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豆米 来源：云南日报 时间：2014年5月11日
搜索抗战时期住过昆明北门街的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名字，从中见到“叶企孙”这个陌生的名字，并知道了他是谁时，惊愕不已：为什么会没听说过他？于是注意起现在的报刊网络上有关他的部分，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不知道他是谁，而一旦知道时，与我一样惊呆了，因为说出他“是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的人，是尽人皆知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是华罗庚，是我们这个时代23位“两弹一星”功臣中的大部分人，当我们从这些家喻户晓的科学家那里得知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宗师，是“两弹一星”之祖，是一代师表时，怎能不问：“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我问这个问题时，比一般人惭愧，因为这位人物在我老家街上住了整整3年，住之前有两年也常往这条街上跑——他领导的某个下属单位在那里建造了当时中国唯一可用的航空风洞，事关抗战战局。那时他每天从住所——北门街71号唐家花园的西南联大教授单身宿舍步行到联大的路，有一半是我年少上学时天天必经之路，可是我在他作古后三四十年才闻其名，晓得他在我老家街上的往事，能不汗颜？新中国成立以来叶企孙不为世人所知的这个话题，触及面广，该讲的太多，本篇要说的是叶企孙在联大期间与学生的话题，这话题一直以来被人们广泛乐道，其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学生李政道，还有当时对他和学生考验最大的“一二·一”学生运动，这些，正好是他住北门街时发生的事。
联大的宿舍在唐家花园后院戏楼里，所住的教授多半是清华大学的。叶企孙1938年9月到昆明后住在西南联大办公地（财盛巷2号龙云公馆）。后来他又到重庆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两年后脱身不干了，于1943年7月回联大教书，从这时起到联大结束返回清华的3年，他就住在北门街的联大教授单身宿舍。那时的他40多岁，留在照片上的样子，表情有点儿木讷，无论穿长衫还是西装革履，好像都没为他增色，总之人显得厚道憨直。学生们说他有点口吃，讲课时语调又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还带着难听懂的上海口音，在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里，学生们对他的印象是，讲话“不大顺畅，心肠却极好”。
叶企孙一辈子站讲台一辈子对学生好“心肠”，培养出那么多物理大师，其中，李政道就是叶企孙住北门街3年里发现的。1945年，叶企孙为联大物理系大二年级学生上电磁课，观察到李政道这名从浙江大学转来的插班生，虽然不缺课，可是在课堂上自己低头看自己的书，一副没听课的样子，对他有意无意提问时，他又能对答如流，理论水平在同学们中显得出类拔萃。有次下课，叶企孙来到这位学生面前问他看什么书？李政道回答后把书递给老师。叶企孙见是电磁学的高级教程，把书递还给李政道时说：“你念这本教材又来听我的讲课，不是浪费时间吗？以后你就不用来听我的课了。”
李政道听老师这么说话，愣了。“但是，”叶企孙继续道：“实验课你不能缺。实验非做不可。”
叶企孙识出李政道是位天才学生后，对其的要求到了“苛求”程度。这年，电磁学课程结束考试，李政道的理论题考得好，全对了，却被扣掉两分，只得58分（满分为60分）。李政道拿着试卷，委屈地问叶老师为什么要扣两分？
“你的实验不行，理论分数不能得满分！”原来李政道的实验考试只得了25分（满分为40分）。叶企孙在李政道试卷上写下：“李政道：58+25=83”。
