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原工农速成中学副校长、党组书记李卓宝
我在何礼同志领导下工作虽然还不到一年，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那样的亲切、深刻、难以忘怀。最近听他的儿子说要为他出一本纪念文集，借此写下我的点滴感受，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1952年11月蒋南翔同志从团中央调任清华大学校长，1953年初何礼同志也从团中央调到清华大学协助南翔同志工作，后任命为政治辅导处主任兼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校长。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是根据前苏联教育改革的先进经验，为改革高校学生的阶级成份，使高等学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而创办的。1951年由校方委员会的主任周培源兼任校长，历史系教授王永兴任常务副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周培源和王永兴都先后调北京大学工作。蒋南翔校长到校后十分重视工农速成中学工作。1953年初何礼同志到校不久就找我谈话，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他动员我到工农速成中学任副校长，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一次和何礼同志直接接触，互相都很不熟悉。开始我感到很为难，我说我刚大学毕业不到三年，年轻没有经验，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都是有三到五年以上革命工作经验或劳动经验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其中不少学生年龄都比我大，我担当不了这个职务。何礼同志耐心地对我说：“办好工农速成中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改革高等学校一个重要举措。过去我们的广大工农群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水平低，为了大学真正向工农开门，首先要办好工农速成中学，尽快改变大学的阶级成分，这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了解你在澳门协和女子中学接受过师范教育，当过小学教师，还勤工俭学，给中学生补过课，对中小学教育是有经验的，你在团委工作不错，善于作思想工作，有组织工作能力。为此，我认为这个岗位对你是合适的，你一定能胜任党交给你的这个任务。”何礼同志一席话，使我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意料，我在澳门这段历史，除入党时给介绍人谈过以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谈过，何礼同志到校时间不长，能如此深入细微地了解一个普通干部的情况，实属不易。可见他对工作不仅仅认真负责而且深入细微，知人善任，识才善导，我从心里感到钦佩不己，也仿佛遇到了知音，无拘束地和他谈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平易近人，认真的听我说，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最后他对我说：“你是清华大学心理系的学生，我也是，我们是先后同学，其实教育工作中有许多心理学的问题，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尽管来找我，我虽然身体不好，精力也有限，但我一定给你支持和帮助，你尽管大胆地干就是了。”他这样一说，我感到十分亲切，觉得任务虽然很艰巨，但是有了何礼同志这位大师兄作靠山，心里踏实多了。这样我很快就走上了工农速成中学这个岗位。
到了工农速成中学，我首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学生中很多都是党的老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政治觉悟很高，思想素质也很优秀，但大多数学生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不多，有的甚至只有小学二三年级水平，而且年纪都比较大，还有家庭负担，要他们三年完成六年的中学学习任务，实在太困难。其结果是很多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其中很多患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工农速成中学的老师大多是大学特别选派来的比较好的老师，有些是当年优秀的毕业生，不仅业务好，政治觉悟也高，但他们经过一段教学以后，都觉得要完成任务实在太困难了，因此思想很是烦恼，其中有个别老师不安心工作，经多次劝导，仍要求离校回大学工作。
为此，我曾向何礼同志汇报，并提出工农速成中学学制三年对苏联可能是合适的，但不符合中国国情，远离我国工农学生的实际情况，教材、教学计划都应进行改革。这个问题不解决，教师队伍也难以稳定，学生不但完不成学习任务，而且身体也搞坏了，何礼同志当年身体已不大好，有关学制、教学计划、教材等问题，他很支持让我立即向南翔同志报告，因为这方面问题的解决都要请示教育部。对稳定教师队伍他十分关心，认为要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放走一个，就影响一大片。对那位坚持要调离中学回大学的老师，他要亲自作思想工作，后来他多次约这位老师促膝长谈，累得都吐血了，原有的病又加重了。这位老师深受感动，最终留下来继续任教。从这件事使我深深的感觉到何礼同志虽在病中，仍全身心的为党工作，为了搞好工农教育，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牵挂，即使是普通教师，他都不遗余力地去作思想工作，完全没有摆老资格和作领导的架子。作为党的干部，我深深感到，他就是我的楷模，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
1953年底，何礼同志因劳累过度，肺病发展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出院后被迫长期在疗养院休养。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他，为了不打扰他，都遵医嘱不谈工作。他关心我1953年出生的女儿，嘱咐我不要因为工作忙，耽误了对孩子的照顾，孩子是革命的后代，马虎不得。还告诉我，要请一位可靠的保姆，这样才能专心作好学校工作，无后顾之忧。这让我十分感动，我想他在清华工作时，因为夫人在团中央工作，没有同来。他一个人住在清华，还亲自照顾他那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很是细微、耐心。我当时就想他真是一位慈祥的模范父亲。他对我的嘱咐是来自他内心的亲身体验，充满了大师兄对小妹妹的爱护和真情。
何礼同志已离开我们23年了，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也已创办了51年。当年工农速成中学最全面最早改学制的办学质量是好的，80%学生完成了高中课程，毕业了。其中63%考入了大学，30%考入了清华大学，还有极少数由国家选派到苏联求学。他们都成为一代新型的国家高级建设人才，即使是没有上大学的同学，由于提高了文化水平，在后来工作中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总的说他们都为党、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在他们都已离任了，但是他们对母校的感情还很深，每年校庆都有同学回母校找当年的领导和老师，表达当年培养的感激之情。这是应向何礼同志在天之灵告慰的。
我虽然和何礼同志相处时间不长，但我经常想念他。他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但更像一位真挚的知己和敬爱的兄长，他对党、对国家、对学校、对同志、对孩子深沉与执着的爱，即使在病中仍深深令我感动。何礼同志虽然已离开我们，但他的为人、思想、工作作风、还有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感情，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年12月于清华园）
（资料来源：郑一奇主编，何吉林副主编：《何礼纪念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