24日在重庆大学经济研究室演讲，对抗战时经济问题提出许多正确建议，并对发国难财者严加斥责，但不幸被当局逮捕，至今仍未释放，全国痛愤，纷纷抗议。”可见，《新中华报》的报道，为的是向大众公布马寅初被国民政府逮捕的事实，揭示其被捕原因是抨击以孔宋为代表的上上等人发国难财的行为，从而达到激发舆论、引起公众关注的目的，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在国民政府封锁马寅初相关消息、其他报纸均不予报道的情况下，唯有《新中华报》因在中共辖下，可以毫无保留地道出“真相”。不过，《新中华报》毕竟地处延安，对于国统区的舆论影响有限。因此，中共在重庆的努力同时展开。
由于受到政府的新闻检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揭示马寅初被捕的真相，显然至为困难。中共便借为马寅初庆祝六十大寿，巧妙地使公众持续关注马寅初事件。马寅初生于1882年6月24日，为尽快形成声势，他的六十大寿于1941年3月30日在重庆大学提前举行。3月24日，《新华日报》刊载了马寅初的祝寿启事。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赠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桃李增华”指马寅初学生众多，“坐帐无鹤”则暗示寿公马寅初不能到场，而“琴书作伴，支床有龟”传达了马寅初羁押生活的清苦，并祝愿他健康长寿。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公开表达对马寅初的支持。祝寿会当日，莅临宾客有邹韬奋、张西曼等中间派人士，《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和塔斯社记者也到场。显然，从《新华日报》的启事和祝寿会的莅临嘉宾，可以判定祝寿会是在中共有意安排下，与重庆大学师生一起召开的。3月30日的《新华日报》还特地登出“重要声明”：“本报纪念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稿二篇，奉命免登。”重庆的其他报纸，自然也未被允许发表祝寿会相关消息。
被捕后的马寅初，成为国民政府的封杀对象。除中共延安《新中华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外，其他报纸极少有马寅初的相关报道。中共此时的策略是，蒋介石越是不想让马寅初走进公众视野，中共越是要支持马寅初。从揭示马寅初被捕的真实去向，酝酿学生罢课，到发表马寅初的文章，再到举办祝寿会，事实上都在扩大马寅初被捕事件的影响，提醒大众国民政府逮捕了一位批判孔宋豪门的经济学教授。不过，中共的种种舆论宣传并没有改变马寅初的处境，祝寿会后，中共对马寅初事件的关注度也暂时降低。事实上，马寅初的最终获释，还是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与后续处置。
1941年7月，马寅初由贵州息烽转至江西铅山鹅湖书院，过半自由生活，处境大为改善。时任第三战区司令的顾祝同对马寅初较为友善，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寿雍曾是北大经济系学生，也时来看望。1942年3月，马寅初夫人王仲贞拜访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希望朱家骅设法将马寅初“调回重庆，最好能在中央图书馆看书”。朱家骅在1917-1926年间曾任教北大，1927年又在浙江省政府与马寅初共事，两人颇有私交。1942-1943年间，在马寅初安置问题上，朱家骅成为与蒋介石沟通的重要桥梁，保存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为重建这段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
朱家骅接受王仲贞的托付后，几经斡旋，终于取得进展。马寅初于1942年8月获释，回到重庆歌乐山家中。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刘大钧是马寅初多年好友，立即联系马寅初，希望其能回校重掌商学院，为马所婉言拒绝。原因是马寅初此时并非完全自由，对蒋介石也有所承诺。1942年12月，朱家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转述了马寅初的原话：“此次返渝以来，深自韬晦，绝无片言涉及政治财政，此后亦决不再有已往之情事发生。今外间设有传说，则必以讹传讹。委座之尊敬，尤竭挚情。”此时，朱家骅的侄子朱国璋在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扮演着与马寅初具体联络与监视的角色。他对马寅初言行、态度的观察，也与马的自述相符。这说明，马寅初在获释时答应过蒋介石不再公开评论政府的财政经济举措。蒋介石根据马寅初获释后的“表现”，对马寅初做出了“移住北碚，在立法院内担任具体工作，如研究战后经济问题等”的安排，并允诺每月给予1000元的经济补助。朱国璋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后，马寅初以北碚交通不便、缺少可利用书籍等为由，拒绝移住。蒋介石随后允准马寅初仍留在歌乐山家中做研究，并从1943年2月起，主动按月拨付1000元，请朱家骅转交并问候马寅初。可见，蒋介石虽限制马寅初与外界交往，但对他的工作安排、经济补助与意见尊重，均体现出安抚之意。从贵州息烽到江西鹅湖书院，再到重庆歌乐山家中，马寅初处境逐渐改善。从1942年10月开始，除定期参加立法院会议外，马寅初在家潜心著述，未再抨击时政。
此时，马寅初与朱家骅的关系亦较为亲密。1943年2月22日，马寅初拜访朱家骅，委托朱家骅为女儿马仰曹介绍工作。朱家骅欣然答应，托人在一星期内将马仰曹的工作安排妥当。1943年8月朱家骅生病，马寅初致信朱国璋，担心自己亲自前往探视会给朱家骅带来不便，特请朱国璋代为问候。可见，马寅初对朱家骅的营救、联络与相助，怀有感激之情，在朱家骅生病时流露出友朋真情。
