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国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4年6月16日

【核心提示】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有收获的。

　　郑振铎（1898—1958），祖籍福建长乐，号西谛，又写作Ｃ、Ｔ，笔名郭源新，其藏书题识常署名为纫秋居士、幽芳阁主、幽芳居士、幼舫等。郑振铎的活动交往大多在文学界与藏书圈。数十年来，学界研究聚焦于作为作家、编辑、藏书家的郑振铎，但他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卓越贡献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

　　直接与闻图书馆建设筹划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图书馆建设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清理了反动、淫秽的书刊，增加了马列主义和经典著作，改变了图书馆的藏书成分，同时也加强了党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

　　在对各图书馆的接收中，郑振铎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站在建设国家图书馆的高度给予关心和指导。尤其是对北平图书馆的接收，他从该馆领导班子的配备到各项重要规划，都直接与闻，凡有接收捐献或收购到的重要善本，都优先转给北图庋藏。当时，上海还没有一个大型的公立图书馆和博物馆。他非常着急，多方呼吁。1951年4月，他在致端毅（当时的华东文物处副处长）的信中说：“此事必须早日办，上海市实在不可一日无图书馆、博物馆也。”后来，他多次到上海视察、商量、督促。1952年3月，上海正式建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他又给陈毅市长等人写信，推荐可以发挥一技之长的人士，其中有“邃于版本目录之学”的瞿济苍、瞿凤起两兄弟。1950年，他领导成立了图书分类法工作小组，参加者有于光远、王重民、向达等人，甚至革命前辈徐特立也被他请来参加了座谈，几经努力，制订出新中国第一部比较科学的图书分类法。1954年，他亲自主持了全国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并主讲“中国古典文学的宣传”，此外，还邀请冯雪峰、傅青华、何干之、袁翰青等名家去讲课。

　　为发挥专业刊物导向作用，1950年1月，他主持创办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并在该杂志上开辟“图书馆专栏”。1955年，他创办了《图书馆工作》双月刊，扩大了图书馆的宣传阵地。他辛勤地做着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九载辛勤筹划忙”，“规划苦君常不眠”，他的同事王冶秋所写的悼念诗句正是他呕心沥血的真实写照。

　　明确图书馆职能定位

　　郑振铎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就在于充分发挥藏书的作用，藏而不用，那就失去了价值。他常常对人说：“图书馆的书是要读、要用的。从前的藏书楼，像宁波范氏天一阁，只是藏书而已。不要说外边的人，连范氏的子孙们也只许每年在晒书时候才和书见面一次，实在太可惜啦。”他多次指出：“有书而不加整理，不给人使用，不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让它们为科学研究服务，那就是把持资料、垄断学术的霸道行为。”他十分重视图书整理工作。他在《谈整书》一文中提到：“有一个督促加速整理的办法，凡新书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古旧书，外文书刊没有整理好的，暂时停止买外文书刊。等到把旧的整理好了，才能买新的。否则越积越多，何年何月才能清理完毕呢？再者旧的没有整理好，特别像古旧书之类，也没有法子再去购买，因为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些书。”

　　他强调要认真对待图书资源的共享问题。他在《谈分书》一文中说道：“把自己所不需要的或不合用的书报，分配给了别的图书馆，那是功德无量的事，那是毫无私心的光明磊落的事。书是天下公物，谁也不能坐而拥之。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彼此互通有无，谁也没有保密的必要。”现在，有的图书馆还存在着本位主义，自己不用，也不许别人用，这是极大的浪费，应坚决摒弃。

　　他呼吁图书馆应该重视宣传馆藏资源，激发读者的阅读热情。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虽工作更加繁忙，但他看到许多有价值的图书仍尘封在图书馆，深感痛心，自愿当起导读的角色。他在《人民日报》开了一个轻松的富有诗意的书评专栏——漫步书林。他说：“书林是一个最可逛、最应该逛的地方，景色无边，奇妙无穷。不问年轻年老的，不问是不是一个专家，只要他（或她）走进了这一座景色迷人的书林里去，只要他在那里漫步一会儿，准保他会不断地到那儿去的，而每一次的漫步也准保会有收获的。”他还热心回答读者的来信，鼓励读者充分利用图书馆，多读书，读好书。

　　加强图书馆藏书建设

　　郑振铎认为藏书建设是图书馆的最基础工作，如何使用购书经费，把钱用在刀刃上，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必须综合各位专家所开列的单子去买书。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为节省图书经费，他主张进书渠道多样化，充分发挥社会捐赠的力量。他参加华东工作团，在紧张工作之隙看望了著名藏书家，常熟铁琴铜剑楼的后人瞿济苍、瞿旭和、瞿凤起三兄弟。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就经历之长而言，仅次于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且精品甚多，实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之一。瞿氏兄弟久已仰慕郑振铎的学识和热情，毅然将珍贵的宋元刊本及抄校本52种、1800余册捐献给国家，并且将另外一些善本作价归公，这批书全部都归藏于北京图书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较早一次捐献，在当时影响较大。他称赞瞿氏三兄弟“此项爱护文化、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人所共见而共仰”。他指示各图书馆应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特别是赠书部分，一方面让大家观赏，另一方面也是对捐献者的宣传表扬，同时也可以教育更多的人来关心图书工作。在他的过问下，北京图书馆一年总要办几次展览会。

　　他不仅发动社会捐献，自己也以身作则。郑振铎是藏书家，“予性疏狂而好事，初搜集词曲、小说、弹词、宝卷，继集版画，皆举世所不为者也。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近则大购自置东西文美术考古书二千余种，复集汉、六朝、唐俑五百许品。心殚力竭，劳而不倦，而意兴不衰。”他一生惜书如命，但他把所藏全部献给了国家，这些书约10万册、1.7万种，北京图书馆接纳了这笔无比丰厚的遗产，以“西谛书库”专室储之，后来还编印了《西谛书目》。

　　郑振铎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开创性的工作，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毛泽东曾诙谐地说，“图书馆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流露出他对郑振铎主持图书馆工作的充分信赖和赞许。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