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金(1886-1959)，字贡九，江苏无锡人。1904年考入南洋公学中院，1909年毕业，考取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赴美留学。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哈佛大学获学士、硕士学位，主修无线电专业。1915年，回国执教交大，历任副主任、主任、南洋大学代理校长、代理教务长等。1942年8月，出任交通大学校长，在租界中维持办学，1945年秋辞职。译著《科学的工厂管理法》。
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
张廷金自幼聪明好学，勤奋读书。虽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他却凭着优异学业所获的奖学金和老师的帮助，在家乡接受了很好的教育。1904年，张廷金在一位老师的资助下，从老家无锡来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院读中学。在众多优秀学子中，张廷金的成绩仍然名列前茅。他解答物理、化学、数学3本教材的习题集，甚至被书局相中，编辑出版。张廷金的中学毕业成绩单上，有3门功课是100分，其中语文亦是100分。原来，语文考试写作文，老师给张廷金的试卷评了95分，并将这篇出色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校长国学大师唐文治。唐文治一看，大为赞赏，就又加了5分。如此一来，本不可能得满分的语文考试，他竟拿了一个满分。
1909年张廷金中学毕业。这年夏天，正值清政府开始在全国招考庚子赔款留美学生。早前，清政府外务部与美政府商定，以美国所获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清政府向美国遣派留学生的经费，由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前身）每年以考试的办法，挑选数十名学生赴美留学，选派工作就从1909年开始。作为交大最好的毕业生之一，张廷金被学校推荐去参加这首次的选拔考试，校长唐文治还资助他21元路费进京赶考。7月20日，初试在北京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举行，张廷金顺利地通过了首轮的国文、英文选拔考试。接下来连考了3天，内容囊括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外文、美英史等十余门功课。29日最后揭榜，各地学校推荐前来报考的共有630人，仅录取47人。张廷金榜上有名，梅贻琦、胡刚复、徐佩璜等人同在一榜，他们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
是年10月，张廷金等留美学生从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11月中旬方抵达美国旧金山。这时美国大学都已开学，他们只得暂入补习学校，等待来年开学，再进各大学攻读。后来，这批留学生大都入选美国的一些知名学府，张廷金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机科学习。毕业后进哈佛大学电机科攻读硕士，主修无线电专业，2年后完成学业，到美国威斯尔豪斯公司实习。从读大学到实习，张廷金在美国总共待了6年。第一批庚款游美学生，多数研习应用科学，回国后多有发展。譬如，秉志于生物，胡刚复于数理，梅贻琦于科学教育，程义法于采矿，何杰于地质，都特别著名。更为可贵的是，这样一群各自学科里的翘楚人物，视野宽泛，实践能力很强。身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目光仍时时关注着祖国的社会民生。他们很快就组织起留美学生会，并办起了会刊。张廷金正是这批卓越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他在刻苦学习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中西差异、探寻强国之路。比如，在1913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上，他发表了题为《一夫多妻论》的文章，认为家庭婚姻关系社会兴衰、国家存亡、人种强弱，文中历数国内一夫多妻制之流弊，力倡一夫一妻制，以除中华痼疾。与年报上其他剖析国情的文章相呼应，归之一言，即为“但望自今日起，我全国兄弟姊妹振刷精神，方圆自治。以诚毅之决心，力斩此三毒（狎邪、赌博、置妾）而后快，与欧美皙种民族并驾齐驱。”
