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莉莉

    龚育之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主要从事科学技术论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方面，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共党史学家。在他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研究主要还是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他参与这些方面的理论研究活动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他拥有亲历者、参与者、研究者、官员等多重身份，不仅经历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参与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党的文献的编写和党史书稿的撰写，而且曾长期担任党史编辑、宣传、研究方面的领导工作，对中共党史一些重大问题有过深入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提出过许多有创见性的观点。他所从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紧紧围绕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向前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可以说，他的学术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与改革开放以来29年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辉煌和挫折的跌宕起伏中重合”[1]。 

    一、当代人研究当代史

    龚育之在其《党史札记》书前小引中曾讲到：“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都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2]他既看到了研究当代史因为熟悉而亲切的兴味，也道出了因置身其中而难以完全洞察的困惑。尤其是在“左”倾错误支配的年代，理论界对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重大错误（当时被当作正确的东西）跟着作了许多宣传和“论证”，这成为很多理论工作者的痛苦记忆。为此，一些学者对当代史研究和理论宣传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认为当代人无法深入地研究当代史，理论宣传更是政治任务而非学术研究。龚育之则认为：“正确的办法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保持科学态度。”[3]他自己也一再勉励自己和同仁要不忘使命，不背初衷，与时俱进，与党俱进。

    二、非“纯学术”文章力戒只作“宣传品”

    胡绳在回顾自己的写作生涯时曾说过：“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我并不后悔。”[4]对于胡绳的“不悔”，龚育之颇有感慨地说到：“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悔，是一个关注当时政治的革命职业者的不悔”，这“关乎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起的道路选择，关乎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责任的自觉。”[5]与学术大师胡绳一样，龚育之从青少年时代起也选择了一条科学和革命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也始终关注现实政治，拥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和执著。而这种自觉和执著，在他所从事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他参与了从中共十一大到十六大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和多次中央全会报告的起草，在每次党的重要会议和历史性事件发生或纪念时，他都有不少学习和研究的重要文章推出，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发表《遵守党的决议和保障科学研究的自由》《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等文；十二大以后以《红旗》杂志评论员名义发表《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2年宪法通过后发表《论废除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论宪法实施的保证》等文；十二届六中全会后发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概括》；十三大后发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和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文；1992年南方谈话后不久发表《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市场经济问题与思想路线问题》等文；十四大后发表《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线索和阶段》等文；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发表《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与郑必坚、逄先知合写）《〈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等文，毛泽东百年诞辰时发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邓小平论毛泽东》等文；十四届四中全会后发表《新的伟大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十四届六中全会后发表《今天中国的时代的真理》；党的十五大后发表《旗帜·灵魂·标志》（与郑必坚合写）《三次巨变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由来》《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十五大精神和党史研究》等文；十五届三中全会后发表《七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届三中全会——三次三中全会讨论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历史回顾》；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时发表《思想解放和新时期二十年》《从十五大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等文；十五届四中全会后发表《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纪念建党80周年和《历史决议》通过20周年时发表《明确的目标 艰辛的探索》《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等文；南方谈话10周年时发表《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十六大后发表《十三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邓小平百年诞辰时发表《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方针、政策作了准确精当的论证、阐发和评论，既有宣传意义，又有科学价值，实现了政治与学术的结合，而不仅是某种“宣传品”。

    三、在史料、史实、史观功底中彰显学者本色

    曾经有人说，龚育之是学者中最好的官员，官员中最好的学者，这既是对他双重身份特征的高度评价，也道出了这双重身份在其为学为官中的交互作用。而通过深入阅读和梳理他的研究著述，我更赞同与之相交甚深的韩钢先生所说的：“官员只是他的辅色，学者才是他的本色。”而在他的学者本色中，党史研究绝对是本色中的主打色。其一，他十分注重对党史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运用，认为仅仅是概括人家的成果，而没有自己新的材料的发掘，新的理论的探索，水平也不能提高[6]，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身体力行，不仅利用自己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披露了1964年8月毛泽东谈哲学的珍贵记录、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过程及邓小平本人的指导意见等，而且利用自己对史料的高度敏感在研究中发掘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几段谈话，毛泽东在1920年所说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句话，以及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鲜为人知的多次论述等等，使这些史料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推动了学术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深入。其二，他十分重视对党史史实的梳理和考证，并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对其亲身接触到的一些党史人物和近距离观察体验的思想文化领域的事件进行回忆，提供了一个“龚育之说法”。同时，他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自治”的决策、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由来以及开国盛事三个重要细节等的梳理和考证，澄清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基本史实的模糊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三，他坚持历史研究、理论学习和现状分析相结合，在长期的党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大量富有创见性的观点和认识。如提出的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统领建国头三年、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高级发展阶段”的观点、关于中国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新认识、“过渡时期”的起始和结束、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路线的关系、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等，深化了人们对建国初期历史、过渡时期理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界定、对“毛泽东晚期思想”提法的质疑、对邓小平“二十年‘左’的错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论断的分析、对邓小平理论形成标准和起点的认识、关于“两个宣言书”、“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二十世纪中国三伟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等观点的提出，丰富并深化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整体把握和全面认识；他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划分的三大篇章、十年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指导思想的两个侧面问题、“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的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问题等创新观点，也从宏观视野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把握。

