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良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2014年4月30日

    我不是王瑶先生的入室弟子，只是他教过的广义的学生之一。我与他的交往虽不少，但对他的了解不深。这里写下的只是我师从王瑶先生的点点滴滴。

　　旁听先生的“鲁迅研究专题课”

　　我是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头一年不分专业，语言课和文学课各占一半。这些课都是所谓“基础课”，是必须学好（至少必须考试及格）的。当时的系主任、著名的元曲专家和文艺批评家杨晦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不让学生搞创作，说那是“不务正业”；甚至说“想当作家的不要留在中文系”。比我高两级的刘绍棠本是通州区小有名气的青年小说家，便是在这一观点影响下到作家协会去的。我们循规蹈矩，按照课程要求念参考书。加之西洋小说、苏联小说的吸引，忙得不亦乐乎，哪有时间写作？哪又敢违规写作呢？

　　听课，是有点“学问”的。有专注本年级所开课程的，也有到系内别的年级甚至外系旁听的。有一天我就挤到一间大教室旁听起来。讲课的老师个子不高，40多岁，叼着个大烟斗，讲着讲着自己便哈哈大笑起来。听讲者也跟着哄堂大笑。老师话音很难懂，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事后我才打听出，这位老师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作者王瑶先生，他讲的正是为中文系三、四年级开的“鲁迅研究专题课”，那天分析的是《野草》中的一篇。

　　说来很奇怪，这堂一句也没听懂的旁听课，却在我脑子里扎了根，先生的大烟斗和谈笑风生的印象再也无法忘怀了。这或许为我后来走进鲁迅研究领域种下了一个“情意结”。

　　先生表扬我组织编写《鲁迅杂文选讲》

　　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特殊的时代，为了工农兵学员学知识学文化的需要，我们成立了大写作教学组，专门教认字和写作。李庆荣同志和我便是这个大写作组的负责人。

　　写作组成立后，18个教员每人负责3个学生，共50多个学生。但加上轮流上课（讲写作知识），教员还是行有余力，“吃不饱”。因为中文系虽有100多名工农兵学员，但除去学军、学工、学农、学商以及其他临时任务，经常需要写作组包干的并不多。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集体编写教材。当时，我们接触较多的是鲁迅杂文，上课分析最多的也是鲁迅杂文。我和李庆荣一合计，便决定写一本《鲁迅杂文选讲》，作教材之用。办法是教员自选篇目，各选一篇，3个月内写出初稿，然后全组讨论、修改、定稿。为了树立样板，请乐黛云同志先分析一篇，作为参考。说实话，写作组的18名教员，并不都具备编写这本书的条件。因为除乐黛云、金申熊二位系统讲过鲁迅作品外，其他同志大都只讲过一两篇鲁迅作品，对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知之甚少。但大家心比较齐，都跃跃欲试，于是很快便“土法上马”了。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在教学之余，名为《鲁迅杂文选讲》（共18篇）的内部教材便印了出来，并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效应，颇为中文系增了光彩。魏建功先生亲自题写了封面，杨晦、吴组缃等先生也都表示嘉许。特别是王瑶先生，私下对一些同志说：“应该好好表扬表扬这个袁良骏。”当我听到先生的这个话时，顿时生出无限惶愧和感激，这本教材是大家的功劳，我不过是张罗张罗而已。但王先生的这番心意成了对我的有力鞭策。后来，这本《鲁迅杂文选讲》先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在北京出版社的征求意见会上，王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也当面给了我们很多鼓励。

    对待学术研究一丝不苟 

　　大概从1974年开始，北大中文系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注释鲁迅著作《坟》的任务，由我和孙玉石同志主持，吸收了两位工人同志和两位农民朋友参加，是所谓“三结合”注释组。两位工人同志均为高中毕业生，尚可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两位农民朋友则实在十分困难。《坟》是鲁迅著作中文言成分较多的一部，注释难度很大。这样一种状况如何完成任务？我首先找到了王先生和川岛（章廷谦）先生，希望他们两位不避劳苦，参加注释组的工作。两位老先生一一答应，都准时到注释组上班。尤其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人心惶惶，天气又酷热难耐。但两位先生依然坚持上班，从无间断。

　　进入80年代之后，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也得到了更多的启发和支持。1981年5月，川岛先生不幸病逝，我受孙斐君先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托，编选《川岛选集》。我找到了先生，请他为《川岛选集》写序。先生两天便写好交给了我。《序》表现了两位老先生深挚的情谊以及对散文家川岛的历史评价。作为编选者，我从中既受到了感情的陶冶，也开扩了眼界。

　　鲁迅百年诞辰纪念期间，先生一边忙着参加全国的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一边还应北大校方之请为北大学生作了题为“鲁迅和青年”的学术报告。我有幸主持了这场学术报告会，再次聆听到他的精彩讲演，还客串“翻译”，以便使在场的听众能听懂先生的山西话。

　　对外籍学者、外籍华人学者的热情友好，一点也没有影响王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原则。改革开放以后，美籍华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版流入国内，颇为引起轰动。1983年夏，《文艺报》主编冯牧同志主持座谈会，邀请在京老中青学者30余人，专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问题。会上，王先生带头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夏著的一些错误和不当之处，而且尖锐地指出：研究中国文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对外国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的学术论著，我们一要欢迎，二要分析，千万不要盲目崇拜。

　　怀念先生雪中送炭

　　先生对他的研究生很严格，但对我这个“非嫡系部队”很宽容。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一文，并不敢拿给先生看，但他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孙玉石兄转告我：“王先生对你的文章很赞赏，说是一气呵成，气势逼人，像江水泛滥。”我乍听颇为自得，但过后一想，不对了，这岂不也是很明显的批评吗？“江水泛滥”，自然泥沙俱下，先生显然是不满意于文章之粗糙，只不过怕我接受不了，故意寓贬于褒而已。

　　有时，先生对我也坦率批评。一次，我写了一篇论鲁迅文艺思想的文章请他指正。他看后毫不客气地对我说，这篇文章没写好，没有深入下去，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最好抓住某一点生发开去。这次批评对我后来的学术著述可以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先生对我的生活也给予很多关心。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资很低，我上有父母，下有两个孩子，几乎每月入不敷出，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次，老父亲来住了一个月，我简直无力把他老人家送回家乡了。于是，我厚着脸皮找先生“告帮”。先生爽快得很，进屋便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了我，还说：“不够再来。”后来，我有了稿费，才还了这笔债。但这雪中送炭的温情是还不清的。

　　先生对我的《鲁迅研究史》的关心与推荐最令我感动。那是先生病逝的前一年，江西的一位朋友给先生写信，说要编写《鲁迅研究十二家》，请先生推荐相关学者。先生向他引荐了我及我的《鲁迅研究史》。我那本书缺点很多，而且当时只出了上卷，先生那样器重，实在不胜惶恐！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当面向先生表示我的感谢和惶恐，他便撒手而去了。我只好将这种感念之情深藏心底，作为我继续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

　　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在我眼前，他的那些风趣幽默的妙语隽言也一直让我钦佩和回味。昊天不吊，奈何！安息吧，王先生！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