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吕文浩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14年5月22日
潘光旦是一个博学、敏锐的学者，窗外的风雨声“声声入耳”，成为他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素材，为此，他写了数量庞大的时评短论。这些构思精巧的短文不像专业论著那样旁征博引，细针密缕，但专业知识和视角贯穿始终，而且在字里行间沁透着一种超越科学分析之外的人文情怀。
1931年6月2日上海县的民众教育馆召集了一个耆老大会，应招而来的居然达到138人，在近代这样一个“少年人的世界”，老人的阅历和经验不再受到倚重，办这种在很多人眼里“落伍”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呢？潘光旦在《老当益壮》一文里以生理的或生物的眼光来看老人们的经验阅历。他看到，以前中国人死亡率很高，一个人能够活到六七十岁以上很不容易。不必说天灾人祸带来的流离转徙，就是在太平的时候，经常与各种病菌或其他致病的生物相周旋，应付得法才有生存的机会；所谓应付得法大半靠的是个人的体气，养生与医药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年人是一个生存竞争里已经得胜的人，得胜的人是应该受尊崇的。至于这个人有无功业德行，那是比较次要的计较了。”有人说寿数所大半依靠的体气不是个人努力的成绩，不值得尊敬。对此，潘光旦分析说，这话固然不错，但世间的种种成功，多是个人遗传与环境相配合的结果，有哪一桩是真正完全靠个人努力或个人自由意志凭空创造出来的呢？况且，长寿是中国民族的理想，谁都想实现的，而实现了这个理想的老人，不应受到尊敬吗？这里，潘光旦所秉持的生物学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感受力以及尊老敬老的情怀，一一和盘托出，十分耐人寻味。
这种对民族先天体格的重视，还体现在他对这种体格与中国社会心理和体育运动方式的因果关系所作的独到分析，《漫谈拳术与体育》就是这样一篇精彩的小品文。在他看来，与西洋民族的体格偏向于刚性一端不同，中国民族的体格偏向柔性一端，“柔性的体格与性情，如果需要锻炼与培养，比较更相宜的显然是中国固有的柔性的拳术，而不是西洋比较刚性的各式运动了。柔性的体格与柔性的体育方式之间，显然有它们的因果关系，但大抵体格是因，体育方式是果，而不是一个互为因果之局，因为，就在以往，柔术一类的体育方式也很不普遍，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讲求任何方式的体育的。”这里所谓“中国民族”，只是大体而言，并不说每个人皆是如此。在潘光旦眼里，在广东与东三省等处，因为存留有历代经过严酷自然选择的移民后裔，适宜于从事西洋式体育训练“比较的不太少”，在内地其他地方就比较少见了。在近代中国，西洋式体育的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新武术”、“中国式体操”等说法尽管在社会上不乏提倡者，但在新式人物眼里却屡受讥评。潘光旦以民族体格与民族体育的配合来为传统拳术作学理上的辩护，乍看似乎太过保守，细细寻思，却不能说他以传统拳术抵制西洋式体育在中国的流传，而且启发人们思考传统拳术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初看保守，实则自有其道理的论述，在潘光旦的时评短论中是十分普遍的。在妇女儿童问题上，他优先考虑妇女在家庭中教养子女的作用，强调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在老人赡养上，他主张老人由子女轮流供养，既要有“经济之养”还要有更重要的“情绪之养”。这些论述，在今天我们走过许多激进主义的弯路之后或许更能理解其合理性，但在激进主义越演愈烈的当时却显得格格不入。为此，潘光旦也时常被卷入与不少新式人物的种种论战之中。这种论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潘光旦也是受到过系统而严格的西学训练，又在西方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新式人物”。他满怀中国情怀的另类现代化思考，为激进主义所不容，似乎在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实际上却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更多的复杂性，为寻求适合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比如，他强调妇女优先考虑家庭责任，有余力之后再从事社会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子女教养荒芜、妇女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的事实同时出现之后才深刻地感受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比如，不管新式人物把西方式核心家庭以及个人价值鼓吹得如何美好，三代直系亲属同居、老人接受子女赡养并帮助子女抚育第三代始终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这和潘光旦当年所提倡的折中式家庭以及“经济之养”与“情绪之养”并重的主张若合符节。
潘光旦在关于社会变革的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既理解、尊重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又主张逐渐消除其流弊。这在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里是颇为不合时宜的。
对于强行废除阴历的国民政府以及采取支持态度的知识精英，潘光旦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赞同态度。《废除阴历的教训》一文提醒道：“高高在上的是一班切心于改革的政治领袖，以为改革的结果一定是进步。在下的却是一班习与性成的平民，他们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始终寄托在历代相传的习惯里。”他并不是反对采取社会改革举措以移风易俗，而是希望社会变革能够在尊重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稳妥地进行，“所以当务之急，我们以为不在改革的举措的本身，而在双方距离的减少。减少这种距离的惟一方法是教育：民众所需要的是一般智识程度的提高，领袖们所需要的是一些民族原有经验的认识，而对于风俗习惯的所由养成、和亟切不能用法律或政令来废除的道理，尤须有切实的了解！做不到这一点，而轻言改革，结果惟有心劳日拙罢了。”
