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姚平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4年07月31日
父亲冯至已经去世20年，母亲姚可崑去世也10年了。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应上海书店出版社范泉先生的建议，替母亲编辑父亲的《文坛边缘随笔》时才开始“真正”读他的文章的；特别是1996年退休后，配合以绿原先生为首的专家们编辑出版《冯至全集》的那几年，更是认真通读了他的作品,试图逐渐走近他。然而，越读，我就越感到对自己父亲的认识、理解太肤浅，与他的思想境界总是有距离。非常悔恨当年为什么没有能多和他谈谈心，多了解他。
近些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整理双亲的资料，遵照父亲的遗嘱要捐给现代文学馆。当我打开那些陈旧却整齐的一包包、一袋袋的卷宗和资料袋，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学问”是这样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带着我随同济大学迁徙，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中，他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艰难，民间的疾苦。他随身携带一本日本袖珍本的《杜甫诗选集》，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深入。他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赣中绝句四首》1938年1月）。到了昆明，他就努力搜集资料，萌生了为杜甫写传的念头，试图“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一直到1951年他的杜甫传才全部写完，在《新观察》上连载，第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前后历时十四年。我从来没想过，他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当我打开一大包用麻绳捆着，上面写着“杜甫”字样的卷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发黄，一碰就掉渣的纸张时，我才明白：“学问”是这样做的。
摆在父亲面前的首先是史料缺乏，除了杜诗本身，没有任何日记、信札流传下来，同时代人关于杜甫的记载也极少。他不能猜想，不能臆造，只有“以杜解杜”，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资料。他做了大量卡片，分门别类地记录杜甫的诗作；又遍寻、查阅各种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典籍；还研读了历代学者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近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这包“卷宗”里，有父亲自己制作的地图，那是杜甫壮游时期和流亡时期的路线图；有他描绘的唐代长安地区附近的山川地貌和长安街巷布局，这是杜甫曾流连的地方。还有有关杜甫家世的各种资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矛盾的，最后他经过分析制作出一份杜甫世系表。令我惊喜的还有，早就听说父亲在昆明曾用学生选课卡的背面做了几百张卡片，却从未见到过，现在发现居然还保留了98张。他做了这些工作，心中有数了，才动手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以初步的分析或解决”（《杜甫传》前言）。
我见到的那98张小卡片，全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选习学程单”，是75mm×55mm的小卡片。学生选课要填写一份选习学程单，由学校注册组课程股盖章后，其中一联交给任课教师。当时父亲正在搜集杜甫资料，穷，没有卡片，就利用了这些小小的选习学程单。这98张选习学程单对杜甫诗作了分类，包含自述、友人、自然、社会、思想、时事等十几类。有意思的是，翻过来看卡片正面，却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如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选修父亲的第二外语“德文贰”，而袁可嘉、许芥昱、齐声乔则选修父亲和李赋宁、闻家驷、温德四位先生开的“欧洲名著选读”。
这是父亲在杜甫研究上留下的一些资料。而在德国文学方面，父亲也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可惜我看不懂，只有交给文学馆，留待后人去解读、发现了。
“能人背后有能人”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从小就常听父亲讲这个道理。后来我读到他1930年写的《父亲的生日》，里面有一段：“……直到现在，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同辈少年中‘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我从来不敢有过……”我想，正是有这种态度，他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他欣赏友人的才华，敬佩别人的学识和人格。从他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年轻时他由衷地赞赏梁遇春、徐琥（徐梵澄）、梁宗岱的才华横溢；老年了，他在短文《肃然起敬》里把绿原、朱生豪、钱春绮三位放在一起表示敬意，“是由于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以及能担受生活的苦寂和人间的任何磨难”。所以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能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他很重视并真诚地欢迎对他作品的批评。
我整理资料时，见到母亲在《我与冯至》中特别提到的夏承焘先生的信。夏先生读了《杜甫传》，给父亲写了两封很恳切的长信，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提出些意见与父亲商榷。父亲很重视，不仅采纳了夏先生的建议，而且一直珍藏着原信，并一再提起。在昆明时期他翻译的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旧稿中，我见到两张发黄的信纸，是朱光潜先生写来的。大概是朱先生编什么书采用了父亲译稿中的九千字，但，朱先生说：“你的译稿是多年前完成的，当时译法似侧重直译，文字有些生硬拖沓，不易使读者一目了然。有些译词当宜斟酌，例如……”他接着说：“我把这几条写下，供你将来校对时参考。书简是一部重要著作，希望您能早日抽暇把译稿整理付印。”还有孙楷第先生的来信：“……今新岁又承与夫人偕来视我衰病之躯，欣慰良多。杜子美家世顷于宋蔡梦弼《草堂诗话》捡得之，附抄于后以供先生考订……”（标点为笔者所加）看来是过春节父母去看望孙先生时，父亲谈到杜甫世系资料庞杂的苦恼，曾请教于孙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孙先生还是很快写了信来——这封信写于“夏历正月初五日”。看着这些几十年前的信件，我为父辈们真诚无私的友情深深感动。他们互相敬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多么可敬可爱的那一代人！
