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日报  时间：2014-02-27

图为卫聚贤

卫聚贤在孤山附近发掘的地简图

卫聚贤编的《中国考古小史》

    他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

    卫聚贤 （1899年—1989年）是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是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山西考古第一人。

    卫聚贤先生生长在万荣县孤峰山下的北吴村。先生少年孤贫，随父经商，青年时期辗转运城、太原、北京多地求学。在太原求学就读于山西商业学校，先生学习刻苦，广泛阅读，特别重视对春秋战国时代的研究。期间，撰写了《介子推隐地之研究》，力挺介子推隐居孤山说，由于这篇文章考证清晰，论据可靠，先生受到著名学者胡适接见。后来考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进行专业训练，自此，走上了专业学问研究之路。1927年毕业后，任教育部编审，兼任国民政府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逐步开始了他的考古生涯。

    卫聚贤在考古学上成就颇丰，在史学诸多领域也多有建树，被称作开拓型的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是有中国第一部考古学史之称的 《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十三经概论》《楚辞研究》《古器物学》等也很有影响，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再版多次。他的《古史研究》（共三辑）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史学界新作，后来相继收入 《民国丛书》和《民俗民间文学影印资料丛书》。卫聚贤还与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等人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以他为主并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也先后被收人《民国丛书》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丛书》。抗战开始时，卫聚贤以私人名义编印《说文月刊》，提出巴蜀文化，开创了研究巴蜀文化的先河。

    与在历史学研究上的成就相比，卫聚贤在考古事业上的成就似乎更为重要。

    受其导师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的影响，1927年春，返乡进行考古调查，于孤山周围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随后他撰写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经过和见解》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四号上，从此在万泉（今万荣）孤山周围开始了颇有意义的考古活动。

    1930年10月30日—11月8日，卫聚贤和董光忠、张蔚然（两人此前都曾在史语所考古组任职）以山西公立图书馆的名义，在万泉西杜村阎子疙瘩进行发掘，卫聚贤先生的 《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发表于1929年《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九号）和董光忠的发掘报告（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太原山西公立图书馆和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中英文合刊）详细记载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研究与发掘。经过发掘，得到了铜五铢钱、铁刀、铁钉、陶壶、陶釜、陶温器等古物，有“千秋万岁”砖、几何纹砖，“宫宜子孙”“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瓦当以及大瓦等文物。通过发掘出土物及其他考证，卫先生认为此地当为汉汾阴后土祠的所在地，而后土祠的前身即为介子推祠。1931年4月1日—5月15日在万泉荆村瓦渣斜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报告由董光忠书写并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所办重要刊物《师大月刊》上。荆村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意义非常重大，这次除了发现大量的陶制生活用品之外，还发现了陶埙这一先民生活的乐器，至今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品中仍能看到在荆村出土的陶埙。陶埙出土的荆村仰韶文化遗址之发掘，标志着山西籍考古学家卫聚贤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跻身中国考古大家之行列。

    除了在家乡的这两次发掘外，在此前后卫聚贤还有几次重要发掘。1929年9月，卫聚贤先生率队发掘明故宫，这是他首次进行考古发掘，1930年3月又主持发掘南京栖霞山墓葬。1940年4月7日，卫聚贤和郭沫若在嘉陵江北岸调查时发现了几块汉砖和一对石椁。次日,两人又约同马衡、常任侠等人继续调查,在周围又发现了数座汉墓。14日，连同新增加的胡小石教授，几人一同发掘这些墓葬。卫聚贤负责发掘的汉墓出土了大批五铢钱、一把铁剑和数件陶器。21日试掘结束后，卫聚贤等人还在当地半山竹庐内举办了一天的小型展览，展示各种文物图案的汉砖十几种，参观人数达到两千人以上，22日重庆多家报纸均报道了这次展览会的情况。郭沫若还专门为这次发掘出土的汉砖题诗五首，其中 “宝剑已残琴已断”“甓上犹余汉代钱”等诗句，都是描写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效。

    卫聚贤在历史、考古界成就斐然，在金融史的研究方面业绩亦十分明显。先生所著《古钱》《古钱年号索引》《山西票号史》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山西票号史》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近年来，对于山西票号的研究应是从卫聚贤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1951年卫先生去香港之后，又撰写了《中国人发现澳洲》《中国人发现美洲》。1975年先生到台湾后把在香港出版的《文字学》一书做了修改补充，后来又撰写了《咬文嚼字》，这两本书是卫聚贤晚年最主要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卫聚贤在中外文化研究和文字学方面的突出成就。 

（本文转自山西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