无线电学先驱者的足迹
20世纪初，无线电通讯功能始获得西方国家的认知，逐步走向实用，直到1929年，世界性的通讯网才得以形成。1915年9月，张廷金学成归国。此时，中国无线通讯技术刚刚起步。一脚踏入了无线电事业孵化期的张廷金，旋即开创了几个中国第一：在中国首先开课讲授无线电；1917年，建成国内科研单位和高等学府中第一个无线电实验室；1920年，研制成功中国最早自行设计组装的无线电台。张廷金也因以其先导性工作，为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开辟鸿蒙，被誉为中国无线电学先驱、中国无线电元老，在20世纪2、30年代的中国电信界享有声誉。
张廷金创建中国最早自行设计组装的无线电台，是令时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大事，颇值一书。1918年，交通大学决定建造无线电台，张廷金被委以规划经营之重责，仪器配置都由他一手规划设计，主要部件从国外进口，学校教师参与研制，自行组装。经过二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台于1920年1月落成。电台分上下2层为6室，台外横天线，两端置高竿。试行收发电报，距离远及秦皇岛、汉口、广东、日本等地。这是国内第一部大功率无线电台。1920年12月，无线电实验室又组装了最新式的收报机，能接收法德及美国沿太平洋各大电台的讯息。电台工作人员甚至“每日将录下电信，揭示走廊下”，且遍登沪上各报。由此还引发了一个小风波：美国驻北京公使向外交部抗议，认为交大无线电台收发的电信有“透露商业秘密、妨碍商贸之嫌”，要求外交部转咨交通部“下令”学校迅速予以拆除。学校于是申明交大电台专为学生实习所用，不接收商业电信，方才顶住了外国干涉。事实上，交大无线电台一经建成，即成为沪上重大新闻，时有媒体采访报道。电台建成一年后，《申报》上仍有消息云：交通大学沪校的“无线电台成立以来，为时未久，而进步甚捷。主任张贡九（廷金）硕士悉心布置，不遗余力。仅又由美购到设备一件正在装置；而无线电力风机一付早已向美国电气厂订购，闻不久亦将运到”。报导之细微琐碎，犹如今之媒介以明星之点滴近况慰籍追星少年，无线电台在当时的意义可想而知，张廷金声名之盛也可见一斑。当时通讯技术刚刚起步，无线电台多聘请外国人设计，酬金高昂，业界评价张廷金组建无线电台“所费极小，而所得至大”。校方亦首肯张廷金的成绩，两次呈文交通部秉呈大总统，为张廷金请晋奖章。谓“电机科教员张廷金历年教学，学子翕服，建设无线电台尤能殚心规划，劳绩卓著。……敬请晋给四等嘉禾章。”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张廷金热望祖国强盛，信奉“科学救国”，希望以自己所学救助国家。当时，为普及扩大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学界人士纷纷发起各种科学学会，张廷金对此举予以积极响应。1922年，他参加了全国励学组织“斐陶斐”，入选第一届董事会，任副总干事。1927年，又被公推为中国工程学会委员。1934年10月，张廷金更同顾毓琇、恽震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这是向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的电机工程科技、教育事业界爱国人士，为实现“工业救国”梦想，促进电机工程事业的发展，而自发联合起来成立的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电机工程界学术团体，学会确定了“联合电工界同志，研究电工学术，协力发展中国电工事业”的宗旨。这一学会即是著名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前身。
勤于实践加之善于思考，张廷金的能力远远超越了他最初的专业范围。他探索科学救国的足迹，也跨越了无线电的疆域。事实上，张廷金还是国内较早引入管理学的学者之一。他的译著《科学的工厂管理法》，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两本管理学著作之一，上世纪20年代即被纳入王云五主编的“百科小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初版，十年不到又再次出版。商务印书馆宣称：“是书将机器与人工，原料与市面，以实验心得，精确之调查，分部组织，酌量支配，其结果是以鼓励工匠，增速出口，增加工资，减低物价，使工业界顿放一异彩，不但工厂管理家所当人手一编也”。张廷金的管理才能并非只是纸上谈兵，1927年，他与朱其清等人在上海集资创办了三极锐电公司。这是国内早期从事生产无线电收发报机的3家企业之一，其产品多为海岸电台和海上船舶服务。曾为国民党军队组建电台的戴宗溶（1934届校友）就对福开森大厦（位于武康路与淮海西路交界处，现武康大楼）下面的“三极公司”记忆颇深，因为当时建电台所需的器材，大部分在此购得。该公司也是交大电讯专业学生实习场所之一，是交大老校友们回忆当年时常提到的地方。