    四、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

    纵观龚育之从事党史研究的历程，虽然从1980年起他就开始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担任相当于副部长级的领导职务，但却一直致力于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彼此统一，坚守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本分。1986年，他在《科学·哲学·社会》一书中自述思想和学术经历的“跋”文最后，写下了自己的座右铭：“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7]1948年，作为一个追求科学的青年，龚育之考进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作为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和科学交叉的人生道路。在一生的追求中，他一直强调革命和科学的统一，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并认为党性内在地包含着科学性，但如果一定要给革命和科学排个先后顺序的话，龚育之一生的落脚点是科学，他在座右铭中反复强调的也是科学，认为科学不仅是革命的力量，而且革命从根本上是要根据于科学的。在学术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在许多时候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可以求得统一的，但也存在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时候，统一的过程有时还会有一些复杂性，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龚育之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顾全大局，注重从政治上宏观把握；另一方面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保持学者作风，不断提出新识新见。在党性与科学性确实存在不一致的时候，虽然他也曾有过困惑和失误，但最终坚信为革命而思考和探索真理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他的追求是科学，他更看重的是他的学者身份，而不是副部级的官员身份，当然，对于关系重大而个人还不成熟的想法，他也提出不能轻率地随意散布，指出这既是宣传纪律，也是科学的态度。

    五、呼吁党史学界内外良性互动

    身兼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龚育之还一直为推动党史学界“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交流合作、良性互动而积极努力，体现了这位部长书生一心为学的眼界和胸怀。2005年，在最后一次以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身份所作的发言中，龚育之对“党史学界”、“官方党史学”、“民间党史学”等的概念和内涵作了阐释和评论，认为对中共党史研究不要人为划分什么固定的门户和界限，而是要多增加沟通和交流，实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党史学的发展。有感于当时在党史研究领域，一些界外研究不被界内重视、一些界内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的分隔或对立现状，他提倡适度从组织上增加党史学会的会员，从工作上扩展党史学会的接触面，并提出要从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来保持和加强党史学界内外的良性互动。史料方面，界内外可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史实方面，由于掌握的史料不同或对史料的解读不同而对史实存在的一些不同判定，可以通过加强交流来澄清事实，对难以确认的史实，也完全可以存疑或存异，并做进一步的研究；史观方面，界内外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而不是简单拒斥或根本无视对方，“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是非得要统一，有些问题可能就是达不成共识，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8]龚育之对党史学界内外良性互动的想法和办法，体现了他对全国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现状的深深忧虑，体现了他从全局和宏观角度推动党史研究走向繁荣的良苦用心，这些值得每位党史研究和从业人员深思。

　　六、部长书生气若何

    从1980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到1999年从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近20年的副部级任职经历并没有使龚育之沾染上任何官气，他儒雅谦逊，处处体现着学者作风和书生品格；他淡泊名利、平等待人，为工作而不为做官，身边的同事们不论级别年龄都尊敬而又亲切地称他“老龚”；他关心帮助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但从不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任何人谋职务和物质利益，明确提出“业务可帮忙，这事我不管”；他从不让秘书下属捉刀代笔，也从不挂虚名，尖锐批评写作中的形式主义作风，即便写官样宣传文章也力戒大话、空话、套话，保留着学者的纯粹和率真；他坚持重要学术观点的一贯性和连续性，即使在误解和逆境中仍义无反顾地坚守，显露着书生的真诚和执着。1989年底，与他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郑惠在他乔迁新居时曾赠诗一首：“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龙离旧泽深藏尾，雀换新巢巧唱歌。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9]这首诗把龚育之这位“部长书生”、“学者型官员”的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部长书生的称谓，也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龚育之从事党史研究的双重身份和主要历程。 

  [1]本书编辑组：《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页。

  [2][5][6]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85页。

  [3]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4]胡绳：《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7]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8]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9]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原文刊载于《北京党史》2014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