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晨辉 郑雅楠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时间：2014-8-11

英国怀特岛漆黑的夜空为庄严而璀璨的银河系景象提供了一幅绝佳的背景。CFP供图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颖的人，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悟性不够，是个“笨人”。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他当着恩师和在座同学的面，对另一位同学表达了钦佩之意，“我当年最服你，脑子好使！”

    那是多年前的一次作文课，语文老师检查作文，点到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戚发轫，他老老实实地拿起作文本念着头晚满纸的心血，另一个就是这位老同学，尽管作文本上一个字没有，但这位同学竟“一点磕巴不打”地把作文“现编”了出来，当然最后还是被老师识破了。戚发轫说：“我可做不到这一点。”

    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戚发轫已被外界诸多的光环所围绕：曾参加中国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卫星、第一艘试验飞船和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历任“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直至执掌设计神舟载人飞船的帅印，丰富的经历使他被称为共和国航天事业发展史的缩影。

    但就是这样一位老院士，对当年作文课上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他说：“我不想造成一个印象，即所谓成功者在小时候就是优秀生，那时的我不是优秀生，是不是以后就不行啦？也不是，只要你努力也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的。”

    小时候努力写作业，成绩总比不上那些常看小说又爱玩的人

    戚发轫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掺杂了多种“血统”：自小生长在被日本占领的大连，小学学制按照日本；解放后参照苏联。课本也变来变去，那时，初中已是“很高”的学历，而所谓的高中就是“初中里头挑几个班，再找个好点的老师来讲课”。

    在这种“十分不正规”的教育环境下，戚发轫时常感到学习“吃力”。

    中学时，班上分为两拨儿人，一拨儿经常看小说又爱玩，还有一拨儿总是看书、努力完成作业，戚发轫属于后者。然而，每逢考试，戚发轫总是比不过前一拨儿人。

    他至今记得，班里有“三驾马车”：班长、团支书和总干事。班长是学习最好的，团支书是“进步人士”，总干事是服务的。戚发轫既当过团支书也做过总干事，唯独没有当过班长，原因就是“学习不是最好的”。

    戚发轫说，同样的人，有的人既学习了又玩得不错，有的人则“守规矩，不迟到，不早退，不偏科，不调皮，也不打架，一心扑在学习上”,结果却是“既没学好，也没玩好”。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以“笨人”自居，“学习不是很好，但是很努力。”戚发轫暗下决心，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精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学。戚发轫的高中只上了两年半。当时大连的学制是春季毕业，而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是秋季招生。要么提前毕业，要么再念半年，他最终选择了提前毕业。

    其结果是，一方面他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前上了大学，另一方面，他很快就尝到了“苦果”：跟不上。当课堂讲到抛物面时，戚发轫连抛物线还没学过，这一度让他感觉自己和人家“差一大截”。

    如今，大家都说“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在戚发轫看来，“有些人生来天赋就好，但是成功的人也各有各的样。我只能后天再努力，用句老话激励自己，笨鸟先飞。”

    直到现在，他还自嘲是80后，尽管没有年轻人的爱好，“不会唱歌，不会下棋，不爱好摄影，书画也不行”，但他会在周末出现在办公室里，整理稿件或是看看书“学点历史”，“不是最聪明的，但是最努力的。”他说。

    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不过，老实归老实，却不等于死学。

    在课堂上，“不爱出风头”的戚发轫像变了个人——发起言来如连珠炮又似机关枪，嗵嗵嗵地让你喘不过气，提起问题也一个比一个尖锐刁钻。

    地动仪的原理是什么？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后有何发现？华佗的药是什么成分？一系列的问题常常让老师也措手不及。就连体育课上，他也经常会问，“老师，做这样的动作对身体究竟有什么好处？”

    尽管只教了戚发轫两三年，但初中班主任、历史老师刘永礼对这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任何问题都刨根问底的钻研劲头儿”的小孩念念不忘。