1944年11月，马寅初经过20个月的囚禁生活和27个月限制自由的生活后，完全获得行动自由。12月，时任重庆大学校长的张洪沅请示朱家骅，希望马寅初能返校授课，得到同意。1945年1月始，马寅初重新受聘为重大商学院教授。显然，马寅初重获自由与返校教学，并非朱家骅个人所能决定，而是来自蒋介石的授意。从1940年12月至1944年11月近四年的时间中，形势已经发生极大改变，蒋介石认为对马寅初的制裁可以结束了。曾被马寅初批评的孔祥熙已逐渐失去蒋的信任，不久之后便离开国内政治舞台。抗战胜利在即，作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自应不计前嫌，与马寅初握手言欢，使其以经济专家、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身份，贡献于战后经济建设。
但是，重获自由的马寅初，未能改变他二十多年来密切关注现实经济的习惯。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他四年的制裁，使其与国民政府大为疏离，而与中共、中间势力日益接近。从1945年开始，他对官僚资本、政府外汇政策、黄金政策、关税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责难，经常在演讲中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蒋介石和主管财政的宋子文。从30年代中期马寅初批评财政部的白银、货币政策，到1940年抨击孔宋大发国难财，再到国共内战时期全面否定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号召打倒官僚资本，马寅初的批判力度在不断加强。但其中也有不变的学术理念坚持，如对国家权力的扩张保持警惕，反对权贵资本与维护民营资本，痛恨财政官员以权谋私等。虽然马寅初的批评未必都言之成理，但他坚持不懈的发声，为民国时期的经济界与舆论界带来一道别样的风景，也是他自身政治态度变化的一个真实注脚。
中共在马寅初被捕后的舆论造势与重获自由后的积极争取，无疑对马寅初的左转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在马寅初被捕后给予适当优待，又有朱家骅在其间斡旋、转圜，但对性格倔强的马寅初而言，蒋介石的打压只能加深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更何况，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在抗战结束前后并未有所改善，马寅初继续加大抨击力度，自然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四、从“亲国”到“亲共”：一位经济学家的政治选择
马寅初是国民党资深党员，早在1913年留美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过马寅初回国后任教北大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学研究与传播，较少参与国民党党务活动。马寅初与国民党接近，始于1926年。这年夏天，他偕上海工商界王晓籁等人，专门赴广州考察广东国民政府新政，还于7月9日受邀参加了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及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1927年6月，蔡元培、蒋梦麟等人邀请马寅初赴浙江省政府任职。马寅初便偕北大教授谭熙鸿南下杭州，从此离开北大20多年，直至1949年才重返北大任校长。此时的国内形势是，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建立国民政府，北伐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马寅初的南下，与蔡元培等北大同人的私人交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北京政府，他显然更倾向于支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在政治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源于他对中国尽快发展资本主义、走上欧美民主国家道路的强烈愿望。他希望政府尽快结束军阀纷争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1926年和1927年，马寅初多次发表文章或演讲，指出中国缺少真正的资本家，应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他对中共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马克思学说在美国等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国家未必适用，在生产落后的中国更不可能采行。他批评了马克思的价值论，认为价值不仅仅由劳动产生，还包括技术、管理、经营等很多无形资产。马寅初的观点引来陈独秀的批评。陈以“撒翁”为笔名发表《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毫不客气地指责马寅初不懂马克思价值论。事实上，马寅初从经济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价值论的批评切中要害。
马寅初1927年夏到杭州后，即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邵元冲，及北大同人蔡元培、蒋梦麟等共事，他还担任了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的筹备员。期间马寅初较为突出的活动是，与朱家骅一起制订《浙江禁烟条例》，积极倡导禁烟运动。1928年浙江省政府改组，蔡元培、蒋梦麟等重新转入文教工作，不久之后马寅初也离开杭州。