教习严谨的“饱学之士”
张廷金在交通大学任教近30年，他以自己的成绩和汗水见证并参与了早期交大电机科乃至中国电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交通大学电机系创建于1908年，当时称为电机专科，学制为3年。1910年聘请美籍专家谢尔顿任电机科科长，并建造电机实验室，后又增聘请汤姆生为教授，为以后的电机学科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1915年9月，张廷金应唐文治校长之邀回国，担任电机科教员，专门办无线电专业。1927年5月，张廷金开始担任电机科科长，历任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在谢尔顿、汤姆生、张廷金以及其后的钟兆琳等教师的努力下，电机系被认为是交通大学最好的专业，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入读。
张廷金在电机系讲授无线电，开设了《无线电原理》、《电学》等课程。他关注国际上相关专业的发展，并将最新的技术引入课堂。他所讲授的电机、火花发电机等，都是他在美国时刚有的。电子管等出现后，他的讲授内容又同步更新到电子管、真空管。他的学生不出课堂就与国际接轨了。张廷金讲课认真，为人严谨，加之他很高的声望，学生们都非常尊重他，上课时认真得近乎“恭敬”。为了使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贯通，张廷金还从校外请来庄智焕（曾任工业部电子司司长）、包可永（曾任上海市电报局局长）等两位校友来校兼课教授电话电报。为了训练学生写论文，他要求电机工程系四年级毕业班的每位学生都要写一篇专题报告，在教师指导下轮流向班上同学宣读。这种形式就是seminar，至今仍为各大院校所采用。
张廷金重视实验，他的助教回忆说“张先生动手能力极强，喜欢独自操作新实验”，教学过程中也常用无线电台进行演示。任教不久，他就在交大组建了无线电实验室。1920年，实验室已配备了他自己设计制造的无线电台以及无线电发射机、微波中继通讯终端站电话机、长波收发报机、短波收发报机、谐义振荡器、真空管振荡器、晶体控制振荡器、真空放大器总阻桥等设备。1921年，成绩优秀的本校电机科应届毕业生陈章被选留校，作为张廷金的助手，协助指导四年级学生的无线电实验，这是国内高校中首次设置助教制度。在张廷金的主持下，交大的无线电实验室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实验室条件首屈一指，以至于进出其内做实验的学生们都颇觉自豪。经过严格的专业学习和训练，电信系的学生们实际操作能力非常出色。30年代，“西北王”胡宗南部队筹建无线电台，就直接点名要交大学生。刚刚毕业的电信系学生戴宗溶去到西北，不孚所望，果然在短时间里就把电台建全了，无线电网覆盖了天水、兰州等整个军部。1934年，国际上“业余无线电”研究兴盛，张廷金深刻洞察到无线电通讯的广阔前景，他发动学生们加入这一研究行列，自己则和助教一起从旁指导。半个世纪后，他的学生提及此事时说道：“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在这样的时机带动中国学生向无线电进军，加入国际行列”。张廷金的课和实验都是在工程馆后面的小红楼里进行的，因此，学生们称他为“小红楼主人”。电机科学生在毕业纪念册中盛赞张廷金教授为“饱学之士”，是“于电机工程极富经验者”。
张廷金认为学生养成强健的人格与良好的学习习惯十分必要。他提出，工程学习者在学生时代“非先培养创始之能力与领袖之精神不可”。他在《工程同学应有创始之能力与领袖之精神》一文中写道：工程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工程学科绝不能沿袭旧式，要立足于竞争之世界，因此须有创造能力；要负责于工程重任，又此须有领袖决策能力。然而，能力与精神之养成，事业之最终成功，张廷金告诫学生们，还有赖于个人的自觉修习。因为，“事业成功得力于环境对象者十之一二，得力于研摩自修者十之八九”。他写下《赠毕业同学》一文，以“好女勿穿嫁来衣”作譬，叮嘱即将离校的学生们坚持自我修习。他说：“诸君大学四年，课程今已修毕，而将来事业之发展，非仅恃此数年学校之所得可以应付无穷”“吾人在学校所受之学术，不过方圆平直之学；正如嫁来之衣，数量有限，断不能以此自豪。欲来日之自足自给，取之左右而逢其源，则有待乎诸君之猛进研摩”。
