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慰庆 来源：新华网 时间：2014年9月3日
9月9日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69年前（1945年）的9月9日，中国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当时，我的父亲顾毓琇教授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参加了典礼。而12年前（2002年）的9月9日，父亲以百岁高龄辞世，为他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9月9日恰恰又是教师节，父亲毕生教书育人，特别是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联合政府教育部次长，为民族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力量，每当教师节，总会勾起许多抗战时期的学子对他的怀念。
父亲于1902年诞生在江苏无锡老家。1915年考进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 1923年由清华选派到美国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电机工程，只用四年多的时间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为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
他于1929年回到祖国，先是在浙江大学担任电机科主任、教授，两年后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侵占沈阳，不久，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他曾亲率中大师生到南京火车站为十九路军送行壮志。他当时感到，“这些勇敢的战士中将有不少人再也无法回到南京了”。于是，将旧作剧本《荆轲》付印单行本。公元前三世纪，荆轲便是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雄气概出征的。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他又写成四幕剧《岳飞》，热情歌颂民族英雄。《岳飞》初以单行本印行，1932年7月又出版了《岳飞及其他》，包括《岳飞》、《项羽》、《荆轲》及《苏武》四本古装话剧，“吸引了很多心地善良、满怀爱国热忱的读者”。
1932年8月，父亲回到母校，创办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担任了第一任系主任。1933年1月起又担任了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
在教书和不断发表科学论文的同时，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形势，使他难以平静。1933年春，受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张学良将军的委托，他组织清华师生研制了防毒面具。后来他回忆说：原先“政府购置之防毒面具来自意大利，橡皮在北方寒冷天气下即开裂，不能用，前方急需防毒面具。……为此首先需要活性炭吸收毒气，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机械工程师（顾毓瑔），任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一个是化学工程师（顾毓珍），他们共同合作，以海外华侨捐赠的椰子壳为原料试验成功。装满了椰子壳的车皮源源不断运进清华园。为适应华北（尤其是长城以北）的严寒气候，我们不用纯橡皮为原料，而是把橡皮当作衬料夹在两块布中间做成橡皮布，眼口处则以锡箔片压制而成。为此我们还采访了制作香烟铁罐的专家，取得了打孔机以备大规模生产。我们从清华招募了大批青年男女从事相关的志愿工作，包括载上防毒面具从弥漫着催泪瓦斯的房间内穿过，以完成最终试验”。就这样，清华师生为北平华北分会制作防毒面具八千具。1937年冬，又为绥远傅作义将军制作一万具。1937年2月父亲亲自送到傅作义将军处，后又一起庆祝百灵庙大捷。
1935年12月9日，清华和其他北平大中学生为抗议日本侵略及华北特殊化（日本制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掀起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2月29日清晨，宋哲元派宪兵五百名到清华园，当晚又派兵三千包围清华园，镇压学生运动。父亲从梅贻琦校长住所骑自行车前往大门，拟与带队军官接洽，要求撤兵，中途被宪兵阻止并挨打，而此时，一些学生领袖如姚依林、蒋南翔等分别躲藏在父亲的同事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中，以后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日后说：“此‘一二·九’事件应为清华学生运动之可纪念者”。
1936年冬，清华开始将一些重要图书和科学仪器秘密转移到华中之汉口。父亲与叶企孙教授共同承担了这一艰难的使命。所有迁移必须严格保密，书籍和仪器半夜在清华附近的火车站装车，列车还得在不被日军间谍侦探到的情况下一路驶抵汉口。在父亲的一些朋友的支持协助下，两批图书仪器，每批十列车，每车约四十箱，得以安全转移，以后为西南联大所用。其中，他在清华负责新建的无线电研究所定购的一批用于制造电子管的设备，刚刚在清华装配完成，也运到了汉口，并立即在汉口广播电台投入使用，为宣传抗日救国发挥了作用。
1937年春，北平教育界十二人为反对日本策划的所谓冀察“自治运动”，联合发表了通电宣言。联名者包括蒋梦麟、胡适、梅贻琦、顾毓琇等。通电说：“……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1937年7月7日，北平卢沟桥事件爆发，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事变前一天，父亲正陪同国际著名的航空工程教授冯·卡门博士（刚应聘为清华名誉教授）乘火车前往南京。７月１５日，参加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会”。
1937年9月初，父亲到长沙加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岑三位校长共同领导，父亲担任工学院院长。（以后学校迁到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除了忙于工学院的组建工作外，他还为兼任所长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而奔忙。航空研究所在南昌建设了中国第一个航空试验风洞，他曾多次前往。这两个研究所几度分别迁移，最后都到了昆明。
