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陞（1937经济）

    追怀叶师公超

　　1933年，我考入清华。第一年的必修课，有大一国文、英文，教授由两系分派。国文是朱自清先生，英文是叶公超先生。两位都是名教授，我颇以能入门墙为幸。

　　那一年英文课用的是各位教授合选的文章。一本大书页数可观而且有难(例如爱默生的名篇《自助》) 有易(例如赛珍珠的《大地》，选出一部分)。平时对同班(九级)每星期要读很多页，颇以为苦。于是大家决议上书英文系，请求减少。同班推我起草，写在黑板上共同商定。记得起句是“生等虽膺成均之选，实多樗散之材，范我驰驱，犹虞殒越，追风逐日，势所难能”。

　　全文呈上，果蒙略减。听说吴宓先生对这篇呈文颇为称许。公超师的反应，不得而知，但后来每次数周小考要用英文报告(或评论)，有一次说，如有人觉得太难，这次可以用中文写(只此一次)，同班想还有记得的。叶师对大一英文特重理解，此外坚持我们用英文注解的字典，看有人在桌上摆着不大的一本英汉字典，说这种小字典，要扔到窗外去。

　　叶师那时好像家在北院，我曾晋谒不止一次，大抵在夜间。叶师喜欢穿紫色丝绸的睡衣，颇为鲜艳。谈话山南海北，随兴所至。有时谈到生活态度，先生说：“不能只读书，有时扫扫地，也是好的。”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先生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较长，受了西人虽富贵而有些事也必躬亲的影响。

　　我知道叶师长于书画，尤其擅画兰竹，就说想求一张。叶师说：“听说你画山水，先画一张来送给我，以后再说。”我倒是从十岁左右就从一位表舅学画。叶师既肯赏脸要我的山水，只可恭画一个小中堂，略仿王原祁浅绛。叶师点点头赏收了，回赐的兰竹，始终未能得到。

　　叶师与《新月》月刊的关系，常常有人提到。的确是从《新月》创刊，先生就有一篇宏论《写实小说的命运》，至今仍应细读。叶师在一卷七号上还有《牛津字典的贡献》一文，详述这部大字典，经过七十年多少人的工作方始完成，这部字典刚出完全，叶师就介绍，可见先生对教学特别注意。

　　《新月》停刊之后，叶师在清华园主编《学文》月刊，性质与《新月》相似。第二期上居然登了我一篇小品《断思——躺在床上》，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好，可纪念的是曾经叶师逐句推敲改定。

　　我自1941年来美，1946年2月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哈佛请我做五年任期的助教授。1959年，叶师已由台湾派驻美国，5月15日为纪念五四运动，由哈佛燕京学社同东亚研究中心联名邀请叶师来讲“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会上挤满了人，由哈燕社代社长白思达与东亚研究中心的老板费正清分别致词介绍。叶师坐下来讲，手无片纸而话如行云流水，由清末讲到左翼作家联盟，讲故事甚多，极有风趣。讲完略有讨论。大家都很欣赏，连以《五四运动》一书起家的周策纵兄都表示钦佩。

　　我又在这年九月初，寄了我十篇文章(都是在《哈佛亚洲学报》出版的，后都收入我的《中国制度史论集》) 请教。先生大为赞赏，复我一信，信中说：“惠寄尊作单印本十种，至感。近日细读兴衰刍论、作息考、侈靡考诸篇，至佩。吾兄治学之谨严，堪称不容后人再道。”从老师信里得到这样的鼓励，是多么幸福啊，“不容后人再道”，自然是过奖，后生小子安敢望此。

　　最后一次与叶师见面，是1968年我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在师友赐宴的席上会见，先生告诉我“你是主客，应该在两席上轮流坐坐，跟大家谈谈，表示谢意”，这是先生对我最后的教诲，在国外流浪多年，筵席时有失礼之处，先生肯直言指教，今日思之泪下。

　　忆钱稻孙先生

　　钱稻孙先生在日本语文方面，是第一流的名教授，抗战前在清华服务多年。我是钱稻孙日文班的学生，后来又以种种因缘，特别受过他的知遇，感激甚深。

　　钱稻孙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吴兴人，父亲钱恂在前清时曾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中华日本留学生监督等。钱稻孙少年时在庆应普通部、东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毕业，以后跟着父亲到意大利，在罗马大学毕业。回国以后，历任教育部主事、清华外国语言学系与历史系教授，并曾兼任图书馆长。大约从1921年，就在家里(东厢房)设立“泉寿东文藏书”，搜集日本书籍，供人阅读。大略以文史方面为主，内容之丰富，就个人图书收藏而言，在当时可能是国内最大的。

　　钱稻孙教书循循善诱，而又非常之认真。对于文法的讲解，不厌其烦。不大注意会话，对读音却很重视。常说，有很多留日学生回国之后，拿起一本普通的日本书报来，还不能用日本音朗读，很多汉字只含混着用中国现代音读，是很可耻的。第二年日文选读的资料，文学方面的不少，如夏目漱石的《我是猫》曾读过一部分。练习从中文译成日文，则有时太难。

　　我第一次到受璧胡同钱府，大约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时候，好像是去借书，也许是为了商谈标点《国学文库》的事。那时北平有一家旧书铺文殿阁，重新排印若干种关于边防与非汉族的史籍杂著，名之曰《国学文库》。起初没有标点，后来钱稻孙介绍我在课余之暇给他们句读过十一二种，报酬是送了我一套《文库》，约有三四十册。

