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令华

　　如今人们提起当年的清华研究院，赞其辉煌，表其模式，多称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的教育伟绩。其实，另一位开创者——研究院主任吴宓先生所做的贡献，也是值得一书的。

　　清华本是留美预备学堂，上世纪20年代中期酝酿改制，向正规大学转变。先新旧制并存，设大学部，办研究院，设国学一科。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吴宓被聘为研究院筹备主任。吴本出身清华，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与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梅光迪、柳诒徵等一道，办《学衡》杂志，主张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之精神。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问题上，他与胡适等新文化提倡者，犹如申包胥与伍子胥之于楚国：尔能覆之，我必复之，针锋相对。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对二者之争并不看重。据说他先拟请胡适主其事，胡豁达而谦虚，说我不行，须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专家，方能成其事。曹接受了胡的建议，转请吴宓。吴接受此职，是有自己的抱负的。他见到曹云祥，即提出要有全权，负全责，否则仍回东北。获允，清华研究院筹备工作遂得以展开。

　　首先确定研究院的地位宗旨，拟定章程。吴宓设定研究院之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宗旨则简单明确：“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吴宓特别解释：“惟其如是，故不惜经费，布置种种，专为少数人谋求研究学术之利便，学生名额极少，又复从严考试录取，期望甚大，所谓在精而不在多也。”起点甚高。故所聘教授讲师必须是：“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的硕学重望。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导师予学生以个人接触、亲近讲习之机会。至于研究方法，吴宓特别提倡：“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实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并以之作为与当时国内其他研究国学者的重要区别。（见《清华周报》351期）

　　大政既定，导师的聘任便是关键。王国维、梁启超早已商定，无甚周折。只是原议定聘王国维为研究院院长，已发聘书，不知何故，又改任导师。吴对王十分钦佩，执礼甚恭，二人由是结下终身友谊。赵元任之聘，亦甚顺利。章太炎不来，吴立即举荐尚在欧洲的陈寅恪，梁启超亦极力推重。陈学问虽高，还缺学位名气，吴“费尽力气”，终得成功。而李济时在美国某博物馆作古迹调查工作，任务未完，吴宓与该博物馆代表反复协商，最后决定李济任讲师（规定教授必须专职，能随时指导学生）。同时，为导师物色助教，梁廷灿、赵万里、章昭煌分别做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的助教。此外，导师的住宅、家具，图书、教学仪器的购置、办公室的安排，在在都要吴宓躬亲。他挚友碧柳（吴芳吉，诗人）介绍的事务员很不得力，令他伤透脑筋。

　　招生也是重要环节，章程规定报考资格为：“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二、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底者。”（见《清华周报》339 期）总之都是饱读诗书的俊彦，并经考试择优录取。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保荐手下的人来，要求免考入学，尽管该生基础不错，吴答以必须考试。录取新生吴其昌写信，保荐无锡国专高才生侯堮，请求特取，吴宓亲笔回信拒绝。（侯堮于次年考入。）还有外国人介绍入学者，吴亦答复欢迎报考。故录取工作可能因名额所限而有遗珠，却决无违规踰墙得入者。

　　如是，抓住清华转制的特定契机，研究院以其特殊的地位，敦请了当时学术界、思想界贯通中西的顶尖师资，招得材质优秀的学生，可谓风云际会。实行欧美的导师制与中国传统的书院制结合，春风化雨。高材生一经名师点拨，便登堂入室，如虎添翼。清华研究院遂成为教育界的一朵奇葩。这其中，吴宓倾注了大量心血，尽管他不久离去，饮水思源，厥功甚伟！

　　吴宓在研究院从筹备到开学，只呆了一年多（1925.2－1926.3），第一届学生未毕业，即愤而辞职，实在令人扼腕。辞职三个月后，吴宓心中仍郁郁不平。据《吴宓日记》 1926年6月25日：“是日为校中举行毕业典礼之期，宓以不愿见研究院学生毕业给凭（因被逼去职故）。遂于晨八时入城。”愤懑之气，溢于纸表。究其故，错综复杂。