1928年12月，马寅初在南京就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是他在杭州的旧识邵元冲。两人一直保持亲密、良好的关系。每当立法院举行会议后，他们经常与同人一起聚餐、谈话。邵元冲作为中国经济学社的理事，也频繁参与学社会议与活动。1932年5月，邵元冲任立法院代院长后，马寅初升任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33年1月，马寅初转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委员有陈长蘅、卫挺生、贾士毅等15人。上述三人也是马寅初领导的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蒋介石此时对马寅初信任有加，多次邀请他为自己讲解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财政经济状况，1932年时还一度考虑让马寅初负全国经济之责。1934年夏，蒋介石又邀请他为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马寅初深受军官们精神与意志的鼓舞，感到“中国前途，颇有希望”。
1927-1937年，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治地位、相对和平发展的十年。此时，马寅初作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与中国经济学社社长，虽然对财政当局的部分政策有所指摘，但总体而言与政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与良好的互动。他对包括废两改元、法币改革、所得税征收等在内的财政金融问题，经常发表意见，成为名满天下的“公共知识分子”。马寅初此时的政治关怀，在1938年的一次演讲中有所体现：
余素来主张研究经济之人，应与事业界有成绩之人互相联络，遇有重要问题发生，可以共同研讨，使双方意见，不致相去太远。中国经济学社，以三分之二之经济学者，与三分之一之事业界巨子，合组而成者，其目的亦即在此。而其有利于国家社会，必非浅鲜。英国所以无大革命发生，即因国内官僚（贵族包括在内）与思想界两阶级，地位不相悬殊，英国执政之人，多与思想界接近，故适于国情之学说一经传布，易为政府采择，革命潮流，遂可阻遏。以我国目前情形观之，有知识之人，往往喜唱高调，与事实离开太远。中国经济学社同人，有鉴于此，故将两类人才，合在一起，交换意见。则读书人之思想不致过于激烈，而事业界亦不致过于保守，社会秩序，始能安定。先求社会安定，而后可以言进步。革命系激烈的，流血的，进步是和平的，按步就班的。循序渐进，不激不随，此进步之真义也。
可见，马寅初有鉴于知识界“喜唱高调、思想激进”的现实，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加强经济学界与实业界、政界的交流，实现社会各方面精英的合流，达成共识，以协调社会发展的步伐，避免出现剧烈变革与社会动荡，在循序渐进中获得持续、真正的进步。这表明，此时他对社会变革的认识，与当时主流知识界，如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观点，颇为一致。同时，也可将30年代中期他与财政部的龃龉，理解为知识分子与政府在争论过程中不断交换意见、希图达成谅解和共识、以避免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的一种表现。马寅初在批评政府的同时，经常声明自己是国民党员，是真正为党国前途考虑的人，其意也在此。显然，此时的马寅初，并不认同中共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主张。
抗战爆发，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原有的经济秩序与利益结构被破坏，政府对财经统制与资源垄断进一步加强。马寅初发现在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奸商贪官大发国难财，愈来愈富，普通消费者与薪资阶层的生活则越来越困难。他的视野与关怀，逐渐从政府层面向民众层面转移。对后方的达官、资本家趁火打劫之举，马寅初最感不公，因此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财产税的主张，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原则，继续抗战。由于他坚持己见、不听劝告，在公开场合多次痛骂发国难财者，蒋介石最终无法容忍，将其软禁与限制自由达四年之久。马寅初的被捕，是他与国民政府关系从合作到疏离的转折点。抗战时期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则是促成这一转折的重要原因。
战时重庆，中共与中间势力活跃。马寅初在1940年被捕之前，与中共建立了初步联系，他对中共有一定好感，但了解还不多，只是认为共产党较有办法，“领袖能刻苦为可佩”。中共领袖的“刻苦”，恰与他痛恨的国民党高层的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比。马寅初当时与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中间派人士时相过从。此时，他与黄炎培之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或可反映知识分子在国难之下的心路历程。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受黄炎培之邀在山东戏剧学院演讲后，共进午餐，他对黄炎培帮助财政部劝募公债之事表示了不同意见。原来，是年9月，由蒋介石和孔祥熙领导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成立，黄炎培担任秘书长。马寅初主张征收财产税解决抗战经费问题，不赞成通货膨胀和发行公债，而且他对孔祥熙厌恶日深，自然不希望黄炎培介入战时公债事。黄炎培在回复马寅初的信中写道：“此事若在九一八以前，弟固完全同于先生之所指示者。国难以来，自念平生所学所志所事，皆无补于国破家亡之惨，断不应再抱爱惜羽毛之故态，苟利于国，虽为舆台不辞，至于袒裼裸裎，焉能况我。三年参议国政，私挟三种志愿：一、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助成中央与地方合作，三、助成各党各派与无党间合作。”战争摧毁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平生所学所志所事，皆无补于国破家亡之惨”，道出了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辛酸。国难当头，此时的黄炎培，无法也无心集中精力于战前积极倡导的职业教育事业，他怀抱沟通政府、民间、各党各派之愿望，涉入政治越来越深。