　　贾德纳是我最好的西友，也是我能来美国的大恩人。贾德纳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助教授，照例有一年休假进修，全家在北平住南池子，请一位中国青年学人帮他看中文书、日文书，钱先生就推荐了我。

　　我与贾德纳一见投缘。除了帮他看学报，如《支那学》、《东方学报》，用英文做提要之外，还帮他选择各书铺送来的替哈佛买的同他自己要买的书。我虽帮他中日文，在其他方面，实在是他的学徒。1939年贾德纳回国，1940年8月，贾德纳忽然来了一个电报，说他自己肯出钱邀我去美国一年，半时帮他工作，半时在哈佛研究院选课。这真是喜从天降。虽然办出国手续等等，有意外的繁难，费了好几个月，我毕竟在1941年2月初赶到哈佛上课。贾德纳供给我全部学费生活费一年有余。1942年夏季，我得到历史系的硕士学位，又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以后就读博士学位了，如今回想，叫我如何不感激钱稻孙同贾德纳呢！

　　钱稻孙对《万叶集》的研究有数十年的功力，连日本专家都相当佩服。译稿全部用文言，或四言，或五言、七言、杂言。我有时在钱府看他自己细改译稿，真是字斟句酌，而且写字一丝不苟实在敬佩。译稿我在那时读过若干首，但未抄录。直到1956年，钱稻孙的《汉译万叶集选》才在日本出版，那一年钱稻孙七十岁。至于钱稻孙早期关于史学考古学的译著，如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原田淑人的《从考古学上观察中日文化之关系》，乃至池田宏梅、原末治合著两大册《通沟》的中文附录，对学人大有帮助，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无须再介绍了。

　　赵元任与国语教学

　　赵先生是中国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又是著名的作曲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赵先生的学问，决不止此，至少还有数理、哲学、文学，乃至“符号学”、“信息学”与“信息论”。赵先生关于语言教学最早出版的两部书，是《国语留声片课本》(1922年商务印书馆)同《新国语留声片课本》(乙种，国语罗马字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这两本书都是划时代的权威著作。用留声片教国语，更是得风气之先。胡适之先生为之作序道：

　　我敢说，如果我们要用留声机片来教国音，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赵元任先生更配做这件事的了。他有几种特别天才：第一，他是天生的一个方言学者。他除了英法德三国语言之外，还懂得许多中国方言，前年他回到中国，跟着罗素先生旅行，他在路上就学会了几种方言。……第二，他又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他的创作的能力，我们不配谈，我们只知道他有两只特别精细的耳朵，能够辨别极微细的、普通人多不注意的种种发音上的区别。第三，他又是一个科学的言语学者。……依着他的天才的引诱，用他的余力去研究发音学的学理，他在这里面的成就也是很高深的。

　　胡先生与赵先生都是最早的清华公费生，在康乃尔大学同学。两位先生都是绝顶聪明，难分高下。不过在学业方面，赵先生天才的表现，似乎更早更突出些。记得抗战时胡适之先生同几位朋友闲谈，我也敬陪末座。有一位朋友忽然问胡先生说：“在先生这一辈的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聪明天才最高的了吧？”胡先生很快就回答说：“不然！赵元任先生就比我聪明！”

　　赵先生耳音之好，确是得天独厚，据说照统计资料，要几万人中才能有这样一对好耳朵。赵先生有一年在杭州游西湖，看见湖上有个木鱼店，进去想买几个小木鱼，他在这个木鱼上敲一敲，那个木鱼上打一打，不多几分钟，就选出了十几个小木鱼，凑成一套音阶谐和可以演奏的乐器。卖木鱼的人听得睁大了眼睛，可是做了一笔好生意。

　　1948年赵先生在哈佛编的《国语入门》一共二十四课，这部《国语入门》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前八课把重要的句法结构都介绍了，不过教的人如果知识不够，再不照着每课后边的注解同练习，仔仔细细地跟学生一块儿研究练习，可能会觉得难一点儿。有一个评者说“这是一本天才教授给天才学生写的教科书”，话也有几分道理。这些年来，在美国有好几处大学都用这本书作教本，用过的学生，少说也有四五千，认真学习的，无不得益。

　　《国语入门》之前，还有一本《粤语入门》，1947年出版。最早是1942年赵先生在哈佛暑期学校教粤语时编著的。《国语入门》很多课都是由此翻过来的，因为都是中国话，不知道的人绝对看不出来。《国语入门》引论里讲的文法，比《粤语入门》同《国语字典》详细得多了。这是赵先生应李方桂先生之请特别撰写的，实在是功德无量。

　　赵先生后来又完成了一本大书，中文书名叫《中国话的文法》。这是一本口语文法大全，方法谨严，材料丰富，议论明通。依我看，这本权威著作标准著作，至少要管五十年。等到下一世纪，语言学再有进步，文法再有变化，也许会再出一位赵先生来另写一本文法，不过，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还得用这本书作参考。

　　赵先生1962年退休后，除了写这本文法大全外，还写了一本英文的讲语言学的书，不定期地编两种中级高级的国语教科书，真是老当益壮。 　　

(摘自《哈佛遗墨》杨联陞著 蒋力编 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