　　其时，研究院内师生按部就班研习，风平浪静；院外，学校的人事却一直纷争不断，还有人对研究院之特殊地位及做法等啧有烦言。先是校长曹云祥提出将赴英，荐教务长兼旧制部及大学普通部主任张彭春以自代。张在清华权势影响很大，由此引起教员中倒张、拥张之争。在校务会议讨论研究院的发展计划时，吴与张彭春意见不合，实际隐含权力地盘之争。会议表决结果，与吴的意见完全背离，令吴失望。偏偏研究院众教师对校务会议决议的态度并不一致，吴心甚苦。学生则多考虑选课、文凭、学位诸事，也不断给吴施压。故吴宓觉得“上厄于强有力者，中不合于教授，下沮于学生”，己之理想，不得实现，即萌辞职之意。此剧以张彭春离校落幕。让吴宓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作为张氏之大罪状之一。”（1926年1月 27日日记）寒假将届，研究院照例师生同乐，王国维诵八股文，吴宓吟辛稼轩词助兴，大家欢欣而散。

　　谁知风波不止，全校学生连开大会，要挽张（彭春）驱曹（云祥）。风潮平息后，教职员大会议决改组学校行政系统，实行教授治校。选出梅贻琦、钱端升、吴宓等六人，加上曹校长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学校组织大纲。使吴难堪的是：他参与起草的校组织大纲竟将研究院取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比如“杀身自焚之蚕儿”，无可奈何。研究院学生闻讯大哗。校长圆滑，告学生“此委员会之主张，我并不赞成。当以我个人之力，使该条不至通过”云云。于是学生矛头集于研究院主任吴宓。研究院学生会正副干事杜纲百、吴其昌青年气盛，又事关切身利害，撰公文、发宣言，语多不逊。吴宓遂不得不辞职矣。

　　可注意的是：在校务会议上，取消研究院，在各系设研究教授及研究生，虽是钱端升之意，吴宓也是“甚赞成”的（1926年3月6日日记）。他的解释是“力顾大局”，“以身作则（裁并机关）”，“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同上）。此事甚怪，其中似另有隐情。

　　在研究院，最有影响力的人应数梁、王、吴三位。王专心学术，对其他很少过问。梁启超多年从事政治，执思想界之牛耳，名望高。影响大。在研究院，列梁门下的弟子也多。吴宓对梁尊重，而与王亲近。毋庸讳言的是：梁对研究院，也有自己的理念。两人的思想有同有异。梁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坦陈来清华的目的，一，“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而吴宓更重学术，反对政治介入学术。梁在对学生首次学术讲演的题目即是“政治家之修养”，这也不合吴宓的心意。尽管两人在工作上，还是互相支持的。讨论研究院问题时，院中教授只有梁明确支持吴宓。但吴始终对梁怀有“树党”之戒心。在“倒张”事件中曾有一插曲：传有推举梁启超为校长之说，梁亦表示“愿就”，又云：“胡适可聘来研究院。”此言引起吴宓疑心，据 1925年11月24日日记：“即梁就职，且招胡来，是逼宓去。张任校长，其不利于宓，尚未至此也。”后来另一次研究院风潮中，曹云祥引咎辞职，时陈寅恪已到校，力主梁启超长校。对好友的主张，吴宓却悲观地认为：“恐梁来而党徒遍布，趋奉者成群。而我辈之有一定宗旨及身份者，仍不能受知于当局耳。 ”（1927年11月2日日记）由此推测，研究院里梁的弟子多，形成一股潜在势力。吴可能认为在研究院难以实现自己的理念，而灰心放弃，也未可知。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其时梁启超已重病在身，无力再任什么职了。但吴宓独力支撑《学衡》，出版遇到困难，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弟子吴其昌、刘盼遂等曾多方给吴以支持帮助。

　　吴宓去职后，校长亲主研究院工作，后由教务长梅贻琦接管。研究院共招学生四期，于1929年结束。吴宓先调任西洋文学系教授并代系主任，不久也因人事问题，辞去主任，专任教授。

　　吴宓学贯中西，勇于任事，为人仗义，执著坦率，又多情善感，性情中人也。一个大学者，好教授，杰出的诗人。他对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亦不乏可取之卓见。可惜意气太盛，襟抱难开，时也，命也？其晚年的凄惨境遇尤令人酸鼻，不忍复述。

　　2008-12-27于北京马虎居

（来源：文汇报；本文转自清华新闻网）