“我还要做很多工作……”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这是《沉钟》周刊第一期刊头上引用作为“题词”的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也是父亲一生的誓言。五四运动为父亲打开了一扇窗，在孤寂苦闷中的他开始接触新文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激发起创作的热情。于是，他和朋友们办杂志，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鲁迅），把献身艺术当作人生的目标。父亲努力吸收外来的养分，创造自己的风格，力求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同时花大力气翻译、介绍自己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
父亲初到德国时，里尔克的作品使他欣喜若狂，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求已久的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他马上认真地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完一封，寄出一封，要杨晦在国内发表，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他觉得这些言论对于自己，是对症下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缺陷，我虚心向他学习”。他认真研读里尔克著作，选定《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提纲都写好了，却因为导师阿莱文教授是犹太人被撤职而作罢。后来，世事的变迁使得他除少量的文章和翻译外，没有能继续他心爱的里尔克研究。但纵观他的一生，里尔克对他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他不能容忍任何不认真的作风。
父亲再次接近歌德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这时他接触到的歌德已经不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歌德，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启发，因而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认识的古典主义时代的歌德。他自己也不是20年代那个单纯、苦闷、构造幻想的冯至了。他编写《歌德年谱》，开讲歌德的讲座，翻译《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精读《浮士德》。年轻时，他对这两部巨著不敢问津，如今却觉得“像是攀登矿山那样，不仅看到些山林的风景，还能钻探出丰富的宝藏”。他认为，《浮士德》里，上帝说“人努力时，总不免会犯错误”，和最后，天使说“谁永远自强不息地努力，我们就能救他”，这两句话概括了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人物的苦难和胜利，他把这两部巨著当作自己的“生活教科书”。
看到这些，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所抱的那种严肃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儿的态度了。整理资料时，我翻出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印在又黑又粗的昆明报纸上的文章，发现他的观点是始终一致的。1944年他在《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一文中说：“翻译外国文学，不外乎为了两个目的：积极方面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消极方面是纠正自己,并且在比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学正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他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跟着英美的畅销书转，而畅销书又是跟着电影转的现象；他主张“有辨别，有见识的介绍”。他认为“文学不是消遣物”，而是要引导人“走上建设的途程”。尤其在那物力、人才匮乏的时代，应该爱惜我们有限的翻译力量。他说，翻译和接受一些可以启迪人生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能是艰难的，他批评“一种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他认为“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惰性加以砭针”。所以，别看他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但在他认准了的学术问题上，却是不妥协的。
可惜的是，1948年父亲把40年代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歌德论述》之后，对歌德的研究中断了。直到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他才得以继续他的研究，到1986年出版了《论歌德》。这中间的30年，不论是歌德，还是里尔克，甚至杜甫都是不能、也无法研究的。他痛惜流逝的时光，八十多岁的老人，超负荷地工作着。父亲病危时，最后说的话是“我还要做很多工作，可惜都做不了啦”。
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研究学问，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晚年，他在国外得到各种荣誉，但他从不仅仅把这些荣誉看做是对他个人的鼓励，而是看做对于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各国人民通过文学增强了互相了解的鼓励。这里面，有他的贡献，更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们的贡献。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导游者”，把“游人们”领进丰饶的外国文学领域。他说，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在中国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们。他寄希望于后来人。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