对马寅初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离开江浙入川，他自己与上海金融界、企业界多年的往来中断，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大大减少，《经济学季刊》停刊。立法院的工作较之1927-1937年，重要性也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马寅初的学术见解与政府的财经政策渐行渐远，政府不断扩张权力与民间经济力量的衰弱，是他不愿看到的现实。马寅初恐怕也在思考，国难之际，一个经济学家还能做什么？1927年，当他辞去北大教授、投身政府时，自是希望以平生所学贡献国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帮助政府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从上文引述的马寅初对学界、工商界与政界的关系与期待看，他是有一定政治主张与抱负的人。他希望在政府与民间合作共赢的状态中稳步推进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但抗战的爆发及后来的国共内战表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何来各个阶层精英分子的充分沟通？何来经济发展？战时重庆中共与中间势力的活跃，倒是让马寅初看到了国民党之外的希望与选择。1940年被捕前，他曾在演讲中提到战后国内实现和平，“各党各派应彻底为老百姓做事”。“彻底为百姓做事”，透露出一个知识分子眼光的下移，不以“主义”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执政方针为转移，而以是否为民众做事为取舍标准，一定程度上表明马寅初此时在国共与其他党派之间不存“偏见”。此时的国民党，对马寅初而言不再是最优选项，而是“各党各派”中的选项之一，体现了马寅初与国民政府的疏离之意。
如果说马寅初在被捕之前，矛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政府中的个别人——孔祥熙和宋子文——大发国难财，那么蒋介石对他四年的制裁，以及抗战后期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战后国家资本在没收敌伪资产过程中的急速扩张与贪污腐败横行，使马寅初对国民政府的希望彻底趋于破灭。当然，国民政府军事上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以及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迫害（如较场口案与李闻惨案）等，也使马寅初深感不满。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与孔宋的表现，对马寅初而言可以说是一股向外推的力量，中共方面则给了他一种拉的力量。马寅初在被捕之前，与中共的接触较为有限，但从1945年初开始，周恩来、郭沫若等人与马寅初的交往增多，《新华日报》也经常刊载马寅初的消息。内战爆发后，马寅初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中共，这在他与挚友竺可桢的私人谈话中有生动展现。
1946年6月12日，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登门拜访马寅初，希望他在次日杭州学生联合会游行前的演讲中保持克制态度，将游行口号控制在停止内战范围内，不要挑战国民政府的权威。竺可桢记道，“余谓内战中共、中央均须负责，但寅初则谓政治协商会之定案二中全会首先推翻，故中央应负其责。余谓若明日军警阻止，必发生事端。寅初谓如此则事端扩大，庶几国家之福。余甚以此说为不然。”两位好友，在内战爆发由谁负责与游行是否应该升级问题上产生分歧。马寅初认为内战责任主要由国民党负责，自然将更同情中共、疏远国民党，或者说，此时他已站在中共立场看待国共内战之态势。“寅初劝余立于民众立场，余谓余并不赞成现政府之政策，孔宋贪污，余所痛恨，但吾辈存心须公平。”马寅初提到民众立场，显然，他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民众利益，所以反对政府理所当然。竺可桢1949年后也留在大陆，此时的态度，明显比马寅初温和许多，他声明自己固然不赞成政府政策，也痛恨孔宋贪污，但“存心须公平”。可见，此时马、竺二人在与国共两党的亲疏远近上，存在相当差别。
从1945年底至1948年马寅初发表的演讲与文章看，他的关注点仍集中于财政经济领域，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宋子文的批评较之抗战时期，又进一步升级。如多次呼吁打倒官僚资本、批评政府的外汇政策与黄金政策、反对签订《中美商约》等。马寅初重翻旧账，说：“五年前我主张征收财产税，就派了宪兵、特务来把我关了起来，说我是共产党。五年后的今天，立法院通过要征财产税了。如果我见到蒋先生，我要对他说，你就应该把这些人一个个都关起来呀！”确实，1940年马寅初批评国民党被捕时，不是共产党，但1945年重返演讲舞台后，他与中共的距离已经很接近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较之抗战时期已有很大变化。这时他对孔宋官僚资本的抨击也更为直接，“现在的国际贸易，都被三大官僚资本的贸易公司包办去了。一个叫扬子公司，是孔家办的。一个金山公司，是宋子文办的。一家叫立达公司，也是他们办的。他们进口大赚其钱，出口因无利可图而置之不问……这就是官僚资本，不打倒官僚资本，中国经济就没有生路。”马寅初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出版多部《马寅初演讲集》。经过20多年的历练，他的演讲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如何把握听众心理，如何引导舆论走向，驾轻就熟。可以说，马寅初对国民政府的财经批评，尤其是对官僚资本的抨击，是压倒国民政府的一根重要“稻草”。事实上，他的批评不一定准确，阐述不一定严谨，但正是这些批评，最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对内战时期的人心向背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8年4月，马寅初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9月，第一次全体院士会议在南京举行，马寅初被选举为中央研究院第三届评议会评议员。但他来信放弃评议员资格，再次表明他对国民政府的决绝态度。这年11月，中共就马寅初、郭沫若、茅盾等著名知识分子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与安全措施进行了周密布置。马寅初于1949年春与众多民主人士一起来到北京，迎接新政权的诞生。