张廷金负责管理电机系所有上课、实验以及毕业分配等重要事情。特别对于毕业生分配，他一手掌握着重要的用人单位、排列次序，另一手则掌握着毕业同学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尽量把合适的毕业生介绍到各单位就业。《上海交通大学纪事》上就载有——1928年5月11日，电机科主任张廷金介绍电信门毕业生舒远泽到安徽省无线电台任事，6月17日安徽省建设厅函复准予录用——诸如此类的记录。张煦（1934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毕业那年，恰逢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请交通大学推荐最优秀的学生前往就业，张廷金了解学生成绩、素质，经认真考察后将张煦分配至研究所。70多年后，张煦回忆求学往事时，仍说：“我记忆最深的是张廷金（贡九）教授……我感谢他处事公正和合理”。张廷金身材高大，看起来很威严，颇具学者风度。然而，他并不严厉，相反，对于学生，他非常宽容，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的学生罗沛霖（1935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对此颇有体会。罗沛霖大学毕业时得知学校有推荐清华留美电讯报考名额，虽自知学业不全面，很可能不会考取，但还是决心一试。于是，他去找在校资历很深的院长张廷金。当罗沛霖提出要求报考清华留美后，张廷金说：“你分数差，条件欠缺。但推荐4个人，现在才只有3个，可以加你一个。”果然推荐他去报考。结果，罗沛霖没有考上。他就再去找张廷金请求分配电讯部门的工作，其实，他的工作，学校已有安排，他却不甚喜欢。张廷金并不说教，仍然和颜悦色为他谋划。
坚实的专业素养、卓越的才能、严谨公正的人品和渊博的知识底蕴，使张廷金成为交通大学最有威望的教授之一，被尊称为“大教授”。他在学校的各种机构和事务中，往往独当一面。南洋公学同学会也数度推举他为副会长、会长。1921年，交通大学上海、北京、唐山3校合并后，张廷金更被委以重任，直接参与学校管理。譬如，1921年张铸任沪校主任（相当于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校长）期间，如有外出，沪校事务即请张廷金暂为代理。这年11月底，叶恭绰校长签发总办事处函，聘张廷金教授代理副主任职务（相当于副校长）。
殚精竭虑代主校务
上世纪20年代是军阀混战的时代。上海地位举足轻重，各派系的军政斗争交集于此，并往往波及校园。交通大学也不能幸免，每一次事件，校内必有风潮。其中的董事会风波，持续了近一年，期间四易校长，校务陷入停滞状态。当时承担大量校内实务的张廷金在经年的人事变更的旋流中，力图保持稳定的教学秩序，却被迫一度离开了交大。
董事会风波起于1922年5月，当时，直奉军阀混战奉系告败，亲奉的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流亡国外。当权的直系撤销交大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是当时交大学习国外高校管理制度的一种尝试），直接任命交通部参事陆梦熊兼任交大校长。陆梦熊任人唯亲，遭到抵制，疑为张铸等人所鼓动，于是逼走张铸，以副主任张廷金取而代之。张廷金不得不再三致电陆梦熊，“敬恳开去主任职务”。学生们打算为张铸主任罢课并赴京请愿。教师们赞同恢复董事会的主张，但不希望罢课。校长阙如，校务一片混乱，张廷金被教师们推举出来暂时维持校务。为使学生上课，张廷金殚精竭虑，一面致电敦促交通部、陆梦熊“再三剀劝学生无效，谨希将根本解决早日发表，以平学潮”。一面联合教师及社会名流疏导学生情绪，并召开沪校全体学生大会。大会当日，张廷金陪同福开森、黄炎培、张叔良、胡敦复等知名人士到会，吁请终止罢课。在学生坚决斗争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陆梦熊被撤职。继任校长关赓麟不久也自动解职。第三任校长雷光宇则坚辞不就。其间，交通部连续致电张廷金，由他暂行代理校长职务。当时《申报》也刊登消息，称“南洋大学暂由张廷金负责”。校长更迭之时，张廷金始终勤于校务，就经费、教务等事与各任校长商榷，电报信函往复纷纭，不绝于路。他所授课程也不曾有丝毫缩减。