叶企孙的性格不只是话少，留下的文字也很少，身后遗留下的有限文字材料里，却保存了3张昆明土纸，这3张土纸就是那份批写着“李政道：58+25=83”几字的李政道试卷。
对这个天才学生，叶企孙“苛求”得学生本人受不了，又“宽”得旁人不能理解。1946年春，民国政府委托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教授推荐数学、物理、化学方面的优秀青年助教各两名，到美国读博士。物理方面，吴大猷教授推荐了西南联大助教朱光亚，另一名确定不了，请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给予推荐。叶企孙推荐的人，不是什么助教，是还在念大二，一位允许了不用听自己课的学生——李政道。
之前，李政道与叶老师好像老是“冲突”，与吴大猷老师关系就非常亲近了，李政道1944年到昆明，谁也不认识，拿着别人的介绍信直接找到吴大猷教授要求进西南联大读书，并插班到吴大猷所在的物理系，得到吴老师的亲手培养。即使如此，吴大猷也没看出李政道这位19岁的学生天才到可以破格去美国念博士。仅从这一点上可知，叶企孙推荐李政道，阻力有多大，在联大引起的轰动有多大。李政道学历不够的问题，到了美国仍然存在，经吴大猷和叶企孙再次举荐后，这年秋天得以进入芝加哥大学读书。11年后，李政道与西南联大的师兄杨振宁一起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华人首次摘下“诺奖”。李政道回首在联大读书的两年时间，说叶企孙是影响自己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西南联大学生考试的卷子只用得起当时昆明纸铺里最廉价的草纸——土纸的时候，昆明物价涨居全国首位，联大教授们生活贫困到极限，学生们饥肠辘辘。有一次，叶企孙省下薪水买糖果糕点，把听他热力课的全体同学召集到他宿舍背后的圆通山上，像位父亲对饿坏的孩子们一样，让大家放开肚皮吃，并鼓励说不要被目前的饥饿吓倒，相信抗战会胜利。同学们把所有东西吃光后，该回北门外的联大学生宿舍去了，叶老师送大家下山。告别时，老师一直目送同学走远。同学们回望时，见老师转身向宿舍走去，老师的这背影，让大家想起念大一时读过的朱自清《背影》，像父亲一样，以至半个世纪后回忆起，如在眼前。
他们师生山上一聚，山下一别的地方，后来就是圆通山动物园的一隅，是我小时候的玩耍之地，所以我专门去走了走。从山坡上走下来，沿着叶企孙与同学们道别后走回宿舍的路，来到早已变成动物园的孔雀园，没有一丝往昔痕迹的唐家花园原址上，草坡、假山和小池塘边都是不怕游人放养的孔雀。我在孔雀漫步的小径上徘徊，自然想到了1945年12月发生“一二·一”惨案那一周时间里，叶企孙每天从联大走回到这里，彻夜难眠之际，是否起床下楼走到雪地上，让头脑清醒清醒？是否走到枝头悬挂冰凌，花香扑鼻的腊梅树下仰望星空，一边绞尽脑汁地思考，一边为惨案中死去的学生们泪流满面？他接手联大常委梅贻琦主持起联大校务，仅二三十天时间，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 惨案和学生民主运动，这重大历史事件对西南联大和叶企孙本人的考验，就像“五四运动”对北京大学。惨案发生后第二天，叶企孙主持召开联大本年度第三次教授会议，定下处理惨案的基调，第五天，又主持召开第四次教授会议，于是有了声势浩荡的学生抬棺上街游行和昆明市民为惨案的四烈士举行盛大出殡游行等等的示威抗议活动。后世对叶企孙处理“一二·一” 惨案的评价是：大是大非面前不含糊，不明哲保身，敢于坚持正义。惨案第七天以后，傅斯年就任联大常委，叶企孙结束了主持校务的工作。傅斯年接手后，处理学生限期复课的事，立场站在当局一边，把学生得罪了，留下骂名。
叶企孙终身未娶，一生独身，又一辈子授课，视学生如子女，他这方面所达到的程度，非常人所能及，比如他晚年因学生“熊案”牵连蒙上了不白之冤，遭了无穷的罪受，可是他在北京中关村一带踯躅街头向人讨几个小钱时，所讨要的对象，不是其他的人，还是他熟悉的学生，只有宽恕了给自己惹祸的儿女的父母才会这样做，叶企孙就是这样一个人，敦厚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