1927年，马寅初离开北京南下，支持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49年，他主动告别国民政府，与中共成为同路人。在这22年中，马寅初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亲近到疏离，再至反对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寅初在国共之间虽有所选择，但他自始自终坚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职守。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任职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与财政当局的适当距离与质疑权利。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并未进入政府。
五、结语
探索马寅初从“亲国”到“亲共”的转变，处理的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人生抱负，不仅仅局限于象牙塔内的经济学研究与传播，而是要构建国家经济立法体系，影响现实财经政策，沟通经济学界与经济界、政界等各方面精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稳步发展。抗战爆发打破了这一愿景，他不得不思考：一个经济学家在战时特殊情形下能贡献于社会什么？国民党是否还能改善自身？到底谁能真正为民众做事？马寅初对孔宋的批评，有其财政主张上一脉相承的学术坚持，他深谙演讲之道，拥有张扬的个性，他的批评至为尖锐、深入人心。蒋介石在国内外严峻情势下，急于为孔宋护短，对马寅初做出较为严厉的制裁，进一步将其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事实上，在逮捕马寅初事件上，作为政府首脑的蒋介石决策上有失误，处置过于激烈，没有充分估量到被捕事件对马寅初本人的触动以及在社会上的不良影响。更深层的问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高层，面对马寅初以及来自政府内部的批评，没有决心也没有力量有效遏制通货膨胀，正视并解决政府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等顽疾，即不能“改善自身”。这是以马寅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最终与国民党疏远的根本原因。
1945年后马寅初逐渐转向中共。事实上，中共的经济理念，与马寅初早年对中国发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期待与精英阶层合力进行渐进改良的理想方案，并不契合。可以说，此时他的政治选择，更多地来自于战时和战后对国民政府财经政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失望。从马寅初的知识背景、长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生活经验与1945-1948年撰写的文章看，他对中共的了解并不多，只是感受到中共是站在民众立场，政治清明，领袖过着艰苦生活。而中共的这些优点恰恰是国民党的最大弱点所在。同时，周恩来等人对马寅初的关怀与积极争取，中共对自身主张不遗余力的正面宣传，无疑给了马寅初一种巨大的拉力。也正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马寅初完成了由“亲国”到“亲共”的转变。
1927-1949年，国共对峙始终存在。马寅初在政治立场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选择，经历了从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实行渐进改革，到以讲求社会公平和注重民众利益为主旨的转变，耐人寻味。应当说，马寅初的左转，体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部分知识分子在国难背景下的选择。战争的发生让他们眼光下移，更关心普通民众的利益，中共的政治立场恰与此倾向契合。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战时财政主张与国民政府的财经政策渐行渐远，对战时财政实况深为不满，而触发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的矛盾，从一名“体制内的批评者”转变为“反体制者”，当然亦被裹挟进这一时代潮流。同时，他拥有财经学者的专业素养和巨大的社会声望，他所具有的顽强性格与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公的天生的强烈使命感，使他勇于挑战权势、不断慷慨陈词，掀起了国统区反对孔宋与质疑官僚资本的舆论风潮。从这一角度看，他何尝又不是时代潮流重要的推波助澜者？
（原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5期；本文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