1937年中秋节，父亲在长沙，不能同家人团圆。当时国立戏剧学院的余上沅、曹禺均滞留长沙。曹禺也是清华学子，称我父亲为老师（以后一直保持联系，直到曹禺去世），当时他们畅谈国事，曹禺请教我父亲：中国的抗战能否胜利？父亲对曹禺说：“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也未必得胜；但如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负起历史的责任。当年冬天，父亲写出《古城烽火》抗战剧，曹禺写了《蜕变》，后两剧都在重庆公演，巧合的是，《古城烽火》的公演日正是次年9月9日。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特别是“七·七”抗日战争全面开展后，中国有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汉口改组。父亲担任了教育部政务次长。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都将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自此，我也会称政府为国民政府而不再是国民党政府。我投身服务的是一个国民政府，因我并非任何党派的成员。”事隔30多年之后，1973年8月29日，周恩来总理亲切会见了从美国回来的我的父母和我们四个兄妹。那次会见从晚上十点谈到凌晨一点二十分，其间总理和父亲共同回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相识相谈的一些往事，总理对父亲说：“我知道你当时是‘客卿’！ 圈内人当你是圈外人，圈外人当你是圈内人。”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期间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父亲为战时教育问题曾多次与周恩来及当时担任参政员的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商谈。当时他曾介绍同窗好友闻一多先生与郭沫若相见。他有不少同窗好友先后也参加了国民政府。
从此，父亲担任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达六年之久。1939年4月起，又兼任了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他回忆说：“因为我过去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经验，我自然会从政府行为和个人渠道两方面对各大学的需要予以关照。不过，我的官方职责要求我关注整个教育体系，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也包括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还附加了有利于联合抗战的普及教育。”
那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只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三个负责人，（其他部也大体如此）。父亲非常繁忙，他几乎走遍了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华中和东南各地，特别是每一所高等学校都有他的足迹。当时的大后方确实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像扬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战时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父亲在公务繁忙的同时，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电机工程。他曾发表学术论文，还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他是副会长）、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他是创始人和会长）的学术活动。
这时我父亲已经有了五个子女（四男一女），在战乱的情况下，他难以照顾自己的小家庭。自从“七·七”事变离开北平后，我母亲带着我们一群小孩滞留上海。我的大伯父顾毓琦先生本是上海同德医学院院长兼同德医院院长，那时他办了伤兵医院，支援抗战。我的祖母和母亲不断写信给父亲勿以家庭为念，同时在上海积极参加了募捐、缝制寒衣等支援前线的活动。直到1938年4月底，我们才与到香港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年会的父亲团聚。父亲请蔡元培先生主持了我姑母顾毓桐与王兼士先生的婚礼，随后又回到了武汉。
不久，父亲在重庆通远门嘉庐九号安了家，可是好景不长，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对重庆施行了大轰炸。我们家前面两处房屋均遭毁坏，炸后又有多处燃起大火。父亲决定全家搬到嘉陵江畔的北培，父亲和我三叔、四叔在农村找了一块净土，建起三座茅屋平房。因为恰好是顾氏三兄弟住在一个院内，友人喜称之为“三顾茅庐”，于右任先生便题字曰“茅庐”。
1940年4月1日至5日，父亲在“一·二八”时所写的《岳飞》由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上演。这是古装历史话剧第一次演出的尝试，前后共演八场，经过余上沅、杨彬村、张骏祥各位先生的努力，在重庆博得了如潮的好评。——4月5日，国民外交协会特公演《岳飞》，招待英法美苏四国大使和战时陪都的其他使节和外宾，并各赠以“还我河山”的纪念旗帜。父亲在散戏之后与外国使节一起午餐时，告诉他们：“中国人从来就痛恨秦桧这样的汉奸，倘若现在有同秦桧一样的汉奸，全国的人自然都要制裁他。”话剧《岳飞》在抗战时期几乎每年都在“大后方”公演，并曾被改编成川戏、汉剧等在各地演出。
1940年夏天，父亲根据席勒德文原著将贝多芬交响乐《欢乐颂》译成中文。当年秋，他兼任了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抗战时期的国立音乐院是现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当时他研究了中国音乐的音律，提议以三百四十八振动数码为黄钟标准音，在1941年4月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开会时获得一致通过。