8月，交通部任命卢炳田为南洋大学校长，张廷金为代理教务长。卢炳田到校，张廷金立即与他“将关防、财产、卷册等项交待清楚，接交无误”，并正式分别致函交通部、前交通大学总办，表示“即于是日交卸暂行代理校长职务”。卢炳田上任之初，张廷金以代理教务长之职主持教务，聘请了徐名材等一批著名教授，学校一度有所发展。1923年春季开学，张廷金整顿教务，向全校教师发布教务工作3点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每日上课，请按点名册一律点名；二、重申学校规定之学历授课，学生不得无故旷课；如由全体缺课情事，请即报告，以便照章惩戒；三、学生成绩分数务请从严评定。3月初，又将卢炳田擅自安排入校插班的4名学生除名。此举顿时触怒了卢炳田。20日，卢炳田签发通告，解除张廷金代理教务长职务，所有教务暂由各科科长直接分担。次日，张廷金向卢炳田递交《辞职书》，陈请辞去电机教授，望早日离校。
张廷金秉公执校却被迫辞职，校内一片哗然。周铭、周仁、吴玉麟、徐名材、胡明复、徐佩璜、徐佩琨等7位教授联名致卢炳田《责问书》，就张教务长解职一事提出疑问，并“请校长速将正当理由详细宣示，以示群疑”，“以定人心，而固校基”。周铭等教授还向卢炳田提出辞呈。刘用臧等10位职员联名致函卢炳田称，“日来学潮扩大，殊与校誉有关……恳先生审度情势，速即宣告正当办法，俾校事得回复原状”。卢炳田并不理睬校内反应，反而致电交通部称，“代理教务长张廷金明目张胆”，鼓动学生“籍促进校董会为名”，“乘夜围逼炳田辞职”。
卢炳田逼走良师，激怒了学生。学生们迅速将之与交通部强行指派校长的弊端联系起来，董事会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于是，董事会风波再起，爆发为“驱卢学潮”。卢炳田最终被撤换。
忍辱负重坚持租界办学
张廷金离开交通大学后，曾任东南大学电机、机械两系主任，吴淞无线电总厂工程师等职。1927年，国民政府筹办中央研究院，张廷金是30名筹备委员之一，主持无线电方面工作，归口于理化实业研究所。此时，交通大学再次改组扩充，解不开母校情结的张廷金复归交大任教，任电机工程学院院长。他主持院务期间重视理论与实验教学，扩充电机试验设备，亲自主教，严格要求。1933年，学校复设教务长一职，规定各学院院长轮流兼任，张被推为首任教务长。抗战初期，学校奉命将电机、机械、土木3个工程学院合并组成工学院，他又被推为首任院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战区许多高校纷纷迁至大后方安全地带。由于对战局估计不足，国民政府认为“交大素著成绩，政府期望至殷，所处环境可勉励进行，务望立即设法开学，为国效力”，指令交大在原校址或上海其他处所设法开学。1937年下半年，淞沪战事渐酣，交大校园上空常有日机盘旋。学校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在法租界租屋上课。年底，日方诬称交大校园内藏有军械，将派飞机炸毁。师生被迫彻底离开苦心经营40余年的美丽校园，开始了于租界中求生存的艰辛之旅，这也是交大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办学历程。
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为止，上海经历了4年“孤岛”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势力尚无法全部控制租界，租界内的交大暂得苟安。然而，公共租界、法租界已被日军团团围住，内迁路线基本被切断，学校失去内迁的可能。由于环境恶劣，办学条件极差，经费困难，为使学校能生存下来，校长黎照寰夜不能寐，健康受损。加之黎照寰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此时受到了日方的暗中监视，因此很少到校直接办公，以至于租界入学的学生与校长素未谋面者大有人在。张廷金毅然协助黎校长，出面维持学校秩序，坚持教学。1938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交大之间已经不能进行正常汇款，学校选定张廷金作为转交人，办学经费先汇给他再转交学校。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树德坊3弄21号”，开始频繁的出现在交通大学校史资料中，先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款地址，进而成了流亡中的交大教授们开会议事的场所，这一地址，正是张廷金的私宅所在。局势不断恶化，1940年下半年开始，学校的校务会议基本上都由张廷金出面主持。这是黎照寰校长与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商定的：因为黎照寰是国民党中央委派的校长，若日伪有所要求，难以周旋；而张廷金以知名教授身份，比较方便应对时局。
