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云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14年04月10日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控制着中央政权的国民党因为抗战走上统治巅峰。在这个大变动中，国民党政权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把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其意识形态体系。使得当时一批受欧美影响很大，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它，自觉地以学术为工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希望在国民党政权的主持下，推动现代化。蒋廷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写的一本论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个学者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所建立的现代化范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作者个人经历与政治取向的反映，服务于学者自己的政治诉求。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在他看来，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他在《中国近代史》总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上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民族的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蒋廷黻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他认为洪秀全的民族革命思想，虽然应该肯定，但是其领导的太平天国只是建立一个新王朝，不能走出传统的老路，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了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领导的旧式的士大夫式洋务运动，也同样不能救中国。
蒋廷黻所构建的近代化评价标准，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是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的现代化问题讨论在他著作中的反映，也是现实中的现代化困厄，使他将眼光投向近代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史上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历史借鉴。蒋廷黻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的分析框架，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角度说是有一定新意的，但是在首都沦陷、武汉战役正在加紧准备的当口，大讲近代化，而不分析帝国主义侵略的负面作用，不仅违背艺文丛书总序的宗旨，也完全背离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蒋廷黻以近代化作为核心概念来诠释中国近代史，但他理解的近代化却是西化，是欧化。他的这种理念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进行的现代化道路讨论中的“全盘西化论”的反映，他本人也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欧化。“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国民族接受欧洲文化的历史”。他很少强调欧洲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将近代中国中西关系中的问题一味的归罪于中国，认为中国不愿意接受欧洲文化，是中国不识时务的表现，中国被侵略是咎由自取的结果，这样他想借书写中国近代历史振奋民族精神的主观愿望不仅无法实现，反而销损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损害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蒋廷黻以近代化为构架，建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话语系统，源自他对当时中国主题的判断和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九一八事变之后，国统区的中国主流学术界曾经掀起了一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不管讨论者如何理解现代化，但都把现代化作为当时中国的一条根本出路。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要任务并不是革命，而是现代化，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没有完成现代化，中国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开展现代化。抗战爆发后，民族救亡成为头等任务，但如何实现民族救亡，抗日战争是否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抗战，中国是否单靠军事抗战，就能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战和建国的双重任务，以抗战促进建国，以建国完成抗战。国民党认为完成抗战建国关键，就在于贯彻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完成中国现代化。主流学者也接受了这一看法。蒋廷黻从近代化的视角考察中国近代史，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主流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考察的角度。这一角度也反映了主流学术界与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重大分歧：前者要求在维护现行政权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反对进行革命；后者要求进行革命，推翻现行政权，在新政权的主导下，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学者从近代化的视角去观察和反思近代中国历史，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的角度去考察近代中国历史。这两种视角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两种不同出路。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建构的近代化话语，在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主要政治任务，这一政治形势使他的研究模式又在大陆得到了响应，并成为对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规范的强大挑战。
（本文摘自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建立（1931—1949）》，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