1939年10月15日，我父母有了第六个孩子——我的第二个妹妹慰慧。她出生下来就非常讨人喜欢，“脾气真好，不哭不闹，只会笑”，父母特别疼爱。那时父亲的清华同班同学梁实秋和吴景超夫妇住在北培“雅舍”，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住在歌东山，慰慧满月和周岁的时候，父亲请朋友在纪念册上为慰慧题字作画。当时梁实秋先生写完“颜如渥月”，又画了一枝梅花；吴文藻、谢冰心夫妇题“女比儿柔不嫌多”；老教育家蒋梦麟先生题了“旧家庭读新女儿经”。她生在抗战轰炸时期，母亲怀她时，就不断躲警报。1941年2月，慰慧患病，经抢救无效不幸矢折。这使父母和我们全家悲痛至极，久久难以忘怀。从此，父亲便开始写诗词，以寄托哀思。
父亲大部分时间要在重庆上班，或者外出，母亲带着我们住在北培，虽是乡下，也不安宁。1940年5月27日，北培第一次被炸，6月24日敌机第二次轰炸北培，父亲因病不能走路，在母亲陪同下躲在园内防空壕里，突然房子后面五十步的小山坡上中了一弹，碎片飞到屋顶，把玻璃全都震碎。父母在防空壕中觉得一阵阵狂风，吹得人摇动欲倒。那次的燃烧弹把新盖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完全烧毁，父亲和三叔都在生病，带病去那里救火。父亲眼看着许多亲手从清华园搬上火车运到武汉，辗转到北培寄存的一部分国画，被敌人狠毒地狂炸烧毁，“这种难过的心情，如同看着自己所生的孩子被恶魔夺去一样。”那时躲警报钻防空洞是重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同胞死伤无数，极为悲惨，有些朋友同事遇难，父亲亲自去吊。1940年7月20日半夜，父亲曾同曹禺冒火到重庆中山公园，访问受灾同胞。父亲常常在防空洞里办公、写作，剧本《苏武》就是在防空洞中修改后付印的。
父亲虽然从事的是教育行政工作，但他关心的事情很多。1941年1月，他访问了湖北省战时省府恩施，会见了“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私下里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讨论该如何将雇农变成他们土地的主人”。陈诚将军日后执政台湾时推行土地改革的举措，据说便是此次谈话的直接效应。 4月，父亲奉命以“行政院代表”的身份视察局势严峻的东南省份，经湖南、江西到福建，旨在调查粮食、食盐的严重短缺，结果发现起因大部分在于分配不当，官僚主义更令形势雪上加霜。他向省里提出了切实的补救方案并得以实施，很快便从农村调运大量粮食进入城市，作为“行政院代表”，他还命令盐务官员给民众每人免费分配一斤食盐。6月初，他离开福建时，粮盐短缺现象已获得缓解。1944年8月1日，父亲所著《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粮》公开发表。
1943年春天，父亲担任中国文化访问团团长访问印度，期间曾访问中国新军训练站，会见在清华的同学孙立人将军，并受到史迪威将军宴请。
1944年8月，父亲接替蒋介石担任了中央大学校长。在这座当时被称为“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里，父亲除了在电工系教授电机分析和电工数学两门课程之外，经常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和中外著名学者到中央大学演讲，其中有许多民主人士。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曾邀请冯玉祥将军到中大演说并到我们家作客畅谈，冯玉祥将军当场写诗作画，还为我题写了“慰庆先生 立志救国”的墨宝。冯玉祥将军忧国忧民的情怀，使父亲和我们家人都非常敬佩，五十多年后，1988年5月15日，父亲曾在我和大哥顾慰连的陪伴下登泰山，特地瞻仰了冯玉祥墓。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父亲曾亲送中央大学学生参军，（当时称之为“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还写了不少诗词，其中有：《请缨》
弦歌风雨忆鸡鸣，谩卷诗书乐请缨。
四海干戈崇武德，八荒蓝缕启文明。
黄花碧血千秋事，宝剑寒老十万兵。
三峡楼船东下日，会看香雪上台城。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我父亲作为政府官员，生活也非常简朴。那时国民党的不少官僚确实腐败，“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相当普遍，发国难财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我父亲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同他们泾渭分明。除了工作、读书、写作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嗜好。清茶淡饭，烟酒不沾。
我们全家依靠父亲的薪水生活，他的薪水虽然比一般公务员要高一些，但子女七个，开销也大。有时会有一些稿费贴补家用，父亲往往又捐了出去，（需捐款的地方和“名堂”也很多）。母亲相夫教子，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我们兄弟的衣服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过又给老三，过年时也很少穿上新衣。袜子是母亲给我们补了又补。我们住在重庆乡下的山沟里，乡间小路下雨时泥泞路滑，上学很是难走，母亲自己为我们做了布鞋，用桐油涂刷（防水）后，在鞋底打上钉子，名为“钉鞋”，给我们下雨天穿。母亲向当地的农民学习，自己种菜，自己养鸡养鸭，甚至自己养猪，自己养羊。这样鸡蛋就不必到外面去买，挤了羊奶可以给年幼的弟妹们喝。过年时请人来杀猪，新鲜的猪肉吃不完，还可以腌成咸肉。我们几个较大的孩子跟着母亲劳动，我自愿担当了上山放羊的任务，还以此为乐。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
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初中学生，但七十年前的往事，有许多至今记忆犹新。八年抗战的洗礼，使我终生难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时期父亲的言传身教，给我和大哥、大妹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年以后，上海解放前，我们三人在中学里先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者为全国政协第九、十届委员、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