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日伪统治区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控制，交通大学面临着更加严峻和复杂的局面。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同意交大在必要时对外改为私立大学。学校于1941年9月成立由前校长唐文治、黎照寰、张廷金等11人组成的董事会，唐文治任董事长，正式改名“私立南洋大学”。黎照寰校长暗中主持校务，经费由重庆政府继续暗中汇来，而张廷金以代理校长名义应对外界盘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铁蹄踏进了租界。日本宪兵甚至冲进交大当时在中华学艺社的教室追捕抗日学生。次年5月，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强令交通大学各学院院长、系主任到国际饭店谈话，声色俱厉地说，私立南洋大学实为国立交通大学的变相，若不改组，即将全部校产没收。这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至上海的汇款路线断绝，学校连续四五个月拿不到经费，校长黎照寰也因日方监视，不能到校视事。私立南洋大学之路走到了尽头。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国民党教育部见租界里的交大难以保全，1942年8月宣布一年前创建的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升为总校，上海部分对内地称为交大上海分校，在沦陷区仍以南洋大学名义继续招生开课。在租界内艰难维持近5年的交通大学，陷入了自生自灭的境地。校董事会反复商议：交通梗阻，内迁已经绝无可能；要是关闭学校，师生员工冒险抢救出来的贵重仪器设备，反资敌用；而且，近800名学生、200名教职员即将失学失业。因此，董事会最后决定在校内推选一位真心爱校、勇于承担的人士出面主持校务，以免接收改组、被日伪方派员掌校。最后，校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嘱张廷金勉为其难，代行校长职务，“以不被改组，不被接收，维持交大立教精神，并以经济有着为原则，与敌伪周旋保存学校命脉。”
对于政治，张廷金一直很淡漠，他有一种思想：“我是一名学者，专门讲科学、教育，不搞政治。”他坚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为此他热心教育，并希望以自己的专长搞好电机学教学。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也要求自己的孩子们不参加。他嘱咐孩子们：书要读好，学好本领，改造中国的技术和教育，使国家兴旺发达。但此时，张廷金自知时局艰难，“然吾人处此国难严重时期，强邻压迫日甚，大乱于国，小乱于乡，盗贼满野，民无所托命庇生，杼轴既空，公私乏绝，是无可再事讳饰。诸君出而用世，不特展其所学，独善其身，应抱己立立人之志，救国救民之义。”为了交大的生存，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坦然出面支撑局面。8月间，他便受黎校长和董事会之托，以私立南洋大学代校长的身份去文汪伪教育部，要求恢复国立交通大学，提出只要不派人，不改变教学制度，肯给经费，愿意继续办学。甚至与胡敦复、范会国两教授到南京汪伪政府所在地进行谈判。月底，交大接受了登记，汪伪教育部拨给经费，改私立南洋大学为“国立交通大学”。然而校方苦心，学生并不能十分理解。最早由于担心接管，学生们就曾秘密地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表示在此存亡危急之秋，要以民族气节为重，宁可牺牲学业，决不卑躬屈膝，谄事敌伪。会后学生代表们联名致信黎校长，希望南洋大学仍由重庆方面领导。学校被接管后，学生们纷纷出走，有的去内地进重庆交大，还有的转入其他私立学校，有的索性停学，留下的也颇感“屈节之辱”。以机械系三年级为例，50余名学生，先后赴重庆交大的达16名，休学的达11名。知名教授们也纷纷愤而辞职，裘维裕、陈石英、钟兆琳、黄叔培等人成了著名的“反伪六教授”，曾在“驱卢事件”中为张廷金鸣不平的周铭也拂袖而去。较之后方徐名材、陈章等人建小龙坎分校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国立交通大学”的情形仆一开头就颇显凄凉。张廷金只有默默地看着向来敬重他的师生与自己隔阂渐生，渐行渐远。