潘光旦对于近代声势颇为浩大的“破除迷信”运动的批评以及由此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理性阐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1934年夏，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令苏、浙、沪省市当局：当农民求雨的时候，虽不便过分干涉，然于事前事后，应注意到常识的启发，务使大家能破除迷信而积极的增加人事上的努力。潘光旦对于行政当局的这种“自由的见地”深表赞同，认为是“很不可多得的”。在《迷信者不迷》的短评里，他认为农民的迷信往往不尽是迷信，其原因，一是农民的信仰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求雨过程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工作上引起了一些兴奋，同时也没有放弃防旱的努力，专等甘霖的降临；二是中国农民所信仰的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并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一旦千求不一应便会引起大众的公愤，因而受到相当的处罚。在他看来，中国农民所谓的迷信是“自己寻自己的开心”，“是一种很傻很幽默的行径”。在近代破除迷信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潘光旦能够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民间信仰辩护，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在80年后的今天来看，对于中国人追求“灵验”而不迷信偶像的民间信仰，他的理解非常深入，配得上余英时先生“很有眼光”的评价。
当代一位青年学者最近发表文章说，读潘光旦这些视角如此独特甚至怪异的文章之后，有一种读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那篇文章之后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之所以说‘惊慌失措’，是因为读他们的书，你会发现一种逆乎固有思维的全新视角：这不是高喊口号式的激情书写，亦无武断和傲慢的文风；而更是一种笃实、细密、稳劲品质的传达，而此，正是我们这些青年人最为匮乏的。”我想阅读潘光旦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意义也许就这里：我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独特的视角总能带来全新的思维体验。
潘光旦的个性敦厚而固执，他所研习的优生学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与民主化、平民化的主流思想保持了相当大的张力关系。所以，尽管潘光旦学养深厚，著述宏富，但他的不少文章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近代流行的许多时代潮流相比，潘光旦的不少论说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大概是有感于此吧，在留学归国的第二年，1927年，潘光旦就在《学问与潮流》一文中对“顺应潮流”的风尚表示疑虑。学习生物学出身的他喜欢以山涧中逆流而上，力争上游的鱼来作比喻；他认为：“看出潮流的方向目的，遇到方向不大正直，目的不大光明的潮流，便知竭力挣扎，不肯轻放一着的，毕竟是少数有见识的人”，这些“少数有见识的人”就是学者，“他们好比山涧里的鱼，和潮流有相当的关系，却不会卷入漩涡，演没顶的惨剧”。换言之，学者面对种种获得浩大声势甚至历久不变的所谓“潮流”，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趋避取舍，“做一个时代潮流主动的引导者、选择者，却不做只是被动的顺应者”。
1932底至1934年初，潘光旦在他主编的《华年》周刊上继续对“潮流”有所论述，观点明显有所深化。首先是潘光旦约600字的短评《时代潮流？》，在批评时人关于“时代潮流”的论说以后，他表示“时代潮流里的事物未必尽是，社会遗传里的事物也未必尽非，西洋输入的新事物未必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旧事物也未必尽恶尽丑；要紧的是要凡是和他们接触的人能知所选择，而定取舍趋避之方。选择要有标准，而标准的来源，还是逃不了社群生活的经验与阅历”。过了大约一年时间，欧阳子祥还记得潘光旦短评中的意见，在表示了基本赞同的意思之后，就“经验与阅历”可否作为选择潮流的标准提出了商榷意见。他认为，这个标准容易流于保守，而致妨碍社会的演进，在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不太适用。潘光旦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经验的标准》一文，作为对欧阳子祥的《论“时代潮流”》一文的答复。他认为，他所说的经验指的是经历而有效验，包括人类所有一切经验里已经证明最有效用最有益处的部分，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自然科学的知识是比较准确，可以短时期内抽取而得的经验；人事范围内的历史经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准确而且可以于短时期内取得，但自有其重要性，社会学、伦理学等学问就是从人类原有经验里归纳出来的。这样，潘光旦在选择潮流的标准里就同时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这也是评论者认为他在治学和公共发言中始终坚持科学态度与人文情怀的原因所在吧。潘光旦后来呼吁“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提倡社会学者要多有一些生物、遗传、生理、心理以及病理诸种学科的准备，还要多多地涉猎人文学科，这种独特的思维路径与宽广的胸怀视野大概都能从潘光旦论述时代潮流的一组文章中找到源头。这就是本书将“学问与潮流”作为开篇第一辑并将“逆流而上的鱼”作为书名的用意所在。
任何论述都有其时空的限制，潘光旦的某些具体论述当然会有其过时的一面，但其思考问题的若干原则却因其与时代潮流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未被“卷走”，更因其对现代化思考的另类性而愈发显示出其价值。令人难忘的是潘光旦在著述中贯穿始终的科学态度与人文情怀，在时评短论里表露得更为直接、更为率真。正是它们，给予那些闪光的思想原则以大量科学事实的衬托和人性关怀的光芒。而这一点，也许是今天的读者特别需要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逆流而上的鱼》，潘光旦著，吕文浩编，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一版，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