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4年09月22日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在我国生命伦理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他始终走在研究前沿。2009年，邱仁宗获得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在教科文组织的授奖词中，他被认为是生命伦理学领域“中国和世界学术界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生命伦理学研究在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它与生命科学、生物技术、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都密不可分。”日前，在素雅的书房里，82岁的邱仁宗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治学之路以及对生命伦理学的思考。

　　社会现实激发研究热情

　　1952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的邱仁宗“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协和医学院当助教。从未接触过医学的邱仁宗，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当时协和实行八年制教育，所以有的学生比我还大。我和学生们一起上课，如解剖课、生理课等，逐步对医学有了一定的了解。”邱仁宗回忆道。

　　后来，邱仁宗担任协和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并策划开设医学辩证法课程。从那时起，他开始从哲学层面思考疾病、健康、死亡，思考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1978年，邱仁宗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此正式走上生命伦理学研究之路。当时，试管婴儿、脑死亡、安乐死、器官移植等涉及生命伦理的事件层出不穷，更加激发了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热情。他撰写了我国第一本生命伦理学著作，使国内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此外，他还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促成了一系列医学伦理法规在中国的诞生。

　　“放风筝”还是“骑单车”？在生命伦理学研究中，这两个名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模型。“放风筝”意味着只要建构一部完善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就可以解决一切伦理问题；而“骑单车”模型则要求从实际的伦理问题出发。邱仁宗在研究中一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为此做了大量调查实践。“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好地解决处于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伦理问题。”邱仁宗表示。

    关注人的权利和尊严

　　在生命伦理学领域的研究中，邱仁宗始终秉持一个“仁”字。他说，这与自己儿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是分不开的。这种对“仁”的追求，也让邱仁宗在几十年的研究中始终尊重和珍爱生命，并且关注人的权利和尊严。

　　从1992年开始，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问题引起邱仁宗的重视。他发现，我国最初曾将艾滋病防治与禁娼禁毒联系起来，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艾滋病感染者的个人尊严。“艾滋病只是一种疾病，与道德无关。科学技术是防治艾滋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反对歧视是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所在。”邱仁宗强调。

　　2001年，邱仁宗加入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专家组，起草有关艾滋病法律改革的建议，并向政府有关部门作了口头报告。在他和其他专家的努力下，艾滋病的相关政策有了极大改进，使艾滋病防治形势大为改观。

　　在研究艾滋病防治的过程中，邱仁宗首次提出，在保护公共健康的同时，也要维护个人权利。他表示，人一生病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即一种权利不平等的地位。因此，病人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人，尤其是医务人员也要尊重病人的权利。为此，他与两位律师合作撰写出版了《病人的权利》一书。

　　探究新兴科技带来的伦理挑战

　　邱仁宗告诉记者，闲暇时他喜欢看电影，美国科幻电影《千钧一发》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描绘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基因决定一切。通过基因工程加工出生的人才是正常人，而自然分娩的孩子则被看成病人。“虽然这只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电影，但它无疑反映出人类对基因组研究的伦理学思考。”

　　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然而，对技术的无止境运用，以及对人类生老病死的人工干预，也在伦理方面提出了不少挑战。邱仁宗对新兴科技带来的伦理问题一直非常关注。21世纪的克隆和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都是邱仁宗较早开辟了其伦理学讨论的先河。

　　如今，尽管已年过八旬，但邱仁宗仍致力于研究新兴科技带来的各种伦理学命题。他说，科学所解决的问题是“能”与“不能”，而伦理学解决的问题则是“该”与“不该”，人类必须对科技发展保持清醒而审慎的态度。“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运用科学技术必须要有一个度。我们可以先走一小步，停下来看看它对人类有没有好处，是否造成了伤害，然后再走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