汪伪教育部委宣布交通大学归汪伪政府管辖。由于一些交大校友的帮助，并没有派人干涉交大校务。伪政府授张廷金以校长之名，他始终不正式宣誓就职，也不与前任黎校长办理交接手续。日伪统治区的学校一律将日语作为必修课，张廷金坚守教育本位，拒绝实施奴化教育，交大终未教授日语，学校院系、课程、教师一切照旧。张廷金不允许敌籍生员侵入学校，不为敌伪作任何宣传。相反，他尽心为赴内地的学生提供旅费、学历证明。他还向汪伪政府提出要收回被日军侵占的徐汇校园，虽未成功，但勇气可嘉。他执校的三年间，交大学风及学术水准基本上继承了原有的校风和传统，并成为东南沦陷区青年学生向往的最高学府。
蒙冤别交大 昭雪难忘情
1945年久居日伪铁蹄下的民众，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但沦陷区的学校却被国民党政府称为“伪学校”，学生被称为“伪学生”，要予以“甄别”。张廷金因当校长，蒙受汉奸嫌疑而被获罪，遭致法庭传讯。1945年9月，张廷金致上海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甄审委员会《张廷金自白书》。书述：一、受南洋大学校董会之托，出面维持校务，实含有使交大理工教育在战争中生存成长之意。不然，则交大校产、设备、图书、仪器等势必全部沦于敌手，国家元气大受损失；二、汪伪加以校长名义，我既未正式宣誓就职，亦未交接手续，也未开会宣布就职；三、抗战8年，不为利诱，不为威屈，未曾离开岗位一步，勉竭驽钝，保存东南最高交大理工学府，掩护中央简派校长，以书患难与共之义。10月，再次呈送《张廷金自白书附件》，详述迁移至租界、私立南洋大学直至“国立交通大学”8年租界办学经历，千言万语逶迤写来，积年艰辛悉数涌入笔端，有无限感慨，也有无数委屈。如果说，徐名材等教师在重庆小龙坎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建立分校，充满了披荆斩棘的斗士的勇气。那么，张廷金等教师在沦陷区求生存则更需“隐忍”的意志，说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之壮举，有过之乎？
1947年，张廷金以“汉奸嫌疑”被提起公诉。知晓原委的交大当事人和社会名流纷纷出面，证明其清白。立法院院长、前交大校长孙科亲笔致函司法部长：“交大校产得以保全实属张（廷金）君之劳绩”，要求免于汉奸嫌疑提起公诉。曾亲历此事出任校董事长的唐文治更直言：“张廷金于恶劣环境之中，艰苦奋斗卒能维护教育，保全校产以待中央接收，其奉职之忠，卫国之诚，可与前线作战将士相比”。日伪期间受张廷金掩护的前校长黎照寰力证：教育部下令保存校产，环境恶劣非得人对外不可，乃同意表决请张廷金代行校务。抗战胜利后前来接收租界内交通大学的吴保丰校长证实道：“沪校理工各系贵重图书仪器机件等设备以及各项校产单契多半完整保存，学生程度亦属优良，此皆张廷金君历尽艰苦保全维持之功”。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也证明道：张廷金任职既由校务会议推举与商请，其目的在于维护校产，对当时处境不能公开否认伪命，惟有置之不理，他见危授命，真难得之国士。开庭前，张廷金的交通大学同仁、也是他的学生朱家琦教授，恳切地对为父亲之事急切奔走的张廷金之子说，开庭人要去的，但有我在，尽管放心。1948年6月30日，上海高等法院最终宣判“张廷金无罪”，还让张廷金写了张条子：若有人诬告，可以来法院告他。
虽然官司胜诉，这件事对张廷金造成的影响却难以消除，早在1945年秋天，他就在无奈中再度离开了交通大学。“忠而见谤，信而见疑”，张廷金始终难以释怀，解放后人民政府请他出来工作，他婉言谢绝，情愿在家中安度晚年。
张廷金建造过两个电台——上海市国际无线电台、南京国际无线电台，此外还开办过公司。他生活非常俭朴，以后靠工资积蓄及建造无线电台的酬金等，建造了一栋房子，以分租度日。他闲居家中，看书、写字、画画、种花，把家里打点得妥妥贴贴的。他的书房四壁书架上放满了书和杂志，曾经获得的许多国内外的奖章、证书就散布其中。1958年前后，张廷金不幸患上了食道癌，1959年逝世，享年73岁。他的学生张煦，很多年后，还时时记起他，回忆当年他带着同学们迎接享有盛名的世界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Marconi）来交大访问的情景。那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张先生正值壮年，高大威严、风华正茂。学生们很骄傲，因为，“那时无线电在国际上正开始兴旺发达”，而他们的老师——“张先生已是国内无线电的先驱者。”
（本文转自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