    刘永礼总记得，戚发轫常常会为一个问题不断查找资料，学校的图书馆、书店、同学家一个都不放过。曾经，戚发轫为搞清楚一个历史小问题，从别人那里借到一套《中国通史》，如获至宝在家读了起来，而后，戚发轫还特意转借给了刘永礼。

    后来，初中校长田宜恭给他写下了如此评语：不善言谈不等于两耳不闻窗外事，讷于言的人往往敏于行。

    1992年，59岁的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总设计师。起初,这一消息让不少圈内人诧异。对一个几近花甲之年的老技术人员来说，第一步就要组建一个研制团队，由于工程大、专业面广，这些团队的成员并非一个行政单位编制，作为总设计师，既不能给人家发工资，也不能给人家发奖金，如何统一指挥对总设计师的“德行”要求甚高，就是靠人格的魅力来统领这个队伍。

    戚发轫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大学寝室，8张床，7个人，毕业后各奔东西。多年后，其中一个人燃起创业梦，号召昔日兄弟加入进来，一呼百应。因为整整大学4年，宿舍热水都是他打，风雨无阻。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集体对另一个人的“排挤”，这个人每星期从家带6个苹果回来，按计划一天一个，4年来从未与人分享，在创业的道路上，“此人不可交”。

    而他，就是那种怀揣着创业梦的人，一个老头儿领着袁家军等一批年轻人，做了一件中国人从未做过的事。

    如今人生已过半，戚发轫回想中学时代那些天赋与勤奋的“博弈”，感觉很难说哪种孩子的人生发展更好。

    虽然曾经学习成绩没那么突出，但较早进入单位坚守岗位，也机缘巧合地“占”了位置，让他有了更多进步的机会。赶上国家建设新契机，与所里的老同志共同聆听钱学森讲《导弹概论》，作为年轻人常常被老同志提携、锻炼，有幸进入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研发中国第一颗卫星，这些都让这位现已80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人生犹如一次长跑，成功的原因很多，不要在意起跑时的位置和一时的排名。

    所有头衔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关于国家的“位置”，倒是戚发轫常常思考的问题。在近日中国科协夏季科学展上，他还不忘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明中国在太空领域发展的“位置”——“天上有1000多颗卫星在工作，中国有100多颗，占十分之一”。

    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说过，中国航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很大程度上因为有年轻且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团队。根据戚发轫的统计，美国在1969年登月时，其研究团队的平均年龄是28岁，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42岁，而俄罗斯60岁以上的航天研究人员占到40%，反观中国，我们平均年龄35岁，非常有潜力。

    但戚发轫担心：等这一拨儿年轻人成长起来后，会不会出现断层，换言之，将来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当工程师了？

    60多年过去，戚发轫仍记得刚上大学时迎接新生的横幅上写的话：“欢迎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工程师，“感到光荣”是发自内心的话。至今，在所有头衔里，戚发轫最喜欢的还是工程师。

    科学家的责任在于发现没有发现的东西，进行“原始创新”，而工程师的工作是将科学家的发现与技术家的发明集合成一个工程，进行“集成创新”。戚发轫说，很难想象，一个社会没有工程师就像“没有临床医生”，搞了那么多研究，写了那么多论文，面对病人却束手无策。

    然而，如今谈起工程师，多少感觉有点“低人一等”，比如，高级工程师只有加上教授级或研究员级才能算正高职称，而越来越多的孩子从事经济、法律、金融，学习理工科的人越来越“稀缺”。

    时代已变，在戚发轫成长的年代，“国家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儿孙这代人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志愿。

    但孩子们选择的真的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吗？戚发轫以为不尽然，就像很多人不了解工程师是干什么的一样，不少年轻人对于选择也是在随波逐流。

    他感慨“现在小学生太累”，围着考试、升学率团团转，却单单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你如果问他喜欢什么，他说不出来就直接问他妈”。应试教育下疲于奔命的结果，只是终于盼到大学的“解放”,然后进入另一轮“被选择”。

    戚发轫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载人登月，他也相信，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像他一样，能够实现航天梦想。  

   (本文转自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